杜牧，字牧之，杜佑之孫，唐京兆萬年人，唐代文學家，曆任淮南節度使掌書記、監察禦史、宣州團練判官、殿中侍禦史、內供奉、左補闕、史館編撰、司勳員外郎以及黃、池、睦、湖等州刺史。晚年長居樊川別業，世稱‘杜樊川’。性剛直，不拘小節，不屑逢迎，自負經略之才，詩、文均有盛名。文以《阿房宮賦》為最著，詩作明麗雋永，絕句詩尤受人稱讚，世稱‘小杜’，與李商隱齊名，合稱“小李杜”。代表作《泊秦淮》《江南春》《赤壁》《題烏江亭》等，膾炙人口。年輕時即好讀兵書，曾注曹操所定《孫子兵法》十三篇，又著《罪言》《戰論》《守論》《原十六衛》等文論當代兵事。
杜牧，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在讀書之餘，關心軍事，後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谘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於治亂與軍事；23歲時，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26歲時，進士及第，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後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遊。
杜牧三十三歲，被朝廷征為監察禦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裏他遇到了宣州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於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
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並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
唐時的黃州，在華夏屬下等洲，兵連禍結，戰火紛飛，官不曾安位，民不得聊生，是個地地道道的荒郡、廢邯，晚唐以後是一處外放“逐臣”的地方，被京官視為“鄙陋州郡”。在黃州任上，無異於貶謫，但他對自己充滿信心，文人逐放地方官，是官還是文人。而杜牧在黃州的寓所是“使君家似野人居”，他為政清廉，《唐書》本傳中稱他“剛直有奇節”。
杜牧在黃州刺史任上三年，把黃州治理得井井有條，也是唐代繼韓愈之後的又一尊孔大家。黃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末孔子周遊列國時的過往之地，有“孔子使子路問津處”等聖跡，山旁建有孔子廟。由於年久失修，瀕臨傾倒，杜牧為了宣揚孔子思想和施展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在孔子山擴建孔廟，拜謁孔子聖像，親自改孔廟名為“文宣廟”，並在廟中設置學堂，教化士民。他雖身居吏職，仍在學堂講學不輟。講學之時，其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在《黃州刺史謝上表》中說：“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用忠恕撫字之道”，“使一州之人，知上有聖仁二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熏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後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於這一措施是很讚同的，後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於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並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後，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製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裏以文會友。
杜牧臨死之時，心知大限將至，自撰墓誌銘，但這篇短文寫得卻是平實無奇，絲毫不顯文豪手筆。據《新唐書》載，墓誌銘寫就，杜牧閉門在家，搜羅生前文章，對火焚之，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後在冬天病重逝世。
杜牧，家族中排行十三，因此根據唐人的習慣，被稱為“杜十三”。杜牧政治才華出眾，杜牧十幾歲的時候，正值唐憲宗討伐藩鎮，振作國事，在讀書之餘，關心軍事，後來杜牧專門研究過孫子，寫過十三篇《孫子》注解，也寫過許多策論谘文。特別是有一次獻計平虜，被宰相李德裕采用，大獲成功。20歲時，博通經史，尤其專注於治亂與軍事；23歲時，作出《阿房宮賦》；25歲時，又寫下了長篇五言古詩《感懷詩》，表達他對藩鎮問題的見解，此時的杜牧已經很有名氣，作品流傳；26歲時，進士及第，考中賢良方正直言極諫科，被授弘文館校書郎、試左武衛兵曹參軍，被淮南節度使牛僧孺授予推官一職，後轉為掌書記，負責節度使府的公文往來，這時杜牧居住在揚州，特別喜歡宴遊。
杜牧三十三歲，被朝廷征為監察禦史，赴長安任職，分司東都，在東都洛陽上任，因此逃過了甘露之變的險惡風波。在這裏他遇到了宣州的故人張好好，寫下了著名的《張好好詩》。在洛陽期間，由於職務清閑，他四處憑吊古跡，寫下了不少詩篇。入宣徽觀察使崔鄲的幕下，被召為宣州團練判官，年底杜牧離開宣州，去長安任左補闕、史館修撰。
外放為黃州刺史，杜牧外放的原因史書上並無記載，杜牧自己認為是宰相李德裕的排擠。而李杜兩家為世交，李德裕為何不喜歡杜牧，有人認為是杜牧為人倜儻，不拘小節，與李德裕的理念不合，而且牛李黨爭，杜牧與牛僧孺私交甚好，可能被李德裕認為是牛黨。
唐時的黃州，在華夏屬下等洲，兵連禍結，戰火紛飛，官不曾安位，民不得聊生，是個地地道道的荒郡、廢邯，晚唐以後是一處外放“逐臣”的地方，被京官視為“鄙陋州郡”。在黃州任上，無異於貶謫，但他對自己充滿信心，文人逐放地方官，是官還是文人。而杜牧在黃州的寓所是“使君家似野人居”，他為政清廉，《唐書》本傳中稱他“剛直有奇節”。
杜牧在黃州刺史任上三年，把黃州治理得井井有條，也是唐代繼韓愈之後的又一尊孔大家。黃州有孔子山、孔子河，是春秋末孔子周遊列國時的過往之地，有“孔子使子路問津處”等聖跡，山旁建有孔子廟。由於年久失修，瀕臨傾倒，杜牧為了宣揚孔子思想和施展自己遠大的政治抱負，在孔子山擴建孔廟，拜謁孔子聖像，親自改孔廟名為“文宣廟”，並在廟中設置學堂，教化士民。他雖身居吏職，仍在學堂講學不輟。講學之時，其弟子自遠方至數百人，在《黃州刺史謝上表》中說：“獨能不徇時俗，自行教化，唯德是務，愛人如子，廢鞭笞責削之，用忠恕撫字之道”，“使一州之人，知上有聖仁二天子，所遣刺史，不為虛受，熏其和風，感其歡心，庶為瑞為祥，為歌為詠，以裨盛業，流乎無窮”。後杜牧任池州、睦州刺史，為政能興利除弊，關心人民。
杜牧遷池州刺史，這年四十二歲，池州治所秋浦縣。武宗下詔禁毀佛教，杜牧對於這一措施是很讚同的，後來他在宣宗大中年間作《杭州新造南亭子記》，詳細敘述武宗禁毀佛教事。得宰柏周墀的幫助，入為司勳員外郎、史館修撰，轉吏部員外郎。因為京官俸祿低，而難以養家請求外放杭州刺史，但是沒有批準。
被升為吏部員外郎，但是杜牧仍然多次請求外放湖州刺史，連上三啟，終於應允了他的要求。但是也有人認為，杜牧請求外放並不僅僅是經濟原因，而是不滿意朝政，認為自己無法在朝中有所作為。杜牧到任湖州刺史，他在湖州憑吊前賢，結識詩友，作了不少詩。一年後，他又被內升為考功郎中、知製誥，到長安第二年，遷中書舍人。這段時期，杜牧重新整修了祖上的樊川別墅，並且閑暇之時經常在這裏以文會友。
杜牧臨死之時，心知大限將至，自撰墓誌銘，但這篇短文寫得卻是平實無奇，絲毫不顯文豪手筆。據《新唐書》載，墓誌銘寫就，杜牧閉門在家，搜羅生前文章，對火焚之，僅吩咐留下十之二三，後在冬天病重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