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賀，字長吉，河南府福昌縣昌穀鄉人，祖籍隴西郡，唐朝中期浪漫主義詩人，與詩仙李白、李商隱稱為“唐代三李”，後世稱李昌穀。出身唐朝宗室大鄭王（李亮）房，門蔭入仕，授奉禮郎，仕途不順，熱心於詩歌創作。作品慨歎生不逢時、內心苦悶，抒發對理想抱負的追求，反映藩鎮割據、宦官專權和社會剝削的曆史畫麵，詩作想象極為豐富，引用神話傳說，托古寓今，後人譽為“詩鬼”，繼屈原、李白之後，中國文學史上又一位頗享盛譽的浪漫主義詩人，有“太白仙才，長吉鬼才”之說，作為中唐到晚唐詩風轉變期的代表人物，李白、杜甫、王維齊名。
李賀，母親鄭氏，生一女二子，長守昌穀，大女出嫁後，家境愈貧寒。李賀兄弟二人外出謀生，欲飽肌腹，“欲將千裏別，特此易鬥粟”，淒涼之狀，於此可見。李賀自幼體形細瘦，通眉長爪，長相極有特征，他才思聰穎，七歲能詩，又擅長“疾書”。李賀正值七歲，韓愈、皇甫湜造訪，李賀援筆輒就寫就《高軒過》一詩，韓愈與皇甫湜大吃一驚，李賀從此名揚京洛。年紀稍長，李賀白日騎驢覓句，暮則探囊整理，焚膏繼晷，十分刻苦，李商隱作《小傳》雲：“恒從小奚奴，騎巨驢，背一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見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耳！’”，十五歲的李賀，已經譽滿京華與李益齊名了。
宦官俱文珍勾結貴族官僚改元永貞，逼順宗稱病退位，新政遂敗，順宗病亡。李賀十八歲左右，即已詩名遠播，寫《雁門太守行》謁韓愈，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聲，但“年未弱冠”，即遭父喪，當時服喪務必以三年全期為限，韓愈與李賀書，勸其舉進士。二十一歲的李賀參加房式主持，韓愈參與組織的河南府試，作《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並閏月》，並一舉獲雋，年底即赴長安應進士舉。可是“闔扇未開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謂李賀父名“晉肅”、“晉”與“進”犯“嫌名”。盡管韓愈“質之於律”“稽之於典”為其辯解，終無可奈何，李賀不得不憤離試院。
十九歲的李賀，離京返回昌穀，作《出城》，當年十月間，再次西入長安，經停洛陽，韓愈、皇甫湜到訪慰藉落第之人，李賀作《高軒過》答謝。李賀在洛陽仁和裏坊的宅院中，與前輩話別，作《仁和裏雜敘皇甫湜》。韓愈調為河南令，有詩《燕河南府秀才》，詩中有“惟求文章寫，不敢妒與爭”，可能是感懷此前李賀的不幸遭遇，誡勉本屆考生。
未能參加進士考試，對李賀打擊甚重，他曾寫了不少抒憤之詩，回到昌穀。大約因其為李唐宗室的後裔，又有韓愈為之推獎，李賀又返回長安，經宗人推薦，考核後，父蔭得官，任奉禮郎，從九品，從此，長達3年。為官3年間，李賀親身經曆，耳聞目睹了許多事情，結交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對當時社會狀況有了深刻的認識，個人生活雖不如意，卻創作了一係列反映現實、鞭撻黑暗的詩篇。雖然此間心情“憔悴如芻狗”，但增長了生活閱曆，擴充了知識領域，在詩歌創作上大獲豐收，大多數作品就產生在這一時期，他在中唐詩壇乃至整個唐代文壇的傑出地位，應該說主要是這一時期寫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由於遷調無望，功名無成，哀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賀憂鬱病篤，告病回昌穀休養了一段時日，不甘沉淪，舉足南遊，希望在南楚或吳越一展才華。離長安時，他的友人無可和尚撰寫《送李長吉之任東井》的詩，預祝他南遊成功，但結果大約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陽，告別長輩皇甫湜等親友，又西進長安。
決然辭去奉禮郎之職，重回昌穀，然後取道宜陽、洛陽、經河陽，入太行，過長平、高平，於深秋到達潞州。此後，在潞州張徹的薦舉下，做了3個年頭的幕僚，為昭義軍節度使郗士美的軍隊服務，幫辦公文。因北方藩鎮跋扈，分裂勢力猖獗，郗士美討叛無功，告病到洛陽休養，友人張徹也抽身回長安。李賀無路可走，隻得強撐病軀，回到昌穀故居，整理所存詩作，不久病卒，時年二十七歲。
李賀，母親鄭氏，生一女二子，長守昌穀，大女出嫁後，家境愈貧寒。李賀兄弟二人外出謀生，欲飽肌腹，“欲將千裏別，特此易鬥粟”，淒涼之狀，於此可見。李賀自幼體形細瘦，通眉長爪，長相極有特征，他才思聰穎，七歲能詩，又擅長“疾書”。李賀正值七歲，韓愈、皇甫湜造訪，李賀援筆輒就寫就《高軒過》一詩，韓愈與皇甫湜大吃一驚，李賀從此名揚京洛。年紀稍長，李賀白日騎驢覓句，暮則探囊整理，焚膏繼晷，十分刻苦，李商隱作《小傳》雲：“恒從小奚奴，騎巨驢，背一古錦囊，遇有所得，即書投囊中，及暮歸，太夫人使婢受囊出之，所見書多，輒曰：‘是兒要當嘔出心乃已耳！’”，十五歲的李賀，已經譽滿京華與李益齊名了。
宦官俱文珍勾結貴族官僚改元永貞，逼順宗稱病退位，新政遂敗，順宗病亡。李賀十八歲左右，即已詩名遠播，寫《雁門太守行》謁韓愈，本可早登科第，振其家聲，但“年未弱冠”，即遭父喪，當時服喪務必以三年全期為限，韓愈與李賀書，勸其舉進士。二十一歲的李賀參加房式主持，韓愈參與組織的河南府試，作《河南府試十二月樂詞並閏月》，並一舉獲雋，年底即赴長安應進士舉。可是“闔扇未開逢猰犬”，妒才者放出流言，謂李賀父名“晉肅”、“晉”與“進”犯“嫌名”。盡管韓愈“質之於律”“稽之於典”為其辯解，終無可奈何，李賀不得不憤離試院。
十九歲的李賀，離京返回昌穀，作《出城》，當年十月間，再次西入長安，經停洛陽，韓愈、皇甫湜到訪慰藉落第之人，李賀作《高軒過》答謝。李賀在洛陽仁和裏坊的宅院中，與前輩話別，作《仁和裏雜敘皇甫湜》。韓愈調為河南令，有詩《燕河南府秀才》，詩中有“惟求文章寫，不敢妒與爭”，可能是感懷此前李賀的不幸遭遇，誡勉本屆考生。
未能參加進士考試，對李賀打擊甚重，他曾寫了不少抒憤之詩，回到昌穀。大約因其為李唐宗室的後裔，又有韓愈為之推獎，李賀又返回長安，經宗人推薦，考核後，父蔭得官，任奉禮郎，從九品，從此，長達3年。為官3年間，李賀親身經曆，耳聞目睹了許多事情，結交了一批誌同道合的朋友，對當時社會狀況有了深刻的認識，個人生活雖不如意，卻創作了一係列反映現實、鞭撻黑暗的詩篇。雖然此間心情“憔悴如芻狗”，但增長了生活閱曆，擴充了知識領域，在詩歌創作上大獲豐收，大多數作品就產生在這一時期，他在中唐詩壇乃至整個唐代文壇的傑出地位，應該說主要是這一時期寫下的近60首作品奠定的。
由於遷調無望，功名無成，哀憤孤激之思日深，加之妻又病卒，李賀憂鬱病篤，告病回昌穀休養了一段時日，不甘沉淪，舉足南遊，希望在南楚或吳越一展才華。離長安時，他的友人無可和尚撰寫《送李長吉之任東井》的詩，預祝他南遊成功，但結果大約也不妙。“九州人事皆如此”，他折回洛陽，告別長輩皇甫湜等親友，又西進長安。
決然辭去奉禮郎之職，重回昌穀，然後取道宜陽、洛陽、經河陽，入太行，過長平、高平，於深秋到達潞州。此後，在潞州張徹的薦舉下，做了3個年頭的幕僚，為昭義軍節度使郗士美的軍隊服務，幫辦公文。因北方藩鎮跋扈，分裂勢力猖獗，郗士美討叛無功，告病到洛陽休養，友人張徹也抽身回長安。李賀無路可走，隻得強撐病軀，回到昌穀故居，整理所存詩作，不久病卒，時年二十七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