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奕，唐初學者，唐相州鄴人，精天文曆數，生前多次表奏廢除佛教，都沒成功。
傅奕，在漢王楊諒屬下任儀曹，楊諒欲起兵反叛朝廷時，問傅奕：“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詭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楊諒聽後很不滿意。不久楊諒果然兵敗，傅奕雖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貶到扶風郡任職。
此時，李淵任扶風太守，曾以禮相待傅奕，後李淵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師，拜為太史丞。時任太史令的庾儉因其父庾質曾談論占候，違忤煬帝旨意死於獄中，他以此為鑒戒，並恥以數術進身，遂薦傅奕自代。傅奕遷升太史令後，卻屢次排毀庾儉，而庾儉並不懷恨他，人們都讚揚庾儉仁厚而稱讚傅奕率直。傅奕還讚助唐高祖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號，並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頒行於世。
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鑒於這種情況，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
在傅奕看來，隻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說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說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曆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傅奕隨同《請廢佛法表》一起上奏的還有“益國利民”十一條，原文已佚。
傅奕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壽夭，由於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權的一方，進一步陳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國家的興衰治亂統統歸之於佛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他隻看到了佛教“亂儒教化”的一麵，而對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則視而不見。
傅奕的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詔令百官議論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較多，唯有太仆卿張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張，而中書令蕭瑀帶頭發難，攻擊傅奕為妄說：“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但傅奕不畏權勢，與蕭瑀唇槍舌劍，激烈論爭。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對，明概在《決對傅奕度佛僧事》中說：“釋迦憫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敦勸善以誘賢，製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佛教不僅是為了治天下而產生，而且其功能也並不比儒學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樸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製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出於釋迦，其揆一也。”蕭瑀最後一合雙手，喃喃地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那麽還有什麽必要排斥佛教呢？於是由傅奕引發的這場爭論終李淵一朝不了了之。
唐高祖厭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見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認為傅奕的奏疏頗有道理，於是依從奏疏，事實上，由於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以及寺院內部的混亂等，世俗王權在利用佛教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遏製。李淵發布《沙汰僧道詔》，雖不像傅奕建議的那樣徹底廢除佛教，但其整頓、純潔宗教的想法顯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傅奕反佛建議的回應，李淵說：“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變，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裏，周旋閫閫，驅策畜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變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萎，有穢嘉苗；類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亂與不潔，不進行整頓與淘汰怎麽行呢？於是李淵決定：“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退，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製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這就是李淵對傅奕建議的回應。
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學和道家學說，反對佛教，曾撰寫了《老子》2 卷、《音義》，並搜集魏晉以來駁斥佛教的言論，撰寫了《高識傳》10 卷。臨終時告誡他兒子要學習老、莊之道和周、孔學說。傅奕雖精通陰陽術數之書，但他本人並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從不求醫服藥，任其自然。為人一向謹慎，“既職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稿，人無知者”，故沒留下來任何著作。
傅奕作為中國第一個反佛主義者，對後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傅奕生平“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其生性豪達，一次醉酒，臥倒在床，他驀然坐起說：“吾其死矣！”遂為自己作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至此方有墓誌一說，故幼學瓊林中有記載：挽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
傅奕，在漢王楊諒屬下任儀曹，楊諒欲起兵反叛朝廷時，問傅奕：“今茲熒惑入井，是何祥也？”傅奕詭對曰：“天上東井，黃道經其中，正是熒惑行路所涉，不為怪異；若熒惑入地上井，是為災也。”楊諒聽後很不滿意。不久楊諒果然兵敗，傅奕雖然幸免死罪，但也被貶到扶風郡任職。
此時，李淵任扶風太守，曾以禮相待傅奕，後李淵即帝位，遂召他入京師，拜為太史丞。時任太史令的庾儉因其父庾質曾談論占候，違忤煬帝旨意死於獄中，他以此為鑒戒，並恥以數術進身，遂薦傅奕自代。傅奕遷升太史令後，卻屢次排毀庾儉，而庾儉並不懷恨他，人們都讚揚庾儉仁厚而稱讚傅奕率直。傅奕還讚助唐高祖設置參旗、井鉞等十二軍號，並修改漏刻，撰成《漏刻新法》，上奏朝廷，頒行於世。
南北朝以來，佛教盛極一時，寺院遍及各地，僧尼人數與日俱增，鑒於這種情況，傅奕上奏《請廢佛法表》，請求廢除佛教。在奏表中，他首先回顧佛教傳入中國之前的情況，“竊聞八十老父，擊壤而歌；十五少童，鼓腹為樂。耕能讓畔，路不拾遺。孝子承家，忠臣滿國。庠序成林，墨翟、耿恭之儔，相來羽翊。乃有守道含德，無欲無求。寵辱若驚，職參朝位。”之所以會出現這一情況，傅奕認為主要是“當此之時，共遵李、孔之教，而無胡佛故也”。
在傅奕看來，隻有遵從李耳的道家和孔子的儒家學說，才能使“天下大治”，這是站在儒家、道家學說的立場上反佛教的。他還列舉自佛教傳入中國後佛教盛行的弊病，請求唐高祖“定天門之開闔，更新寶位，通萬物之逵否，再育黔黎，布李老無為之風，而民自化；執孔子愛敬之禮，而天下孝慈”。為了說服唐高祖，他列舉了庖犧氏至漢高祖，曆二十九代，四百餘君，“但聞郊祀上帝，官治民察，未見寺堂銅像，建社寧邦”。因此，他請求將“胡佛邪教，退還天竺；凡是沙門，放歸桑梓；令逃課之黨，普樂輸租；避役之曹，恒忻效力。勿度小禿，長揖國家，自足忠臣，宿衛宗廟。則大唐廓定，作造化之主，百姓無事，為犧皇之民”。傅奕隨同《請廢佛法表》一起上奏的還有“益國利民”十一條，原文已佚。
傅奕再次上《請除釋教疏》，主張禁斷佛教，在上疏中，又提出了“生死壽夭，由於自然”的唯物論觀點。在教權與皇權的鬥爭中，傅奕是站在了皇權的一方，進一步陳述了他反佛的思想。傅奕把國家的興衰治亂統統歸之於佛教，顯然是有失偏頗的，因為他隻看到了佛教“亂儒教化”的一麵，而對封建統治者利用佛教維護其統治則視而不見。
傅奕的這次上疏引起了唐高祖的注意，詔令百官議論除佛之事，朝臣中信佛者較多，唯有太仆卿張道源支持傅奕的主張，而中書令蕭瑀帶頭發難，攻擊傅奕為妄說：“佛，聖人也。奕為此議，非聖人者無法，請置嚴刑。”但傅奕不畏權勢，與蕭瑀唇槍舌劍，激烈論爭。教徒明概等人也一味反對，明概在《決對傅奕度佛僧事》中說：“釋迦憫斯塗炭，哀其沈溺，陳經敦勸善以誘賢，製戒律禁惡以懲罪，皆令息妄歸真，還源返本。”佛教不僅是為了治天下而產生，而且其功能也並不比儒學差，“比手中原之地，上古之初，世樸時淳，書契未作，民澆俗偽，典籍方興。故周公不出於上皇，孔子唯生於下代，製禮作樂，導俗訓民，致治興風，匡時救弊，皆欲令止澆息競，返素還淳，出於釋迦，其揆一也。”蕭瑀最後一合雙手，喃喃地說：“地獄所設，正為是人。”那麽還有什麽必要排斥佛教呢？於是由傅奕引發的這場爭論終李淵一朝不了了之。
唐高祖厭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又見寺觀“鄰接廛邸，溷雜屠沽”，認為傅奕的奏疏頗有道理，於是依從奏疏，事實上，由於寺院經濟的惡性膨脹，以及寺院內部的混亂等，世俗王權在利用佛教的同時，也不能不對佛教的發展加以遏製。李淵發布《沙汰僧道詔》，雖不像傅奕建議的那樣徹底廢除佛教，但其整頓、純潔宗教的想法顯然也是在一定程度上對傅奕反佛建議的回應，李淵說：“乃有猥賤之侶，規自尊高，浮惰之人，苟避徭役，妄為剃變，托號出家，嗜欲無厭，營求不息，出入閭裏，周旋閫閫，驅策畜產，聚積貨物，耕織為生，估販成業，事同編戶，跡等齊人，進違戒律之文，退無禮典之訓。至乃親行劫掠，躬自穿窬，造作妖訛，變通豪猾，每罹憲網，自陷重刑，黷亂真如，傾毀妙法。譬茲稂萎，有穢嘉苗；類彼瘀泥，混夫清水。”如此混亂與不潔，不進行整頓與淘汰怎麽行呢？於是李淵決定：“諸僧、尼、道士、女冠等，有精勤練行，守戒律者，並令就大寺、觀居住，官給衣食，勿令乏短。其不行精進、戒行有闕者，不堪供養，並令罷退，各還桑梓。所司明為條式，務依法教，違製之事，悉宜停斷。京城留寺三所、觀二所，其餘天下諸州，各留一所。餘悉罷之。”這就是李淵對傅奕建議的回應。
傅奕病卒，享年八十五，他崇尚儒學和道家學說，反對佛教，曾撰寫了《老子》2 卷、《音義》，並搜集魏晉以來駁斥佛教的言論，撰寫了《高識傳》10 卷。臨終時告誡他兒子要學習老、莊之道和周、孔學說。傅奕雖精通陰陽術數之書，但他本人並不相信，所以平素患病，也從不求醫服藥，任其自然。為人一向謹慎，“既職占候，杜絕交遊，所奏災異，悉焚其稿，人無知者”，故沒留下來任何著作。
傅奕作為中國第一個反佛主義者，對後世造成了不小的影響，傅奕生平“雖究陰陽數術之書，而並不之信”。其生性豪達，一次醉酒，臥倒在床，他驀然坐起說：“吾其死矣！”遂為自己作墓誌曰：“傅奕，青山白雲人也。因酒醉死，嗚呼哀哉！”至此方有墓誌一說，故幼學瓊林中有記載：挽歌始於田橫，墓誌創於傅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