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炫，字光伯，河間景城，人隋經學家，劉獻之的三傳弟子。自幼聰明機巧，具有多種特異功能，他的眼睛特明亮，可以直觀日頭而不眩暈，讀書一覽十行，過目不忘。他還可以“左畫方，右畫圓，口誦，目數，耳聽，五事同舉，無有遺失”。
劉炫跟信都昌亭人劉焯，是同窗好友，劉焯也是隋朝著名經學家，二人先後向同郡人劉軌思學《毛詩》，向廣平人郭懋當學《左傳》，向阜城人熊安生學《禮》。二人閉戶讀書，十年不出，所以當隋朝吏部尚書問劉炫有什麽才學時，他毫不謙虛地說：“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鹹誦於心，天文律曆，究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嚐假手。”
這樣一個學問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購求天下逸書的時候，為了領取幾個賞錢，造起假來。隋開皇年間，劉炫入朝參與撰寫國史和修訂天文律曆，大臣牛弘奏請購求逸書，他運用自己的才華技能，偽造書籍一百多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賣給官府，後來被人揭發。劉炫為此差點丟了性命，剛剛得到的一個官職也被撤掉，打起鋪蓋回老家去了。
劉炫向吏部尚書的那一番自我表白不是吹噓，他的確是一位名重當時的大學問家，史學家範文瀾先生說，隋代能稱得起儒學大師的隻有兩個，即劉炫與劉焯，他與劉焯時稱“二劉”，“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劉炫對《毛詩》的研究，有很大貢獻，《毛詩》之傳，發軔於西漢河間國，當時不顯於朝，直到東漢鄭玄為其作箋，《毛詩》才盛行於世。
南北朝魏朝饒陽人劉獻之，精通《毛詩》，其弟子劉軌思，“說《詩》甚精”，劉炫和劉焯就從劉軌思學《詩》。劉炫著有《毛詩述義》四十卷，《注詩序》一卷，《毛詩譜》二卷，這些著作雖已失傳，但其精義，已被後人吸收。唐朝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其中《毛詩正義》即以劉炫的《毛詩述義》和劉焯的《毛詩義疏》為稿本。
劉炫對《左傳》有獨到見解，《春秋》之傳，晉代《公羊》、《穀梁》、《左傳》俱立國學，隋代《左傳》盛行起來。劉炫治《春秋》相當精深，曾作《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規過》三卷，《春秋述議》三十七卷。其中《規過》一書，是專給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挑毛病的，杜預是西晉大臣，文武全才，曾因軍功封“當陽縣侯”，他的《集解》是流行的“左學”權威著作。劉炫敢向權威挑戰，可謂藝高人膽大。
劉炫在他才華初露時，被地方官舉薦到朝廷做事，修過國史，訂過律曆，兼於內史考訂群言，先後值班於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但卻沒有一官半職，以致於生活窘迫，家中交不起稅賦。地方官去催促，他才向內史令訴苦，內史令送他去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考察他，見他口說大話，不予信任，又經眾人舉薦，好容易得到一個“殿內將軍”的職銜，又因“造假書案”而丟掉了，而且還背上了一個鄙俗的惡名。
劉炫丟了官差，回老家教書，後又被太子楊勇召至京師，要他去侍奉蜀王楊秀。劉炫拖延不願從命，惹惱了蜀王，將其枷送益州。一介書生，披枷帶鎖，千裏跋涉，其淒苦之狀，可想而知，到了益州，蜀王安排他在帳內持仗為門衛，後蜀王被廢，劉炫授旅騎尉，與諸儒修《五禮》，又被命修律令，後升為太學博士。
在朝期間，劉炫提出過很多正確的建議，他認為事繁政弊，公文繁瑣必然造成“老吏抱案死”的忙亂局麵。主張簡化辦事程序，對外，他反對出兵高麗，作《撫夷論》指陳利弊，他有許多為政治國的主意是很高明的，但人卻自恃才高，目中無人，經常輕慢當局，上司不喜歡，同僚也忌妒，他講古文《孝經》，“儒者喧喧，皆雲炫自作”。說那書是他自己假造的，其實他所講的《孝經》正是孔子傳人藏之於魯壁的真本，劉炫曾作《稽疑》一篇，欲興墜起廢，但是他造假書的前科，常被人提及，不能見容於世人，結果太學博士當了一年多，即被以品行卑下而辭退了。
各地農民起義軍紛紛揭竿而起，天下已經大亂，劉炫顛沛流離，孤身回到河間郡，城外戰亂不已，他困頓城中，與在景城老家的妻子僅隔百裏，但無法通音訊。劉炫鬱鬱寡歡，著文排遣胸中塊壘，文章中感歎生不逢時，無法與前代通儒相比。晚境已近，頓生悲涼：“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跡，殆及餘喘，薄言胸臆。……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授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
當時，劉炫的許多門人已經參加了義軍，他們體恤老師的困境，到河間郡城去把劉炫索要了出來。後來，起義軍失敗，劉炫孤苦無所依，踉踉蹌蹌奔回老家景城，景城的官員，知道劉炫與賊相知，怕受牽連，哪裏敢接納他，於是將城內緊閉。當時正是嚴冬季節，已經是六十八歲老人的劉炫，腹中饑餓，衣履襤褸，在那冰冷的寒夜裏，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滿腹經綸的一代巨儒凍餒至極，慘死城下。
劉炫死後，門人們尊他為“宣德先生”，劉炫是一位多產的經學家，著有《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等。這些著述也曾廣泛流傳過，唐代著名經學家孔穎達撰寫《五經正義》時，曾采用了他的不少說法，可惜，後來都陸續失傳。
劉炫跟信都昌亭人劉焯，是同窗好友，劉焯也是隋朝著名經學家，二人先後向同郡人劉軌思學《毛詩》，向廣平人郭懋當學《左傳》，向阜城人熊安生學《禮》。二人閉戶讀書，十年不出，所以當隋朝吏部尚書問劉炫有什麽才學時，他毫不謙虛地說：“周禮、禮記、毛詩、尚書、公羊、左傳、孝經、論語，孔、鄭、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雖義有精粗，並堪講授。周易、儀禮、穀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鹹誦於心，天文律曆，究核微妙。至於公私文翰，未嚐假手。”
這樣一個學問淹通的人物，竟然在朝廷購求天下逸書的時候，為了領取幾個賞錢，造起假來。隋開皇年間，劉炫入朝參與撰寫國史和修訂天文律曆，大臣牛弘奏請購求逸書，他運用自己的才華技能，偽造書籍一百多卷，題名為《連山易》、《魯史記》等，賣給官府，後來被人揭發。劉炫為此差點丟了性命，剛剛得到的一個官職也被撤掉，打起鋪蓋回老家去了。
劉炫向吏部尚書的那一番自我表白不是吹噓，他的確是一位名重當時的大學問家，史學家範文瀾先生說，隋代能稱得起儒學大師的隻有兩個，即劉炫與劉焯，他與劉焯時稱“二劉”，“劉炫學實通儒，才堪成務，九流七略，無不該覽，雖探賾索隱，不逮於焯；裁成義說，文雅過之。”劉炫對《毛詩》的研究，有很大貢獻，《毛詩》之傳，發軔於西漢河間國，當時不顯於朝，直到東漢鄭玄為其作箋，《毛詩》才盛行於世。
南北朝魏朝饒陽人劉獻之，精通《毛詩》，其弟子劉軌思，“說《詩》甚精”，劉炫和劉焯就從劉軌思學《詩》。劉炫著有《毛詩述義》四十卷，《注詩序》一卷，《毛詩譜》二卷，這些著作雖已失傳，但其精義，已被後人吸收。唐朝孔穎達作《五經正義》，其中《毛詩正義》即以劉炫的《毛詩述義》和劉焯的《毛詩義疏》為稿本。
劉炫對《左傳》有獨到見解，《春秋》之傳，晉代《公羊》、《穀梁》、《左傳》俱立國學，隋代《左傳》盛行起來。劉炫治《春秋》相當精深，曾作《春秋攻昧》十二卷，《春秋規過》三卷，《春秋述議》三十七卷。其中《規過》一書，是專給杜預的《春秋左氏經傳集解》挑毛病的，杜預是西晉大臣，文武全才，曾因軍功封“當陽縣侯”，他的《集解》是流行的“左學”權威著作。劉炫敢向權威挑戰，可謂藝高人膽大。
劉炫在他才華初露時，被地方官舉薦到朝廷做事，修過國史，訂過律曆，兼於內史考訂群言，先後值班於尚書、門下、內史三省，但卻沒有一官半職，以致於生活窘迫，家中交不起稅賦。地方官去催促，他才向內史令訴苦，內史令送他去吏部，吏部尚書韋世康考察他，見他口說大話，不予信任，又經眾人舉薦，好容易得到一個“殿內將軍”的職銜，又因“造假書案”而丟掉了，而且還背上了一個鄙俗的惡名。
劉炫丟了官差，回老家教書，後又被太子楊勇召至京師，要他去侍奉蜀王楊秀。劉炫拖延不願從命，惹惱了蜀王，將其枷送益州。一介書生，披枷帶鎖，千裏跋涉，其淒苦之狀，可想而知，到了益州，蜀王安排他在帳內持仗為門衛，後蜀王被廢，劉炫授旅騎尉，與諸儒修《五禮》，又被命修律令，後升為太學博士。
在朝期間，劉炫提出過很多正確的建議，他認為事繁政弊，公文繁瑣必然造成“老吏抱案死”的忙亂局麵。主張簡化辦事程序，對外，他反對出兵高麗，作《撫夷論》指陳利弊，他有許多為政治國的主意是很高明的，但人卻自恃才高，目中無人，經常輕慢當局，上司不喜歡，同僚也忌妒，他講古文《孝經》，“儒者喧喧，皆雲炫自作”。說那書是他自己假造的，其實他所講的《孝經》正是孔子傳人藏之於魯壁的真本，劉炫曾作《稽疑》一篇，欲興墜起廢，但是他造假書的前科，常被人提及，不能見容於世人，結果太學博士當了一年多，即被以品行卑下而辭退了。
各地農民起義軍紛紛揭竿而起，天下已經大亂，劉炫顛沛流離，孤身回到河間郡，城外戰亂不已，他困頓城中，與在景城老家的妻子僅隔百裏，但無法通音訊。劉炫鬱鬱寡歡，著文排遣胸中塊壘，文章中感歎生不逢時，無法與前代通儒相比。晚境已近，頓生悲涼：“日迫桑榆，大命將近，故友飄零，門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親故莫照其心，後人不見其跡，殆及餘喘，薄言胸臆。……天違人願，途不我與。世路未夷，學校盡廢。道不備於當時，業不授於身後。銜恨泉壤，實在茲乎？”
當時，劉炫的許多門人已經參加了義軍，他們體恤老師的困境，到河間郡城去把劉炫索要了出來。後來，起義軍失敗，劉炫孤苦無所依，踉踉蹌蹌奔回老家景城，景城的官員，知道劉炫與賊相知，怕受牽連，哪裏敢接納他，於是將城內緊閉。當時正是嚴冬季節，已經是六十八歲老人的劉炫，腹中饑餓，衣履襤褸，在那冰冷的寒夜裏，呼天不應，叫地不靈，滿腹經綸的一代巨儒凍餒至極，慘死城下。
劉炫死後，門人們尊他為“宣德先生”，劉炫是一位多產的經學家，著有《論語述議》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經正名》十二卷、《孝經述議》五卷、《春秋述議》四十卷、《尚書述議》二十卷、《毛詩述議》四十卷、注《詩序》一卷等。這些著述也曾廣泛流傳過，唐代著名經學家孔穎達撰寫《五經正義》時，曾采用了他的不少說法，可惜，後來都陸續失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