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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國民黨正麵戰場抗戰紀實 作者：張洪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1937年早春，幾條接踵而來的捎息掠過冰雪覆蓋的中國大地，撩得人心沸騰，中國任人欺淩的沉沉死氣的局麵大為改觀，人們都在猜測著中國會迎來一個什麽樣的局麵。
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前召開。會議商計的核心問題是今後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日本將採取的政策。
遠在陝北的中共為早日實現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大計，適時地為南京的五屆三中全會送去了一份“厚禮”。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
五項國策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征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獻出五項國策的同時，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讓步，首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以表明我黨的誠意，（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共中央這一電報的發表，幾乎立即得到國民黨內外廣泛的贊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三中全會上，宋慶齡、馮玉祥等知名人物踴躍發言，提出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響應和擁護共產黨的五項政策。
21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雖對中共仍有攻擊誹謗之言辭，但規定取消國民革命軍與紅軍的對立；取消國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的對立，共同遵守三民主義；放棄武力“圍剿”的國策，採取“和平統一”的政治解決辦法。從根本上看，國民黨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
如果說西安事變是先機的話，那麽國民黨三中全會則是中共擺脫內戰危機、走上抗日戰場的關鍵。
從這一天起，中共再無須顧慮蔣介石窮凶極惡的斬盡殺絕，無須再為國民黨軍的大兵壓境而憂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負擔，走上全麵抗日的戰場。渡盡劫波，中共終於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陽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嚴寒，灞橋垂柳吐出了青翠。整個城市也像是剛剛告別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機，忙碌熱鬧開來。這時節，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談判人員又南下來到這裏，參加國共合作具體事宜的談判。
由於國共合作基調已在南京定下，所以顧祝同、賀衷寒、張沖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也並未提大多過分要求，相反，兩黨在不少問題上卻取得了大體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見。第一輪談判相當順利。
3月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奔波於南京，杭州、廬山等地，開始與國民黨就兩黨關係，紅軍改編、蘇區等主要問題進行實質性談判。
但在核心問題上，談判陷入了僵局。國民黨以統一為名，要求中共交出軍隊和蘇區。
這種要求實際上就是蔣介石數年“圍剿”所沒能實現的企圖，對此，中共當然給予拒絕。
會談在僵持中拖了下來，直拖到“七·七”盧溝橋事變。
8月13日，淞滬大戰又在上海全麵爆發。中國國民黨軍的精銳幾乎悉數投入上海及華北戰場。全國抗日呼聲此時達到高潮，蔣介石情知此時再無與日本人言和的絲毫餘地。
為早日把紅軍送上抗日戰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發布命令，正式宣布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即刻開往戰場。
接到命令後，陝北各地紅軍摘掉紅星，換上了過去被視之為敵軍象徵的青天白日星徽，昂然開入晉北戰場。
9月22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當日，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繼刊出中共早於7月15日交付國民黨的《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原文。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經歷了數年的風風雨雨後，終於在國家危難之秋宣告成立。
蔣介石一生中槍林彈雨闖過、官場詭詰處過，能容反對他的軍人、政客，能容軍閥、幫會，唯獨容不下有堅定政治信仰的中共及其紅軍。今日老蔣連中共都能納入，那麽還有什麽人、什麽軍隊不能容。一時間，各地軍閥致電中央請纓抗日者驟增。
蔣介石當然也不會放過這麽個替自己臉上貼金的大好機會，9月23日，即正式宣布中共合法的第二天，他再次發表談話說：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過去如何，而鹹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隻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鹹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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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2月，國民黨五屆三中全會提前召開。會議商計的核心問題是今後對中國共產黨和對日本將採取的政策。
遠在陝北的中共為早日實現國共合作、團結抗日的大計，適時地為南京的五屆三中全會送去了一份“厚禮”。
2月10日，中共中央致電國民黨三中全會，提出了五項國策和四項保證。
五項國策是：（一）停止一切內戰。集中國力，一致對外；（二）保征言論、集會、結社之自由，釋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開各黨各派各界各軍的代表會議，集中全國人才，共同救國；（四）迅速完成對日抗戰之一切準備工作；（五）改善人民生活。
在獻出五項國策的同時，中共在政策上作出重大讓步，首次向國民黨提出四項保證，以表明我黨的誠意，（一）在全國範圍內停止推翻國民政府之武裝暴動方針；（二）工農政府改名為中華民國特區政府，紅軍改名為國民革命軍，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與軍事委員會之指導；（三）在特區政府區域內，實施普選的徹底民主製度；（四）停止沒收地主土地政策，堅決執行抗日民族統一戰線之共同綱領。
中共中央這一電報的發表，幾乎立即得到國民黨內外廣泛的贊同，引起了巨大的反響。
三中全會上，宋慶齡、馮玉祥等知名人物踴躍發言，提出恢復孫中山三大政策的提案，響應和擁護共產黨的五項政策。
21日，國民黨三中全會通過了一個決議案，雖對中共仍有攻擊誹謗之言辭，但規定取消國民革命軍與紅軍的對立；取消國民政府與蘇維埃政府的對立，共同遵守三民主義；放棄武力“圍剿”的國策，採取“和平統一”的政治解決辦法。從根本上看，國民黨接受了中國共產黨的建議。
如果說西安事變是先機的話，那麽國民黨三中全會則是中共擺脫內戰危機、走上抗日戰場的關鍵。
從這一天起，中共再無須顧慮蔣介石窮凶極惡的斬盡殺絕，無須再為國民黨軍的大兵壓境而憂心重重，中共完全可以扔掉負擔，走上全麵抗日的戰場。渡盡劫波，中共終於迎來了一個新的時代。
陽春3月，古城西安已送走了冬日的嚴寒，灞橋垂柳吐出了青翠。整個城市也像是剛剛告別了冬日的死寂，重又透出勃勃生機，忙碌熱鬧開來。這時節，中共代表周恩來、秦邦憲、葉劍英等談判人員又南下來到這裏，參加國共合作具體事宜的談判。
由於國共合作基調已在南京定下，所以顧祝同、賀衷寒、張沖等國民黨談判代表也並未提大多過分要求，相反，兩黨在不少問題上卻取得了大體相近或基本一致的意見。第一輪談判相當順利。
3月以後，周恩來率中共代表團奔波於南京，杭州、廬山等地，開始與國民黨就兩黨關係，紅軍改編、蘇區等主要問題進行實質性談判。
但在核心問題上，談判陷入了僵局。國民黨以統一為名，要求中共交出軍隊和蘇區。
這種要求實際上就是蔣介石數年“圍剿”所沒能實現的企圖，對此，中共當然給予拒絕。
會談在僵持中拖了下來，直拖到“七·七”盧溝橋事變。
8月13日，淞滬大戰又在上海全麵爆發。中國國民黨軍的精銳幾乎悉數投入上海及華北戰場。全國抗日呼聲此時達到高潮，蔣介石情知此時再無與日本人言和的絲毫餘地。
為早日把紅軍送上抗日戰場，8月22日，蔣介石在南京發布命令，正式宣布將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為國民革命軍第八路軍，即刻開往戰場。
接到命令後，陝北各地紅軍摘掉紅星，換上了過去被視之為敵軍象徵的青天白日星徽，昂然開入晉北戰場。
9月22日，蔣介石在廬山發表談話，承認了中國共產黨的合法地位。當日，南京、上海、西安、成都等地相繼刊出中共早於7月15日交付國民黨的《為公布國共合作宣言》原文。以第二次國共合作為基礎的全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在經歷了數年的風風雨雨後，終於在國家危難之秋宣告成立。
蔣介石一生中槍林彈雨闖過、官場詭詰處過，能容反對他的軍人、政客，能容軍閥、幫會，唯獨容不下有堅定政治信仰的中共及其紅軍。今日老蔣連中共都能納入，那麽還有什麽人、什麽軍隊不能容。一時間，各地軍閥致電中央請纓抗日者驟增。
蔣介石當然也不會放過這麽個替自己臉上貼金的大好機會，9月23日，即正式宣布中共合法的第二天，他再次發表談話說：
“此次中國共產黨發表之宣言，即為民族意識勝過一切之例證，宣言中所舉諸項，如放棄暴動政策與赤化運動，取消蘇區與紅軍，皆為集中力量，救亡禦侮之必要條件，且均與本黨三中全會之宣言及決議案相合。今日凡為中國國民，但能信奉三民主義而努力救國者，政府當不問過去如何，而鹹使有效忠國家之機會；對於國內任何派別，隻要誠意救國，願在國民革命抗敵禦侮之旗幟下，共同奮鬥者，政府無不開誠接納，鹹使集中於本黨領導之下，而一致努力。中國共產黨人既捐棄成見，確認國家獨立與民族利益之重要，吾人唯望其真誠一致，實踐其宣言所舉之諸點；更望其在禦侮救亡統一指揮之下，人人貢獻能力於國家，與全國同胞一致奮鬥，以完成國民革命之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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