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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殤-國民黨正麵戰場抗戰紀實 作者：張洪濤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早在1935年夏秋之際，蔣介石曾致電冀察政務委員會，要求派一要員赴廬山匯報華北形勢。宋哲元接電後，指派29軍的第二號人物、副軍長秦德純秘密南下赴廬山，一方麵報告華北形勢，同時向中央麵請機宜。
廬山上，蔣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時，也沒忽視中國的最大勁敵日本人。聽完秦德純的匯報後，蔣介石詭秘地對他指示道：“日本乃實行侵略政策之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麵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宋哲元字）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隻要在不妨礙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之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為要。”
秦德純滿腹狐疑地下了廬山。蔣介石的這番指承，他沒敢做記錄，但他已熟記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麵見蔣介石的前前後後向宋哲元做了報告。
這一天起，宋哲元便開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掙紮。一方麵，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軍人，他和他的29軍官兵從感情上是愛國讎日的，長城抗戰，便使他這種感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但另一方麵，他又不能不與日軍“和平相處”，表麵親善，顯然這裏麵有公的、私的兩方麵內容。
從官麵上說，1937年前，蔣介石先是忙於“剿共”，後又忙於進行抗戰準備，迫切需要時間，需要有人先與日本人虛意周旋、穩住日軍，因而指示他凡遇日軍挑釁，多退讓，不輕言抵抗。在很多方麵可以說是因為中央的這個指示，使日軍在華北得寸進尺，日益囂張。但從私的角度說，宋哲元心裏還有本小帳。
宋哲元是西北軍舊部，馮玉祥的老部下。馮玉祥幾次倒蔣，與蔣介石“拔刀相見”，蔣介石不可能無動於衷。但蔣介石的政治伎倆，當時的高層軍官都清楚，馮玉樣倒蔣，蔣介石絕不會殺馮玉樣本人，那樣做目標太大。但馮玉樣的舊部，作為馮玉祥倒蔣的資本，卻跑不了。蔣介石為一件事會記上10年，隻要時機一到，是定要收拾這些非蔣嫡係不可。1935年6月，蔣介石找了個藉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再次給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課。難堪和怨忿中，宋哲元開始與日軍接觸，想挾日人以自重，窺探時機擴充自己的實力。
說到底，宋哲元不願丟掉西北軍經營多年才建立起來的華北地盤，更不願惹惱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丟掉軍隊老本。
作為舊中國的軍人，宋哲元仍未脫掉舊軍閥的陋習。軍隊、地盤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資本。為這一切，他艱難地在兩個利益根本對立的對手中周旋著，應付著。為此，他既要混跡於日本人中，多少背幾句“漢奸”的罵名，也要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人對抗一陣，被日本人罵為“不重情義”的滑頭。
從心裏說，宋哲元在與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著分寸。
他既不願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願讓國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
當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後，有人別有用心地慫恿宋哲元的弟弟勸其像蔣介石、張作霖那樣，發行“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宋哲元一聽，大為惱火，聲色俱厲地對弟弟說：“冀察是地方政權，受中央政府節製，怎能濫發個人紀念郵票，給世人說我宋某割據一方，破壞統一！……中央命我盡力折衝，爭取3年時間，使政府做好抗戰準備，我才奉命出來幹這挨罵的差事！並以不喪權，不辱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自誓……”，並說：“今後倘有敢再妄議此事者，以漢奸論處！”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為母親作壽時，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親自上門祝壽。乘宋哲元不在時，他將一隻據說是日本天皇專門從東京派軍艦直接送來作壽禮的大瓷花瓶強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後，要把這壽禮退回去，旁人勸說不可如此，怕傷兩國和氣。宋哲元一氣之下，便把瓷花瓶給砸了。
進入1937年，華北地區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僅靠宋哲元的調節緩解顯然已無法解決問題。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來了他的同鄉加副手，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疲憊而無奈地說道：“紹文兄，近日的麻煩你都看見了。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係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復無理取鬧，如我暫離平津，由你負責與之周旋，尚有伸縮餘地，我且相信你有適當應付辦法。因此我想請假數月，暫回山東樂陵原籍，為先父修墓，你意見如何？”デ氐麓刻到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並未最後定下走的決心，便急忙開口相勸道：“明軒兄，此事絕非個人榮辱苦樂問題，實國家安危存亡所係，中央把責任交給你，不論你是否在平，責任總在你身上，因此我決不贊成你離開北平。”
秦德純滿口的話似乎在為宋哲元著想。宋哲元聽罷，沒再吭聲，也沒再提回家為父親修墓的事了。
但進入5月，日軍以“經濟提攜”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煩，步步施壓，宋哲元心緒煩亂，心情壞到了極點。一天，他叫來了秦德純，囑咐道：“紹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別再勸我了。我走後你一定要記住，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為避免雙方衝突，亦不要謝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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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上，蔣介石在琢磨“剿共”的同時，也沒忽視中國的最大勁敵日本人。聽完秦德純的匯報後，蔣介石詭秘地對他指示道：“日本乃實行侵略政策之國家，其侵略目標，現在華北。但我國統一未久，國防準備尚未完成，未便即時與日本全麵作戰，因此擬將維持華北責任，交由宋明軒（宋哲元字）軍長負責。務須忍辱負重，委曲求全，以便中央迅速完成國防。將來宋軍長在北方維持的時間越久，即對國家之貢獻愈大。隻要在不妨礙國家領土主權完整之大原則下，妥密應付，中央定予支持。此事僅可密告宋軍長，勿向任何人道及為要。”
秦德純滿腹狐疑地下了廬山。蔣介石的這番指承，他沒敢做記錄，但他已熟記在心。回到北平，他把麵見蔣介石的前前後後向宋哲元做了報告。
這一天起，宋哲元便開始在矛盾、痛苦的感情生涯中苦苦掙紮。一方麵，作為一個受過教育的中國軍人，他和他的29軍官兵從感情上是愛國讎日的，長城抗戰，便使他這種感情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但另一方麵，他又不能不與日軍“和平相處”，表麵親善，顯然這裏麵有公的、私的兩方麵內容。
從官麵上說，1937年前，蔣介石先是忙於“剿共”，後又忙於進行抗戰準備，迫切需要時間，需要有人先與日本人虛意周旋、穩住日軍，因而指示他凡遇日軍挑釁，多退讓，不輕言抵抗。在很多方麵可以說是因為中央的這個指示，使日軍在華北得寸進尺，日益囂張。但從私的角度說，宋哲元心裏還有本小帳。
宋哲元是西北軍舊部，馮玉祥的老部下。馮玉祥幾次倒蔣，與蔣介石“拔刀相見”，蔣介石不可能無動於衷。但蔣介石的政治伎倆，當時的高層軍官都清楚，馮玉樣倒蔣，蔣介石絕不會殺馮玉樣本人，那樣做目標太大。但馮玉樣的舊部，作為馮玉祥倒蔣的資本，卻跑不了。蔣介石為一件事會記上10年，隻要時機一到，是定要收拾這些非蔣嫡係不可。1935年6月，蔣介石找了個藉口兔去了宋哲元察哈爾省主席的職務，就再次給宋哲元上了活生生的一課。難堪和怨忿中，宋哲元開始與日軍接觸，想挾日人以自重，窺探時機擴充自己的實力。
說到底，宋哲元不願丟掉西北軍經營多年才建立起來的華北地盤，更不願惹惱了日本人或南京政府，丟掉軍隊老本。
作為舊中國的軍人，宋哲元仍未脫掉舊軍閥的陋習。軍隊、地盤是他的命根子，是他安身立命的資本。為這一切，他艱難地在兩個利益根本對立的對手中周旋著，應付著。為此，他既要混跡於日本人中，多少背幾句“漢奸”的罵名，也要代表中國政府與日本人對抗一陣，被日本人罵為“不重情義”的滑頭。
從心裏說，宋哲元在與日本人交往中，一直把握著分寸。
他既不願對不起自己的良心，更不願讓國人罵他是漢奸、賣國賊。
當年，北平成立冀察政務委員會後，有人別有用心地慫恿宋哲元的弟弟勸其像蔣介石、張作霖那樣，發行“宋委員長就職紀念郵票”。宋哲元一聽，大為惱火，聲色俱厲地對弟弟說：“冀察是地方政權，受中央政府節製，怎能濫發個人紀念郵票，給世人說我宋某割據一方，破壞統一！……中央命我盡力折衝，爭取3年時間，使政府做好抗戰準備，我才奉命出來幹這挨罵的差事！並以不喪權，不辱國，不說硬話，不做軟事自誓……”，並說：“今後倘有敢再妄議此事者，以漢奸論處！”
1936年，宋哲元在天津為母親作壽時，日本駐屯軍司令田代皖一郎親自上門祝壽。乘宋哲元不在時，他將一隻據說是日本天皇專門從東京派軍艦直接送來作壽禮的大瓷花瓶強行留下。宋哲元知道後，要把這壽禮退回去，旁人勸說不可如此，怕傷兩國和氣。宋哲元一氣之下，便把瓷花瓶給砸了。
進入1937年，華北地區中日矛盾日益激化，僅靠宋哲元的調節緩解顯然已無法解決問題。
2月上旬的一天，宋哲元命人找來了他的同鄉加副手，29軍副軍長、北平市長秦德純，疲憊而無奈地說道：“紹文兄，近日的麻煩你都看見了。日本種種無理要求，皆關係我國主權領土之完整，當然不能接受。而日方復無理取鬧，如我暫離平津，由你負責與之周旋，尚有伸縮餘地，我且相信你有適當應付辦法。因此我想請假數月，暫回山東樂陵原籍，為先父修墓，你意見如何？”デ氐麓刻到這，略一思忖，感到宋哲元並未最後定下走的決心，便急忙開口相勸道：“明軒兄，此事絕非個人榮辱苦樂問題，實國家安危存亡所係，中央把責任交給你，不論你是否在平，責任總在你身上，因此我決不贊成你離開北平。”
秦德純滿口的話似乎在為宋哲元著想。宋哲元聽罷，沒再吭聲，也沒再提回家為父親修墓的事了。
但進入5月，日軍以“經濟提攜”為由，天天找宋哲元的麻煩，步步施壓，宋哲元心緒煩亂，心情壞到了極點。一天，他叫來了秦德純，囑咐道：“紹文兄，今日我是非走不可了，你也別再勸我了。我走後你一定要記住，對日交涉，凡有妨害國家主權領土之完整者，一概不予接受；為避免雙方衝突，亦不要謝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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