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和孫中山在日本頗有往來，他的思想是徘徊在保皇和革命之間，對兩黨合作的事是相當贊成的。但由於他老師康有為的立場，使他的立場變得搖擺不定。1899年12月19日，梁啓超赴檀香山之前，請孫中山寫介紹信，介紹檀香山的朋友給他認識。孫中山不疑有他，寫信給自己的哥哥和多位僑商，請他們支持梁啓超。檀香山華僑接受到信後，對梁啓超非常禮遇，並且捐出巨款。梁啓超極力向華僑宣傳，說“保皇黨”和“革命黨”原屬同流，名稱雖然不同，宗旨卻是一樣的。部分“興中會”的會員竟然被迷惑，變成“保皇黨”的會員。於是梁啓超就在檀香山創立“保皇黨”，並設立機關報《新中國報》，宣揚保皇思想。
1900年6月，康有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園的家，宮崎寅藏因為和邱菽園是好友，便到新加坡來探望邱、康兩位。誰知康有為懷疑宮崎受清廷指使，前來謀殺他。於是向新加坡英國殖民地政府報案，逮捕宮崎。孫中山知道後，急忙從西貢趕到新加坡營救。在孫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宮崎才獲得釋放，英國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長達十萬言的《新民說》，把滿清的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在同一家報紙發表《辯革命書》，攻擊革命派。康有為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滿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滿清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
1903年9月下旬，孫中山從日本到檀香山，“保皇黨”機關報《新中國報》知道孫中山到來，便寫文章詆毀革命黨，同時還涉及孫中山個人的名譽。孫中山於是在《檀香新報》發表《敬告同鄉書》，與“保皇黨”論戰。孫中山指出，“革命黨”和“保皇黨”理不相容，勢不兩立：革命者，誌在倒滿興漢；保皇者，誌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而保皇黨在《新中國報》撰寫《敬告保皇會同誌書》，大肆攻擊，向“革命黨”挑戰。
1903年12月下旬，孫中山發表《駁保皇報》，痛斥“保皇黨”所言，似是而非。“保皇黨”空言愛國，卻不知道自己所愛的國家是清帝國還是中華國。
1904年3月31日，孫中山抵達舊金山，當時舊金山關稅翻譯人員多為“保皇黨”會員，多方阻撓孫中山上岸，並向舊金山移民局告密，說他是中國亂黨。幸好，孫中山得到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理伍盤照和“洪門致公堂”的協助，才準入境。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同黃光、宋教仁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的成員70多人集會，決定成立統一的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同盟會章程，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並決定創辦《民報》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
1906年夏天，“保皇黨”籌備改組政黨，將組織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得到滿清權貴的支助。後因鬧分裂，梁啓超於是組織政聞會，社員約有兩百人。
1907年10月17日梁啓超等在東京舉行成立儀式時，張繼率領革命黨員出席。當梁啓超致詞時提到朝廷下詔，實行君主立憲時，張繼等人上前，將會議搗散。
到了光華元年的這一次大選，保皇黨和傾向新政的滿族貴族、立憲派合流，共同組成中國保守黨，參加大選。其著名人物有：梁啓超、張謇、鄭孝胥、湯壽潛、譚延闓、孫洪伊、蒲殿俊、湯化龍、梁善濟、林長民、吳景濂、袁金鎧、許鼎霖、雷奮、馬良（馬相伯）、張元濟、羅綸、孟昭常、羅傑、謝遠涵等二十人。其中，馬相伯係天主教世家，不考科舉；羅傑是附生；雷奮是秀才，袁金鎧是貢生；其他16人都有舉人以上的功名（舉人8人，進士8人）。他們就好比英國所謂的“紳士”。
紳士是傳統社會的精英。一方麵，他們有傳統的科舉功名，或曾擔任過政府官員，在地方社會有著顯赫的地位，對民眾有著非常大的影響。紳士們維護帝國政府的統治，是帝國政府統治的基石。另一方麵，帝國政府也給予紳士種種保護與優待等。因此，紳士和帝國政府可以說是一種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關係。一般來說，紳士是保守的，他們比較傾向維護傳統的體製和意識形態，因為這與維護他們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
這也就是中國保守黨得名的由來。
在新政時期，紳士階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過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事件的打擊，很多紳士也像帝國政府的大多數官員一樣，終於認識到閉關鎖國那一套不行了。因此，在新政的大背景下，不少紳士放棄了過去的保守觀念，致力於興辦新式學校、新式企業等新政措施。等到光華元年，帝國政府宣布實行君主立憲，這些參與新政的紳士們又大多加入爭取立憲的行列。然而，就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有不少人出國考察、遊覽甚至進新學堂學習或留學，獲得了新的知識；也有一些人參與興辦企業，成為實業家，因而在思想觀念上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這也是為什麽以後保守黨和由同盟會轉化來的自由黨在立場上逐漸合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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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0年6月，康有為寄居新加坡友人邱菽園的家，宮崎寅藏因為和邱菽園是好友，便到新加坡來探望邱、康兩位。誰知康有為懷疑宮崎受清廷指使，前來謀殺他。於是向新加坡英國殖民地政府報案，逮捕宮崎。孫中山知道後，急忙從西貢趕到新加坡營救。在孫中山新加坡友人的救援下，宮崎才獲得釋放，英國殖民地政府禁止他再入境。
1902年2月至7月，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發表長達十萬言的《新民說》，把滿清的腐敗昏庸歸結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為在同一家報紙發表《辯革命書》，攻擊革命派。康有為指革命派一談革命，就開口攻擊滿洲，是一件不可解的事。滿清在中國已有兩百多年，現在無端引用法國人、美國人的理論在國內搞內訌，對中國來說是一種禍患。
1903年9月下旬，孫中山從日本到檀香山，“保皇黨”機關報《新中國報》知道孫中山到來，便寫文章詆毀革命黨，同時還涉及孫中山個人的名譽。孫中山於是在《檀香新報》發表《敬告同鄉書》，與“保皇黨”論戰。孫中山指出，“革命黨”和“保皇黨”理不相容，勢不兩立：革命者，誌在倒滿興漢；保皇者，誌在扶滿而臣清，兩者背道而馳。而保皇黨在《新中國報》撰寫《敬告保皇會同誌書》，大肆攻擊，向“革命黨”挑戰。
1903年12月下旬，孫中山發表《駁保皇報》，痛斥“保皇黨”所言，似是而非。“保皇黨”空言愛國，卻不知道自己所愛的國家是清帝國還是中華國。
1904年3月31日，孫中山抵達舊金山，當時舊金山關稅翻譯人員多為“保皇黨”會員，多方阻撓孫中山上岸，並向舊金山移民局告密，說他是中國亂黨。幸好，孫中山得到舊金山《中西日報》總理伍盤照和“洪門致公堂”的協助，才準入境。
1905年，孫中山在日本東京，同黃光、宋教仁等興中會、華興會、光復會的成員70多人集會，決定成立統一的革命政黨中國同盟會。8月，中國同盟會在東京召開成立大會，通過了同盟會章程，推舉孫中山為總理黃興為執行部庶務。中國同盟會以孫中山提出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作為政治綱領，並決定創辦《民報》為同盟會的機關刊物。
1906年夏天，“保皇黨”籌備改組政黨，將組織定名為帝國憲政會，得到滿清權貴的支助。後因鬧分裂，梁啓超於是組織政聞會，社員約有兩百人。
1907年10月17日梁啓超等在東京舉行成立儀式時，張繼率領革命黨員出席。當梁啓超致詞時提到朝廷下詔，實行君主立憲時，張繼等人上前，將會議搗散。
到了光華元年的這一次大選，保皇黨和傾向新政的滿族貴族、立憲派合流，共同組成中國保守黨，參加大選。其著名人物有：梁啓超、張謇、鄭孝胥、湯壽潛、譚延闓、孫洪伊、蒲殿俊、湯化龍、梁善濟、林長民、吳景濂、袁金鎧、許鼎霖、雷奮、馬良（馬相伯）、張元濟、羅綸、孟昭常、羅傑、謝遠涵等二十人。其中，馬相伯係天主教世家，不考科舉；羅傑是附生；雷奮是秀才，袁金鎧是貢生；其他16人都有舉人以上的功名（舉人8人，進士8人）。他們就好比英國所謂的“紳士”。
紳士是傳統社會的精英。一方麵，他們有傳統的科舉功名，或曾擔任過政府官員，在地方社會有著顯赫的地位，對民眾有著非常大的影響。紳士們維護帝國政府的統治，是帝國政府統治的基石。另一方麵，帝國政府也給予紳士種種保護與優待等。因此，紳士和帝國政府可以說是一種互相支持、互相利用的關係。一般來說，紳士是保守的，他們比較傾向維護傳統的體製和意識形態，因為這與維護他們的地位和在地方的威望是一致的。
這也就是中國保守黨得名的由來。
在新政時期，紳士階層發生了巨大的變化。經過義和團和八國聯軍事件的打擊，很多紳士也像帝國政府的大多數官員一樣，終於認識到閉關鎖國那一套不行了。因此，在新政的大背景下，不少紳士放棄了過去的保守觀念，致力於興辦新式學校、新式企業等新政措施。等到光華元年，帝國政府宣布實行君主立憲，這些參與新政的紳士們又大多加入爭取立憲的行列。然而，就在這一過程中，他們有不少人出國考察、遊覽甚至進新學堂學習或留學，獲得了新的知識；也有一些人參與興辦企業，成為實業家，因而在思想觀念上也逐漸發生了變化。
這也是為什麽以後保守黨和由同盟會轉化來的自由黨在立場上逐漸合流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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