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蘭德：我領事固知君事忠臣，必無此事，且向知汝之聯英惡俄，特令我以兵船救君，可速隨我下輪，事不可遲，恐上海道即來搜船。
康有為跟在濮蘭德身後下了“重慶”號，濮蘭德的駁船將康有為轉移到停泊在吳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國輪船“皮瑞裏”號上去了。
至此，康有為基本上安全了。
一個千載難逢的升官機會就這樣從上海道蔡鈞的手掌上飛走了，不但如此，他將麵臨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處罰。
康有為開始痛哭了，濮蘭德勸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為自己的身敗名裂而哭；同時他從慈禧的電報上推測，皇上肯定被慈禧殺了。
“皮瑞裏”號在吳淞口外停泊了兩天。在這兩天裏，康有為不停地寫信。給朋友寫，請求他們救自己的家人；給家人和學生們寫，讓他們趕快避難。他想跳海自殺，和皇上一塊死，因此留下一封遺書，他想到了地獄、天堂和佛家：
吾專為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以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為救人起見，期皆至於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歷經無量劫，救此眾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子弟我後學，體吾此誌，亦以救人為事，歲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於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為可念耳。（見《康南海先生墨跡》
，《戊戌變法》(一)，第409頁。）
在準備跳海自殺的時候，他還作了首詩：
忽灑龍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62～16 3頁。）
康有為沒有跳海。他沒有死。
9月29日，英輪“皮瑞裏”號到達香港，康有為徹底脫險了。康有為最積極和忠實的追隨者梁啓超也在洋人的掩護下脫險了。掩護梁啓超的是日本人。21日，在京城一片步軍搜查的馬蹄聲中，梁啓超和譚嗣同商量著怎樣救康有為。譚嗣同建議去求日本公使，讓日本公使給駐上海的日本領事發電報，設法掩護康有為。梁啓超趕到日本使館求見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時臉上“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他請求日本人救中國的皇帝。說完了，到街上去觀察動靜。步軍此時已斷絕交通，盤查所有行人，滿街殺氣騰騰。他終於隻有又跑回日本使館。當夜，他在日本使館留宿。
第二天，譚嗣同來日本使館看他，勸他逃亡日本。而說到自己時，譚嗣同表示“自己決心一死”。他把自己詩文辭稿數冊以及家書交給了梁啓超之後，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軍們已經注意到日本使館裏的不正常。於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陪同梁啓超化裝出城。至於他們到底化成了什麽樣，史書沒有記載，但可以想像化的絕對不是一般的裝，因為他們竟然瞞過了布滿城門的步軍官兵們的眼睛。
梁啓超在天津徑直上了日本人的軍艦，軍艦直接開往了日本橫濱。梁啓超在《去國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時的心境，行文仍有騷體美文之風：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見梁啓超：《去國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為從香港到達日本和梁啓超會合。
康有為對於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被殺，心情異常悲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緒帝尚健在，變法新政或許還有中興的希望。於是，在百日維新期間依靠君權變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復辟的決心，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迫使慈禧歸政、光緒皇帝復辟之一途。為此，他與梁啓超首先考慮重建自己的宣傳陣地。當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啓超在日本橫濱發刊《清議報》，以“尊皇”為宗旨，認為中國能立與否，全係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與否，又全係乎皇上有權無權，故當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同時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銳抨擊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所謂“逆後賊臣”之兇殘守舊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專製，闡述“國”與“民”的關係，謂“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資產階級“國民”的概念，其民權思想比戊戌時期更進一步。康、梁當時又以“維新誌士”流亡海外，在愛國華僑中頗具威望，故此《清議報》在輿論界有相當影響。為了飽受“禁錮之厄”的皇上，康有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便是“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的綱領。他在英國、美國到處遊說集資，設立“保皇會”的分部，他甚至還請一個名叫荷馬李的美國人來訓練“保皇軍”，且“代表中國皇帝”封荷馬李為“大將軍”，發給他一套大清帝國的“將軍服”。康有為的相片和那個穿著帝國軍服的美國人荷馬李的相片並排掛在了“保皇會”的辦公室裏。光緒皇帝在孤島一樣的瀛台度過他30歲生日的那一天，康有為在美國組織了大型的“華僑行禮”活動——“龍牌在上，龍旗在頂，鄉人無工商貴賤老幼，長袍短褐，鹹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漢宮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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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有為跟在濮蘭德身後下了“重慶”號，濮蘭德的駁船將康有為轉移到停泊在吳淞口外的另一艘英國輪船“皮瑞裏”號上去了。
至此，康有為基本上安全了。
一個千載難逢的升官機會就這樣從上海道蔡鈞的手掌上飛走了，不但如此，他將麵臨的是慈禧“暴跳如雷”的處罰。
康有為開始痛哭了，濮蘭德勸了半天才止住。他哭的原因有二：首先是為自己的身敗名裂而哭；同時他從慈禧的電報上推測，皇上肯定被慈禧殺了。
“皮瑞裏”號在吳淞口外停泊了兩天。在這兩天裏，康有為不停地寫信。給朋友寫，請求他們救自己的家人；給家人和學生們寫，讓他們趕快避難。他想跳海自殺，和皇上一塊死，因此留下一封遺書，他想到了地獄、天堂和佛家：
吾專為救中國，哀四萬萬人之艱難而變法以救之，乃蒙此難。惟來人間世，發願專為救人起見，期皆至於大同太平之治，將來生生世世，歷經無量劫，救此眾生，雖頻經患難，無有厭改，願我子弟我後學，體吾此誌，亦以救人為事，歲經患難無改也。地球諸天，隨處現身，本無死理。至於無量數劫，亦出救世人而已，聚散生死，理之常，出入其間，何足異哉？到此亦無可念，一切付之，惟吾母吾君之恩未能報，為可念耳。（見《康南海先生墨跡》
，《戊戌變法》(一)，第409頁。）
在準備跳海自殺的時候，他還作了首詩：
忽灑龍翳太陰，紫薇移座帝星沉。孤臣辜負傳衣帶，碧海青天夜夜心。（見康有為：《康南海自編年譜》，《戊戌變法》(四)，第162～16 3頁。）
康有為沒有跳海。他沒有死。
9月29日，英輪“皮瑞裏”號到達香港，康有為徹底脫險了。康有為最積極和忠實的追隨者梁啓超也在洋人的掩護下脫險了。掩護梁啓超的是日本人。21日，在京城一片步軍搜查的馬蹄聲中，梁啓超和譚嗣同商量著怎樣救康有為。譚嗣同建議去求日本公使，讓日本公使給駐上海的日本領事發電報，設法掩護康有為。梁啓超趕到日本使館求見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時臉上“顏色蒼白，漂浮著悲壯之氣”。他請求日本人救中國的皇帝。說完了，到街上去觀察動靜。步軍此時已斷絕交通，盤查所有行人，滿街殺氣騰騰。他終於隻有又跑回日本使館。當夜，他在日本使館留宿。
第二天，譚嗣同來日本使館看他，勸他逃亡日本。而說到自己時，譚嗣同表示“自己決心一死”。他把自己詩文辭稿數冊以及家書交給了梁啓超之後，便又回到自己的住所去了。
步軍們已經注意到日本使館裏的不正常。於是，日本代理公使林權助立即派正在北京的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陪同梁啓超化裝出城。至於他們到底化成了什麽樣，史書沒有記載，但可以想像化的絕對不是一般的裝，因為他們竟然瞞過了布滿城門的步軍官兵們的眼睛。
梁啓超在天津徑直上了日本人的軍艦，軍艦直接開往了日本橫濱。梁啓超在《去國行》中描述了他逃亡時的心境，行文仍有騷體美文之風：嗚呼，濟艱乏才兮，儒冠容容，佞頭不斬兮，俠劍無功，君恩友仇兩未報，死於賊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淚出國門，掉頭不顧吾其東。（見梁啓超：《去國行》，《飲冰室合集?文集之四十四》。）
10月24日，康有為從香港到達日本和梁啓超會合。
康有為對於戊戌變法的失敗、六君子被殺，心情異常悲憤，唯一使他感到欣慰的，是光緒帝尚健在，變法新政或許還有中興的希望。於是，在百日維新期間依靠君權變法的幻想，凝成了保皇復辟的決心，以為欲救中國，惟有迫使慈禧歸政、光緒皇帝復辟之一途。為此，他與梁啓超首先考慮重建自己的宣傳陣地。當年十一月十一日，梁啓超在日本橫濱發刊《清議報》，以“尊皇”為宗旨，認為中國能立與否，全係乎改革不改革；能改革與否，又全係乎皇上有權無權，故當前“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
同時也深刻指出民族危機的嚴重，揭露帝國主義的侵略本性和侵略手法；尖銳抨擊以慈禧為首的封建頑固派——所謂“逆後賊臣”之兇殘守舊和昏庸腐朽；批判封建專製，闡述“國”與“民”的關係，謂“不有民，何有國；不有國，何有民。民與國，一而二、二而一者也”，提出資產階級“國民”的概念，其民權思想比戊戌時期更進一步。康、梁當時又以“維新誌士”流亡海外，在愛國華僑中頗具威望，故此《清議報》在輿論界有相當影響。為了飽受“禁錮之厄”的皇上，康有為在海外成立了“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今上聖明，必有復辟之一日，餘受恩深重，無論如何不能忘記，惟有鞠躬盡瘁，力謀起兵勤王，脫其禁錮瀛台之厄，其他非餘所知。”便是“保救大清光緒皇帝會”的綱領。他在英國、美國到處遊說集資，設立“保皇會”的分部，他甚至還請一個名叫荷馬李的美國人來訓練“保皇軍”，且“代表中國皇帝”封荷馬李為“大將軍”，發給他一套大清帝國的“將軍服”。康有為的相片和那個穿著帝國軍服的美國人荷馬李的相片並排掛在了“保皇會”的辦公室裏。光緒皇帝在孤島一樣的瀛台度過他30歲生日的那一天，康有為在美國組織了大型的“華僑行禮”活動——“龍牌在上，龍旗在頂，鄉人無工商貴賤老幼，長袍短褐，鹹拳跪起伏，九叩首，行漢宮威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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