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隆以為在爭取總統連任運動的領導人中，做事謹嚴認真的人不止他一個，因此多次試圖警告總統的幾位助手說，在賓夕法尼亞大道1701號有些事情非常不對頭。他先去找蔡平，蔡平勸他去休假，並說：“重要的是必須保護總統。”接著，斯隆去見埃利希曼，建議讓一個局外人來調查這個委員會。同斯坦斯一樣，埃利希曼說：“別把詳情告訴我，我不想知道。”末了，在聯邦調查局人員已守候在他的辦公室裏要詢問他時，他跑去求米切爾給他出主意。這位前司法部長說：“事情難弄的時候，難弄的人得走。”斯隆得走，他沒有選擇的餘地。斯坦斯對聯邦調查局人員說，他已經辭職了。
9月15日，大陪審團對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黨總部被逮住的五個人起訴，此外再無別人。追查就到他們為止，因此，總統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時候，迪安被召到橢圓形辦公室，尼克森和霍爾德曼對他頗為熱情。迪安後來在歐文委員會前作證說，尼克森說，他希望在選舉前不會進行審訊，並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煩的人的名單，因為他打算在選舉後讓他們日子不好過。主要的眼中釘依舊是《華盛頓郵報》，該報於10月10日報導說，水門竊案是“在白宮官員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指揮下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偵探和破壞活動”的一部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部迅速而憤怒地做出了反應。米切爾的繼任者克拉克·麥格雷戈說這篇報導“惡意可鄙”。另一位委員會發言人稱它為“集荒謬之大成”。斯坦斯認為，那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謊話”；羅納德·齊格勒則說，這是“最荒謬的新聞報導”。普遍認為，他們表示憤慨是理所當然的。在尼克森任總統期間，公眾對第四等級【指新聞界。——譯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徵意義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多數票中四個人是這屆政府委任的——做出裁決，法官和大陪審團可以要求新聞記者講出他們的消息的秘密來源。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宣稱：“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美國的新聞界從許多人認為是極為安全的地位轉移到了極為軟弱的地位。”造成這種情況的人們，現在受到了有力的報導的威脅。他們的反應是煽動他們自己在公眾思想中造成的對“輿論界”的懷疑。他們所得到的是暫時的勝利，最後卻丟盡臉麵。
一件意外事使他們更接近於徹底敗露了：在12月8日那個多霧的下午，2點27分，美國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機抵達芝加哥米德韋機場，它在離跑道一英裏半的地方墜毀，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華德·亨特太太，事故調查人員在她的手提包裏發現了1萬元的現款。她的家人說，她攜帶現款專程去買下一家假日旅店的營業權的。當局感到奇怪的是，她這錢是從哪裏來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據。亨特自己曾經非常想要買下華盛頓一家廣告公司的合夥權，始終未能湊足所需的2000元的現款。現在在他妻子屍體上卻發現了不算太小的一筆財富，全是100元一張的鈔票——正好同水門事件那五個人的一樣。
這筆錢是買人緘口的錢，而且不止這一筆。水門捕人事件後11天，米切爾主持對策會議，決定籌一筆經費，用迪安的話說：“以換取在獄的那幾個人的緘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個被分派這項任務的人，雖然並沒有把全部事實真相告訴給他。他從洛杉磯乘夜航機於第二天一早到達華盛頓，在拉斐特公園裏一個接頭地點，聽迪安簡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後，他便打電話給斯坦斯，讓他送來從競選基金中提出的7.51萬元，全都是現在到處發現的百元鈔票。在此後的兩個月內，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萬元，其中15.4萬元給了多蘿西·亨特。這位加利福尼亞人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當感到不安，便於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來就說：“約翰，我要看看你說的是不是實話。”他說，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權給他作那些指示，以及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據他講，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約翰·迪安有這個權力，這樣做是正當的，你幹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無論如何也不幹了，拉魯成了新的財神爺。付給水門事件被告的錢總共在42.3～54.8萬元之間，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過亨特太太的手轉交的。實際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送“該洗的衣服”的人，托尼·烏拉塞維奇說他已肯定感到“這裏有些事是不幹不淨的”。說句老實話，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正在被人敲詐勒索。亨特在出事後不久，給迪安送去過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劇本的手稿要出售。”後來，據麥科德講，亨特說，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就要“讓白宮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總統遭到彈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錢，而且還堅持要得到總統給以特赦的保證。科爾森通過亨特的律師對他作了“一般保證”。作為交換，亨特同意伏罪，並向報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麵”有任何人捲入此事。
掩蓋策略看來似乎已奏效。而實際上卻已快拆穿了。即將拆穿的關鍵是麥科德，他感到應繼續忠於他的老機構——中央情報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內部的人所稱的——“公司”。6月30日，在總統的助手開始試圖使中央情報局陷入掩蓋策略的羅網的那一周內，麥科德寄給赫爾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應隨時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處寫道：“我將不時告訴你會感興趣的情況。”這是他寄給這位局長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緊跟著他於12月22日又寫了一封，警告中央情報局保安處一位老朋友說：“有很大的壓力企圖將全部活動的責任推給公司。”他又於同一周內寫信給約翰·考爾菲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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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大陪審團對亨特、利迪以及在民主黨總部被逮住的五個人起訴，此外再無別人。追查就到他們為止，因此，總統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那天下午稍晚一些時候，迪安被召到橢圓形辦公室，尼克森和霍爾德曼對他頗為熱情。迪安後來在歐文委員會前作證說，尼克森說，他希望在選舉前不會進行審訊，並且要求迪安搞出一份找政府麻煩的人的名單，因為他打算在選舉後讓他們日子不好過。主要的眼中釘依舊是《華盛頓郵報》，該報於10月10日報導說，水門竊案是“在白宮官員和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指揮下進行的……一次大規模的政治偵探和破壞活動”的一部分。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總部迅速而憤怒地做出了反應。米切爾的繼任者克拉克·麥格雷戈說這篇報導“惡意可鄙”。另一位委員會發言人稱它為“集荒謬之大成”。斯坦斯認為，那是“一堆毫無意義的謊話”；羅納德·齊格勒則說，這是“最荒謬的新聞報導”。普遍認為，他們表示憤慨是理所當然的。在尼克森任總統期間，公眾對第四等級【指新聞界。——譯者】的尊重一落千丈。具有象徵意義的是，那年夏天最高法院以五票對四票——多數票中四個人是這屆政府委任的——做出裁決，法官和大陪審團可以要求新聞記者講出他們的消息的秘密來源。美國公民自由聯盟宣稱：“在相當短的時間內，美國的新聞界從許多人認為是極為安全的地位轉移到了極為軟弱的地位。”造成這種情況的人們，現在受到了有力的報導的威脅。他們的反應是煽動他們自己在公眾思想中造成的對“輿論界”的懷疑。他們所得到的是暫時的勝利，最後卻丟盡臉麵。
一件意外事使他們更接近於徹底敗露了：在12月8日那個多霧的下午，2點27分，美國航空公司的553次班機抵達芝加哥米德韋機場，它在離跑道一英裏半的地方墜毀，45位乘客中有30人死亡。死者中恰好有霍華德·亨特太太，事故調查人員在她的手提包裏發現了1萬元的現款。她的家人說，她攜帶現款專程去買下一家假日旅店的營業權的。當局感到奇怪的是，她這錢是從哪裏來的？亨特家一向很拮據。亨特自己曾經非常想要買下華盛頓一家廣告公司的合夥權，始終未能湊足所需的2000元的現款。現在在他妻子屍體上卻發現了不算太小的一筆財富，全是100元一張的鈔票——正好同水門事件那五個人的一樣。
這筆錢是買人緘口的錢，而且不止這一筆。水門捕人事件後11天，米切爾主持對策會議，決定籌一筆經費，用迪安的話說：“以換取在獄的那幾個人的緘默。”赫伯特·卡姆巴克是第一個被分派這項任務的人，雖然並沒有把全部事實真相告訴給他。他從洛杉磯乘夜航機於第二天一早到達華盛頓，在拉斐特公園裏一個接頭地點，聽迪安簡要地向他交代了一番之後，他便打電話給斯坦斯，讓他送來從競選基金中提出的7.51萬元，全都是現在到處發現的百元鈔票。在此後的兩個月內，卡姆巴克共拿到21～23萬元，其中15.4萬元給了多蘿西·亨特。這位加利福尼亞人對這種做法是否正當感到不安，便於7月26日去找埃利希曼。他一上來就說：“約翰，我要看看你說的是不是實話。”他說，他想知道，迪安是否有權給他作那些指示，以及這樣做到底對不對。據他講，埃利希曼的回答是：“赫布，約翰·迪安有這個權力，這樣做是正當的，你幹下去吧。”
8月底，卡姆巴克無論如何也不幹了，拉魯成了新的財神爺。付給水門事件被告的錢總共在42.3～54.8萬元之間，其中的大部分都是通過亨特太太的手轉交的。實際送款，或者照他自己的說法，送“該洗的衣服”的人，托尼·烏拉塞維奇說他已肯定感到“這裏有些事是不幹不淨的”。說句老實話，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正在被人敲詐勒索。亨特在出事後不久，給迪安送去過一封黑信：“作者有一部劇本的手稿要出售。”後來，據麥科德講，亨特說，除非他妻子的要求得到了滿足，他就要“讓白宮全部暴露出去”，提出“可以使總統遭到彈劾的材料”。他不但要錢，而且還堅持要得到總統給以特赦的保證。科爾森通過亨特的律師對他作了“一般保證”。作為交換，亨特同意伏罪，並向報界宣布，他不知道“更上麵”有任何人捲入此事。
掩蓋策略看來似乎已奏效。而實際上卻已快拆穿了。即將拆穿的關鍵是麥科德，他感到應繼續忠於他的老機構——中央情報局，或者如他和其他內部的人所稱的——“公司”。6月30日，在總統的助手開始試圖使中央情報局陷入掩蓋策略的羅網的那一周內，麥科德寄給赫爾姆斯一封未署名的信，答應隨時跟他通消息，在信的收尾處寫道：“我將不時告訴你會感興趣的情況。”這是他寄給這位局長的七封匿名信中的第一封。緊跟著他於12月22日又寫了一封，警告中央情報局保安處一位老朋友說：“有很大的壓力企圖將全部活動的責任推給公司。”他又於同一周內寫信給約翰·考爾菲爾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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