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克森的幾個助手——休斯敦、迪安、考爾菲爾德——想說動國內收入署給他們挑出的納稅人製造麻煩，但都沒有成功。署長倫道夫·思羅爾辭職，至於辭職理由，據他當時說，“是我和總統之間的事。”白宮竟荒唐到給國內收入署寫了一些匿名信，暗示科爾森名單上的人有逃稅行為。也許正是這種惡毒的蠢事，最後不可避免地致使搞陰謀的人到一定時候就會斷定某個人在對他們搞陰謀。他們心目中的那個人就是埃德加·胡佛，他辦公室的保險櫃裏存有他按白宮的命令取得的電話竊聽記錄。羅伯特·馬迪安說服胡佛的一名助理偷來了這些記錄，把它們鎖到埃利希曼的保險箱裏。胡佛在1971年7月發現丟了這些記錄，十分憤怒。
敢於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行竊的人，當然感到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粗暴一點根本就算不了什麽；也正是在這幾個月裏，後來眾所周知的共和黨“卑劣伎倆”便已開始露頭。攻擊特德·甘迺迪的郵件是裝在偽造的馬斯基信封裏發出的。一個冒充馬斯基助手的人，給美聯社波士頓分社打電話，指責甘迺迪是一種“分裂勢力”；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受騙發表了偽造的馬斯基備忘錄，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進行一些可疑的活動。1972年12月1日，唐納德·西格雷梯付給坦巴青年共和黨員俱樂部主席50元，說明是要讓他用這筆錢在佛羅裏達州預選中破壞馬斯基和傑克森兩位參議員的聲譽。這是計劃中的第一筆付款，後來由於這個計劃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師資格，並被判罪入獄。
有些手段是很複雜的。由於設想華萊士以第三黨資格參加競選，對尼克森的危害將會超過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因此，採取了許多辦法去破壞華萊士的美國獨立黨。其中最荒唐的辦法之一是米切爾和傑布·馬格魯德策劃的，要求付給美國納粹黨1萬元，用以勸說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獨立黨的選民改變黨籍登記。這樣做的理論根據是，如果有足夠的選民轉變立場，那麽華萊士就會因登記黨員人數的不足而失去候選人資格。這一著沒有成功，美國獨立黨在這一時期內實際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黨員。
另一個陰謀是針對特德·甘迺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森總統爭奪選票的人中，他是一個最強大的對手。在這個問題上的設想是，既然這位年輕的甘迺迪的威望是約翰·甘迺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隻要貶低那位故總統，就能打擊特德·甘迺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記者詢問尼克森對亨利·傑克遜參議員最近聲明的看法，聲明的大意是說，如果西貢政權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會鞏固一些。尼克森回答說：“如果這位參議員的意思是，美國現在應當利用自己的影響去推翻阮文紹，那我將提醒各方有關人士：我們原來進入越南的辦法就是推翻吳庭艷政權，並與人合謀殺害了吳庭艷，但是，美國要從越南戰爭脫身，按我的意見，卻不能靠推翻阮文紹。”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責甘迺迪政府暗中縱容了對吳庭艷的殺害，霍華德·亨特於是從中有所領悟。
亨特一直在仔細地研究五角大樓文件。他對科爾森講，甘迺迪政府在謀殺吳庭艷一案中的作用，也許可以從當時國務院的電報中“推論”出來。據亨特說，科爾森當時建議他，“對電報加以修改”——篡改電報。亨特用刮臉刀片和照相複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電報的日期是吳庭艷遇刺的前三天，開頭就說，在今天的最高級會議上，不得已做出決定，萬一吳庭艷或吳庭儒要求政治避難，你或哈金斯都不要進行有利於他們的幹預。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談到尼克森的譴責，說“這裏麵大有文章”。但是，這位記者懷疑其中有鬼，沒有上鉤。
這一陰謀的失敗使亨特在這個月內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惱的失望起因於前一年的4月份。在豬灣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飛往邁阿密去同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巴克是個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現在佛羅裏達州經營不動產，生意興隆。這是一連串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最早的一個環節。接下去就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樓文件。第三個環節是四個人——尼克森、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磯乘直升機到聖克利門蒂的途中開始的。這四個領導人對泄密大發雷霆，尼克森認為同阿爾傑·希斯案件相類似，他們商議如何撇開聯邦調查局，採取秘密行動，進一步調查。最後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班子裏調出來，讓他全部時間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揚後來把埃爾斯伯格這個球踢給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給了巴克。
但並沒有馬上就那麽做。剛開始，“管子工”在當時看來是不會有問題的地方進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時，他們從聯邦調查局按常規傳送到他們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埃爾斯伯格由貝弗利山的劉易斯·菲爾丁大夫給他作過精神分析已達兩年之久。胡佛手下的兩名工作人員打算盤問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來，中央情報局有個精神病科，專門編寫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別感興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據國會給中央情報局的任務，工作對象是外國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甘迺迪總統去維也納同尼基塔·赫魯雪夫舉行最高級會晤之前，關於赫魯雪夫的分析——但也曾有過一個例外：就是關於“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的材料。揚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理察·赫爾姆斯把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人物。赫爾姆斯同意了。8月初，關於埃爾斯伯格介紹寫好，送到了中央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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敢於對聯邦調查局局長行竊的人，當然感到對於民主黨總統候選人粗暴一點根本就算不了什麽；也正是在這幾個月裏，後來眾所周知的共和黨“卑劣伎倆”便已開始露頭。攻擊特德·甘迺迪的郵件是裝在偽造的馬斯基信封裏發出的。一個冒充馬斯基助手的人，給美聯社波士頓分社打電話，指責甘迺迪是一種“分裂勢力”；羅蘭·埃文斯和羅伯特·諾瓦克受騙發表了偽造的馬斯基備忘錄，其中似乎暗示他正在進行一些可疑的活動。1972年12月1日，唐納德·西格雷梯付給坦巴青年共和黨員俱樂部主席50元，說明是要讓他用這筆錢在佛羅裏達州預選中破壞馬斯基和傑克森兩位參議員的聲譽。這是計劃中的第一筆付款，後來由於這個計劃的暴露，西格雷梯被取消律師資格，並被判罪入獄。
有些手段是很複雜的。由於設想華萊士以第三黨資格參加競選，對尼克森的危害將會超過任何民主黨候選人，因此，採取了許多辦法去破壞華萊士的美國獨立黨。其中最荒唐的辦法之一是米切爾和傑布·馬格魯德策劃的，要求付給美國納粹黨1萬元，用以勸說加利福尼亞州的美國獨立黨的選民改變黨籍登記。這樣做的理論根據是，如果有足夠的選民轉變立場，那麽華萊士就會因登記黨員人數的不足而失去候選人資格。這一著沒有成功，美國獨立黨在這一時期內實際上增加了六千五百名黨員。
另一個陰謀是針對特德·甘迺迪的，在可能和尼克森總統爭奪選票的人中，他是一個最強大的對手。在這個問題上的設想是，既然這位年輕的甘迺迪的威望是約翰·甘迺迪的非凡才能的反映，隻要貶低那位故總統，就能打擊特德·甘迺迪。在1971年9月16日的一次記者招待會上，記者詢問尼克森對亨利·傑克遜參議員最近聲明的看法，聲明的大意是說，如果西貢政權更民主一些，那它的地位就會鞏固一些。尼克森回答說：“如果這位參議員的意思是，美國現在應當利用自己的影響去推翻阮文紹，那我將提醒各方有關人士：我們原來進入越南的辦法就是推翻吳庭艷政權，並與人合謀殺害了吳庭艷，但是，美國要從越南戰爭脫身，按我的意見，卻不能靠推翻阮文紹。”這是政府中的人第一次指責甘迺迪政府暗中縱容了對吳庭艷的殺害，霍華德·亨特於是從中有所領悟。
亨特一直在仔細地研究五角大樓文件。他對科爾森講，甘迺迪政府在謀殺吳庭艷一案中的作用，也許可以從當時國務院的電報中“推論”出來。據亨特說，科爾森當時建議他，“對電報加以修改”——篡改電報。亨特用刮臉刀片和照相複印機，偽造了兩份電報。一份電報的日期是吳庭艷遇刺的前三天，開頭就說，在今天的最高級會議上，不得已做出決定，萬一吳庭艷或吳庭儒要求政治避難，你或哈金斯都不要進行有利於他們的幹預。科爾森讓《生活》雜誌的一名記者去找亨特，談到尼克森的譴責，說“這裏麵大有文章”。但是，這位記者懷疑其中有鬼，沒有上鉤。
這一陰謀的失敗使亨特在這個月內第二次感到失望。另一次更苦惱的失望起因於前一年的4月份。在豬灣事件十周年那一天，亨特飛往邁阿密去同伯納德·巴克共進午餐。巴克是個美籍古巴人，十年前曾是亨特的主要助手，現在佛羅裏達州經營不動產，生意興隆。這是一連串具有歷史意義的事件中最早的一個環節。接下去就是埃爾斯伯格大量泄露五角大樓文件。第三個環節是四個人——尼克森、基辛格、霍爾德曼和埃利希曼——由洛杉磯乘直升機到聖克利門蒂的途中開始的。這四個領導人對泄密大發雷霆，尼克森認為同阿爾傑·希斯案件相類似，他們商議如何撇開聯邦調查局，採取秘密行動，進一步調查。最後決定把戴維·揚從基辛格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班子裏調出來，讓他全部時間同“管子工”一起工作。揚後來把埃爾斯伯格這個球踢給了亨特，亨特又把它踢給了巴克。
但並沒有馬上就那麽做。剛開始，“管子工”在當時看來是不會有問題的地方進行了探索。接近7月底時，他們從聯邦調查局按常規傳送到他們辦公室的一份報告中發現埃爾斯伯格由貝弗利山的劉易斯·菲爾丁大夫給他作過精神分析已達兩年之久。胡佛手下的兩名工作人員打算盤問這位精神病大夫，但大夫不同意，提出醫生和病人的關係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亨特想起來，中央情報局有個精神病科，專門編寫那些性格使政府特別感興趣的人物分析材料。根據國會給中央情報局的任務，工作對象是外國人——做得最成功的是，在甘迺迪總統去維也納同尼基塔·赫魯雪夫舉行最高級會晤之前，關於赫魯雪夫的分析——但也曾有過一個例外：就是關於“普韋布洛”號船長勞埃德·布克的材料。揚要求中央情報局局長理察·赫爾姆斯把埃爾斯伯格作為第二個例外人物。赫爾姆斯同意了。8月初，關於埃爾斯伯格介紹寫好，送到了中央情報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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