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批倫敦《星期日泰晤士報》記者，於1973年觀察調查水門事件之後，得出結論說：“這批五角大樓的文件，是使尼克森政府倒台的最後一擊。”白宮特別調查小組——管子工——羅致了兩名紐約前警察，這兩個人是傑克·考爾菲爾德和托尼·烏拉塞維奇，一對倫尼揚【倫尼揚（damon runyon，1884～1946年），美國短篇小說家和新聞記者，擅長寫有關紐約市社會底層人物的生活的幽默小說。——譯者】筆下的人物。他們兩年前曾在約翰·埃利希曼的雇用下進行過政治調查；他們的任務，先是由埃利希曼分派，後來由約翰·迪安安排，包括調查查帕奎迪克愛德華·甘迺迪車禍案，批評南越美萊屠殺案的人的情況，反尼克森的參議員的飲酒習慣，華盛頓一位專欄作家的私生活，一位著名民主黨人的兄弟是否搞同性關係等等。在五角大樓文件案件發生後，他們第一次接受了“管子工”的任務。
那時候，任何曾和埃爾斯伯格在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得對許多問題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認為最可能的同謀者是莫頓·霍爾珀林，因為他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文件的編纂工作。霍爾珀林曾是埃爾斯伯格的朋友，後來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離開政府後，便到了華盛頓自由主義派的智囊班子布魯金斯學會。查爾斯·科爾森認為，霍爾珀林是泄密的一個根源，他那裏也許還存有機密材料。如果真是這樣，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辦公室裏。科爾森於是派烏拉塞維奇承擔這項偵察任務：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根本沒有辦法闖入布魯金斯學會。根據約翰·迪安後來的交代，科爾森這個不肯輕易罷休的人，曾對考爾菲爾德說：“必要的話，他應該在那座樓內放上一枚燃燒彈，趁著火起混亂的時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這在那兩個紐約前警察看來，未免太過分。他們感到，應該有人對科爾森的感情用事進行約製。他們把情況反映給迪安，他馬上就趕乘下一班飛機到了聖克利門蒂。迪安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華盛頓，關於燃燒彈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來說，這勝利的代價卻是很大的。白宮對他們兩人的能耐突然不感興趣了。過去一般都會分派給他們的工作，現在卻交給管子工裏兩個新升起的明星——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爾菲爾德被冷落了三個月之後，決定製定一項進行政治偵查的高超計劃，並希望把這計劃賣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這計劃的代號是“沙地楔子活動”。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見米切爾。但是麵談並不成功。考爾菲爾德預感到會找別人去搞這項工作，而在他離開時，他知道，他沒有估計錯——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裏的就有戈登·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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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夏，理察·尼克森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宮各辦公室裏安裝竊聽裝置時，民意測驗表明他的聲望在繼續下降。總統的助理們由於越南戰爭無法控製深感苦惱，而這仍然是美國麵臨的最重大問題；他們彼此爭論著如何最有效地扭轉前一年秋季中期選舉表現出的那種令人沮喪的選民政治情緒。有一點是他們全都非常清楚的：他們需要大筆的錢。幸而他們的情況要比債務累累的民主黨好得很多。總統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著1968年未曾用掉的競選經費近二百萬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銀行加利福尼亞州紐波特灘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筆競選資金50萬元。有趣的是，這筆款是以銀行本票存入的，而這本票是他用現金在街對麵的太平洋保證國民銀行支行買來的。即使在當時，他已在採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來源，因為即使在當時，他就知道在未來競選運動中使用的款項，許多都將是來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幾個月裏，有一些款項的來路相繼出現了。最早在3月份出現的是奶製品工業。3月初，農業部長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來製作乳酪和黃油的牛奶——價格補貼和前一年一樣，100磅仍為4.66元。奶製品工廠主採取措施要改變這一決定。3月22日，他們組織了一個名為農業政治發展金庫的向共和黨行賄的運動費，並投入1萬美元。第二天，奶製品合作機構的16名領導人被邀請到橢圓形辦公室去與尼克森和哈丁相見。他們對總統和哈丁部長講，他們要求聯邦政府給予更高的價格補貼。第二天，他們又為尼克森撥了2.5萬元的競選資金。第三天，哈丁就改變主意，把奶製品價格補貼改為4.93元。於是在共和黨的銀行帳目上，這些奶製品工業的領導人總共添進了52.75萬元。
幾星期後，又開闢了一個財源。自從尼克森政府上台初期，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總經理哈羅德·吉寧一直在設法阻撓司法部一個特別工作組，該組的任務是阻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實行合併。司法部的專職律師決心要證實一個原則問題：企業競爭被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一些任意擴張的巨型集團非法地破壞了。負責指導政府這一行動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長理察·麥克拉倫。麥克拉倫則向司法部副部長克蘭丁斯特負責；一般認為米切爾對這一案件完全不予過問，因為他在紐約的法律事務所曾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麥克拉倫和克蘭丁斯特經過商討，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訴。克蘭丁斯特打電話給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律師，把這一決定告訴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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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時候，任何曾和埃爾斯伯格在一起工作過的人都得對許多問題做出交代，在任何人的心目中都認為最可能的同謀者是莫頓·霍爾珀林，因為他曾指導過五角大樓文件的編纂工作。霍爾珀林曾是埃爾斯伯格的朋友，後來做了基辛格的助手。他離開政府後，便到了華盛頓自由主義派的智囊班子布魯金斯學會。查爾斯·科爾森認為，霍爾珀林是泄密的一個根源，他那裏也許還存有機密材料。如果真是這樣，這批材料可能就存放在他在布魯金斯學會的辦公室裏。科爾森於是派烏拉塞維奇承擔這項偵察任務：這個前警察回來報告說，根本沒有辦法闖入布魯金斯學會。根據約翰·迪安後來的交代，科爾森這個不肯輕易罷休的人，曾對考爾菲爾德說：“必要的話，他應該在那座樓內放上一枚燃燒彈，趁著火起混亂的時候，把那批文件取回。”
這在那兩個紐約前警察看來，未免太過分。他們感到，應該有人對科爾森的感情用事進行約製。他們把情況反映給迪安，他馬上就趕乘下一班飛機到了聖克利門蒂。迪安把這一情況告訴了埃利希曼，埃利希曼打電話給華盛頓，關於燃燒彈的事，就未再提起。但是，對考爾菲爾德和烏拉塞維奇來說，這勝利的代價卻是很大的。白宮對他們兩人的能耐突然不感興趣了。過去一般都會分派給他們的工作，現在卻交給管子工裏兩個新升起的明星——霍華德·亨特和戈登·利迪。考爾菲爾德被冷落了三個月之後，決定製定一項進行政治偵查的高超計劃，並希望把這計劃賣給爭取總統連任委員會。這計劃的代號是“沙地楔子活動”。11月24日，迪安安排他去見米切爾。但是麵談並不成功。考爾菲爾德預感到會找別人去搞這項工作，而在他離開時，他知道，他沒有估計錯——坐在司法部長外間辦公室裏的就有戈登·利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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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春夏，理察·尼克森正秘密地在他的白宮各辦公室裏安裝竊聽裝置時，民意測驗表明他的聲望在繼續下降。總統的助理們由於越南戰爭無法控製深感苦惱，而這仍然是美國麵臨的最重大問題；他們彼此爭論著如何最有效地扭轉前一年秋季中期選舉表現出的那種令人沮喪的選民政治情緒。有一點是他們全都非常清楚的：他們需要大筆的錢。幸而他們的情況要比債務累累的民主黨好得很多。總統私人律師赫伯特·卡姆巴克掌管著1968年未曾用掉的競選經費近二百萬美元。1971年1月，卡姆巴克在美洲銀行加利福尼亞州紐波特灘支行存入1972年第一筆競選資金50萬元。有趣的是，這筆款是以銀行本票存入的，而這本票是他用現金在街對麵的太平洋保證國民銀行支行買來的。即使在當時，他已在採取措施，使人不容易搞清楚捐款的來源，因為即使在當時，他就知道在未來競選運動中使用的款項，許多都將是來路可疑的。
在接下去的幾個月裏，有一些款項的來路相繼出現了。最早在3月份出現的是奶製品工業。3月初，農業部長克利福德·哈丁宣布，“加工牛奶”——用來製作乳酪和黃油的牛奶——價格補貼和前一年一樣，100磅仍為4.66元。奶製品工廠主採取措施要改變這一決定。3月22日，他們組織了一個名為農業政治發展金庫的向共和黨行賄的運動費，並投入1萬美元。第二天，奶製品合作機構的16名領導人被邀請到橢圓形辦公室去與尼克森和哈丁相見。他們對總統和哈丁部長講，他們要求聯邦政府給予更高的價格補貼。第二天，他們又為尼克森撥了2.5萬元的競選資金。第三天，哈丁就改變主意，把奶製品價格補貼改為4.93元。於是在共和黨的銀行帳目上，這些奶製品工業的領導人總共添進了52.75萬元。
幾星期後，又開闢了一個財源。自從尼克森政府上台初期，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總經理哈羅德·吉寧一直在設法阻撓司法部一個特別工作組，該組的任務是阻止國際電話電報公司和哈特福德火災保險公司實行合併。司法部的專職律師決心要證實一個原則問題：企業競爭被國際電話電報公司這樣的一些任意擴張的巨型集團非法地破壞了。負責指導政府這一行動的是司法部反托拉斯司司長理察·麥克拉倫。麥克拉倫則向司法部副部長克蘭丁斯特負責；一般認為米切爾對這一案件完全不予過問，因為他在紐約的法律事務所曾為國際電話電報公司所雇用。1971年4月19日，麥克拉倫和克蘭丁斯特經過商討，同意向最高法院上訴。克蘭丁斯特打電話給國際電話電報公司的律師，把這一決定告訴了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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