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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斯瓦多斯談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專院校時說，“怕被指責為激進分子、左派分子、顛覆分子的恐懼心理似乎己經消失殆盡。許多人甚至歡迎這類稱號。”來到大學校園的學生往往正是麥卡錫時代那些飽受淩辱的——在某些情況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產階級自由派的子女。這些人的子女決心不受恐嚇和壓製。他們參加了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瓊·貝茲爭取非暴力學會、杜波依斯俱樂部和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等組織的分會，他們十分認真，但又幾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結束之前，他們的“新左派”手法將會觸怒幾乎所有的潛在的同盟者，包括他們目已的父母——這一點，有人認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過，在某些領域內，他們的本領卻是很高明的。他們的示威遊行往往是為電視攝影師而安排，很知道如何著眼於戲劇效果。1964年設置糾察線包圍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來支持密西西比自由黨就是一個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樓進軍是又一個例子。同樣確實的是，他們常常似乎是為了使人震驚而使全國震驚。1965年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廢除不許共產黨員和伯奇協會會員加人該組織的禁令。新左派聲稱他們的神聖三位一體包括馬克思、毛和赫伯特·馬庫塞【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現代西方哲學社會學中影響很大的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譯者】，而且他們熱烈信奉馬庫塞的“有區別的寬容”學說，也就是壓製那些被新左派認為謬誤和危險的觀點。他們反對後備軍官訓練團、徵兵和凝固汽油彈，那是合乎邏輯的，在畢業典禮上退席也是一種正當的抗議，但是他們提倡炸毀公共建築時，連馬庫塞本人也表示了異議。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某些領導人幾乎是醉心於暴力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伯納丁·多恩談到沙倫·塔特兇殺案時說：“瞧！他們先把那些豬玀殺掉，然後就在死屍躺著的同一間屋裏吃飯，後來他們甚至用叉子戳進一個死者的肚子！多帶勁啊！”
新左派對社會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謀性質的。他們認為社會是由一個本身受企業家、軍事領袖、公司巨頭等“權勢上層人物”操縱的既成體製所統治。他們隱約地談論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從鞏固國家政權開始的——而這又是他們極力反對的。同所有的運動一樣，他們的運動也有一批特殊用語：“對話”、“創造性的緊張”、“無商量餘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這些用語的含義往往是模糊的。例如，無商量餘地的要求可以成為可以商量的；對警察投擲石塊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現為蔑視傳統職業、衣著和政治的年輕鬥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經開始了。第二年春季，當這個校園又開始震顫的時候，克爾校長曾說，“這所大學及其伯克利校園經不起再麵臨這樣一次對抗了。”實際上接下去是長達四年之久的騷亂。伯克利不過是許多騷亂的校園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動了堪薩斯大學，那裏因為學生進入校長辦公室舉行靜坐抗議，反對大學生聯誼會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學生被捕。這以後，幾天之內，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大專院校都已擺好陣勢。
耶魯大學學生因為一位受歡迎的哲學講師沒有得到續聘而舉行了示威。舊金山州立大學舉行了一次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大會之後，有五個人進了醫院。在費爾菲爾德大學——康乃狄克州耶穌會辦的一所學校——學生破門進入一個鎖著的書庫，把裏麵的禁書全擺到供大家閱讀的書架上去。布魯克林學院的學生把他們的校長從講合上噓了下來。在紐約的聖約翰大學——全國最大的天主教學院——學生要求取消對他們的出版物的審查。密執安大學的學生示威反對提高電影票價；史丹福大學三位係主任抗議在課堂中朗讀色情詩而辭職。新澤西州的費爾利·迪金森大學的學生為“表達學生的普遍不滿”而組織了糾察線。從1966到1967兩年間騷亂繼續不斷，其中主要的暴亂發生在聖何塞州立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衣阿華大學、科內爾大學、長灘州立大學，還有已發生過一次騷亂的舊金山州立大學。而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大動盪的1968年之前的集給力量。亨特學院的校長說：“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這些富於戰鬥性的大學生雖然充滿熱情，但卻收穫很小。學生天然都是過客；他們一畢業，新學生就又進來，沒有什麽能夠保證新來者不採取不同的路線——象這次運動中的新學生實際上所做的那樣。向來不穩定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為兩部分：革命青年運動甲派，又稱“氣象員派”，以及譴責“氣象員派”是“冒險主義者”的革命青年運動乙派。學生們還有其他的困難。他們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謬的。“其荒唐之處，”班傑明·德莫特寫道，在於“他們認為如果你對越南戰爭、種族主義、貧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滿，那麽你把大學這個橋樑炸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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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維·斯瓦多斯談到六十年代初期的大專院校時說，“怕被指責為激進分子、左派分子、顛覆分子的恐懼心理似乎己經消失殆盡。許多人甚至歡迎這類稱號。”來到大學校園的學生往往正是麥卡錫時代那些飽受淩辱的——在某些情況下也是受害最深的——中產階級自由派的子女。這些人的子女決心不受恐嚇和壓製。他們參加了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瓊·貝茲爭取非暴力學會、杜波依斯俱樂部和青年社會主義聯盟等組織的分會，他們十分認真，但又幾乎完全不懂政治。在六十年代結束之前，他們的“新左派”手法將會觸怒幾乎所有的潛在的同盟者，包括他們目已的父母——這一點，有人認為，可能正是要害所在。
不過，在某些領域內，他們的本領卻是很高明的。他們的示威遊行往往是為電視攝影師而安排，很知道如何著眼於戲劇效果。1964年設置糾察線包圍民主黨全國代表大會會場來支持密西西比自由黨就是一個例子；1967年10月向五角大樓進軍是又一個例子。同樣確實的是，他們常常似乎是為了使人震驚而使全國震驚。1965年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廢除不許共產黨員和伯奇協會會員加人該組織的禁令。新左派聲稱他們的神聖三位一體包括馬克思、毛和赫伯特·馬庫塞【赫伯特·馬庫塞（herbert marcuse，1898年－1979年），現代西方哲學社會學中影響很大的法蘭克福學派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譯者】，而且他們熱烈信奉馬庫塞的“有區別的寬容”學說，也就是壓製那些被新左派認為謬誤和危險的觀點。他們反對後備軍官訓練團、徵兵和凝固汽油彈，那是合乎邏輯的，在畢業典禮上退席也是一種正當的抗議，但是他們提倡炸毀公共建築時，連馬庫塞本人也表示了異議。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某些領導人幾乎是醉心於暴力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的伯納丁·多恩談到沙倫·塔特兇殺案時說：“瞧！他們先把那些豬玀殺掉，然後就在死屍躺著的同一間屋裏吃飯，後來他們甚至用叉子戳進一個死者的肚子！多帶勁啊！”
新左派對社會的看法基本上是具有密謀性質的。他們認為社會是由一個本身受企業家、軍事領袖、公司巨頭等“權勢上層人物”操縱的既成體製所統治。他們隱約地談論革命，但是真正的革命是要從鞏固國家政權開始的——而這又是他們極力反對的。同所有的運動一樣，他們的運動也有一批特殊用語：“對話”、“創造性的緊張”、“無商量餘地的要求”、“非暴力的”以及其他等等。但是這些用語的含義往往是模糊的。例如，無商量餘地的要求可以成為可以商量的；對警察投擲石塊和瓶子被算作是非暴力的。
表現為蔑視傳統職業、衣著和政治的年輕鬥士的叛逆心理，1964年在伯克利就已經開始了。第二年春季，當這個校園又開始震顫的時候，克爾校長曾說，“這所大學及其伯克利校園經不起再麵臨這樣一次對抗了。”實際上接下去是長達四年之久的騷亂。伯克利不過是許多騷亂的校園之一。1965年伯克利的事件首先震動了堪薩斯大學，那裏因為學生進入校長辦公室舉行靜坐抗議，反對大學生聯誼會有男女之分而有一百一十四名學生被捕。這以後，幾天之內，從西海岸到東海岸的大專院校都已擺好陣勢。
耶魯大學學生因為一位受歡迎的哲學講師沒有得到續聘而舉行了示威。舊金山州立大學舉行了一次反後備軍官訓練團的大會之後，有五個人進了醫院。在費爾菲爾德大學——康乃狄克州耶穌會辦的一所學校——學生破門進入一個鎖著的書庫，把裏麵的禁書全擺到供大家閱讀的書架上去。布魯克林學院的學生把他們的校長從講合上噓了下來。在紐約的聖約翰大學——全國最大的天主教學院——學生要求取消對他們的出版物的審查。密執安大學的學生示威反對提高電影票價；史丹福大學三位係主任抗議在課堂中朗讀色情詩而辭職。新澤西州的費爾利·迪金森大學的學生為“表達學生的普遍不滿”而組織了糾察線。從1966到1967兩年間騷亂繼續不斷，其中主要的暴亂發生在聖何塞州立學院，威斯康星大學、衣阿華大學、科內爾大學、長灘州立大學，還有已發生過一次騷亂的舊金山州立大學。而所有這一切，僅僅是大動盪的1968年之前的集給力量。亨特學院的校長說：“昨天的象牙之塔成了今天的散兵坑。”
這些富於戰鬥性的大學生雖然充滿熱情，但卻收穫很小。學生天然都是過客；他們一畢業，新學生就又進來，沒有什麽能夠保證新來者不採取不同的路線——象這次運動中的新學生實際上所做的那樣。向來不穩定的爭取民主社會大學生協會，在六十年代末期分裂成為兩部分：革命青年運動甲派，又稱“氣象員派”，以及譴責“氣象員派”是“冒險主義者”的革命青年運動乙派。學生們還有其他的困難。他們的基本前提之一是荒謬的。“其荒唐之處，”班傑明·德莫特寫道，在於“他們認為如果你對越南戰爭、種族主義、貧困和一般生活水平感到不滿，那麽你把大學這個橋樑炸毀就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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