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對於反戰分子的真實感情，於1966年5月17日在芝加哥舉行的一次民主黨籌措基金晚餐會上爆發了出來，他斥責了那些“膽小鬼”，說他們“打算反對他們的領導人，反對他們的國家，反對我們自己的戰士”。到那年的夏末，他一直避免使用“偉大社會”這個詞。他已經轉變，寧可與那夥政治上的保守分子打交道，而不喜歡那夥“抽風似的自由派”，因為他們是一些“製造麻煩的人，迫使政治家們向右轉”。在白宮的私人談話中，他會直截了當地說，參加反戰運動的美國人不忠於國家，“俄國人”是“這整個活動的後台”。他還對他的幕僚人員透露，聯邦調查局和中央情報局一直在向他匯報“事態的真相”。他說，參議院中的鴿派與蘇聯代理人是有接觸的，他們同蘇聯人一起吃午飯，參加蘇聯大使館的宴會，並鼓勵他們的助手的孩子們與駐華盛頓和聯合國的蘇聯外交官員約會。他肯定地說：“俄國人想出許多話來讓那些參議員去講。我常常在他們講話之前就知道他們要說些什麽。”1966年6月，總統獎學金獲得者之一，有一名很有天資的17歲的姑娘，她的父母原來是這場戰爭的批評者。總統為此向有關人員發出一項指示，要收回這位姑娘的獎牌。埃裏克·戈德曼表示不同意，這項命令才又撤消了，但是，戈德曼被告知，在將來總統獎學金獲得者確定提名之前，他們和他們的家庭都要經過聯邦調查局的審查。
鷹派以詹森為榜樣，到處任意給人貼上不忠於國家的標籤。1966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放映了“吉波隊”——海軍陸戰隊自己的稱呼——中的海軍陸戰隊員放火燒農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樓幾乎指責廣播員叛國。麥克納馬拉在蒙特婁發表演說反對轟炸河內，指出每周對北越投擲炸彈的噸數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投擲的全部炸彈，他也因此而遭到懷疑。他在1967年11月辭去職務，詹森的親信顧問離開華盛頓的還有麥克·邦迪、喬治·鮑爾、傑克·瓦倫蒂、喬治·裏迪、理察·古德溫，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爾·莫耶斯的離去，特別刺傷總統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聞秘書工作幹不下去的正是詹森的模稜兩可的態度。賴斯頓寫道，莫耶斯已經受到了信用差距的傷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說，這種信用差距已壞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我們也不相信我們自己透露出去的東西了。”莫耶斯的辭職使這位總統大為光火，他指責莫耶斯要討好甘迺迪家族，利用白宮，用犧牲政府聲譽為代價來謀求私利。詹森大發雷霆說，他讀了剪報資料，他並不愚蠢，他看清了在發生的事情，當詹森的處境每況愈下的時候，這位新聞秘書卻一直在獲得報界的好評。
他對他的公眾形象的估計是正確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說是十分糟糕。特工處透露，從達拉斯事件以來，由於威脅總統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數，已增加了500％。認為林登·詹森應對約翰·甘迺迪之死負責的人數一直在增長。據《紳士》雜誌估計，到1967年5月，關於達拉斯悲劇有六十來種不同說法的著作在銷行。那一年的年初，紐奧良州的地方檢察官吉姆·加裏森對報界說：“我的工作人員和我已在數周之前解決了這件刺殺案。”後來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裏森實際是瘋人院裏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裏斯民意測驗卻表明，懷疑沃倫報告的美國人，已從44％躍為66％。許多人認為加裏森“不無道理”；另外一些人對詹森總統的任何事，包括他進入白宮的途徑，反正都表示懷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數字表明：全國隻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總統職權所採取的行動。像五年後的理察·尼克森一樣，詹森退縮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當他與戈德華特進行競選角逐時，他興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員十分擔心。現在他公開露麵隻限於對可靠的聽眾——會見企業界的負責人或住在軍事基地的軍人家屬，在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聽眾是尊敬他的。白宮已成了壁壘森嚴的地方。要進白宮的大門更加困難了，證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確，而且隨身公文皮包也要經過嚴格的檢查。總統的幕僚人員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懷有敵意，全國也會同情和讚賞他的勇氣，任何一種舉動都比這種閉門索居的情況強。特工處不同意這些意見。他們感到，全國情緒敵對，那麽在未經審查過的人群麵前露麵，將是十分危險的，這一次，詹森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他越來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內閣，警惕著進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繼續供職的人，或那些現在需要詹森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為了今後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證的那些人，感到他們必須對他表示狂熱支持和不貳忠貞。休伯特·漢弗萊成了一個超級鷹派。拉裏·奧布賴恩抬出一個死人來支持這場戰爭，他在維吉尼亞州列克星敦對聽眾們說，如果喬治·馬歇爾將軍還活著的話，他“無疑”會支持詹森越南政策的每一點。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對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三年前通過東京灣決議時，國會實際已授權總統“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國的武裝力量”，並說，這一點便足以使總統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包括轟炸接近中國邊境的目標。接下去會上出現了這樣一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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鷹派以詹森為榜樣，到處任意給人貼上不忠於國家的標籤。1966年，哥倫比亞廣播公司電視台放映了“吉波隊”——海軍陸戰隊自己的稱呼——中的海軍陸戰隊員放火燒農民的茅舍的情景，五角大樓幾乎指責廣播員叛國。麥克納馬拉在蒙特婁發表演說反對轟炸河內，指出每周對北越投擲炸彈的噸數已超過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在德國投擲的全部炸彈，他也因此而遭到懷疑。他在1967年11月辭去職務，詹森的親信顧問離開華盛頓的還有麥克·邦迪、喬治·鮑爾、傑克·瓦倫蒂、喬治·裏迪、理察·古德溫，以及霍勒斯·巴斯比。比爾·莫耶斯的離去，特別刺傷總統的心，而使莫耶斯的新聞秘書工作幹不下去的正是詹森的模稜兩可的態度。賴斯頓寫道，莫耶斯已經受到了信用差距的傷害，而莫耶斯本人更說，這種信用差距已壞到這樣的地步：“以至我們也不相信我們自己透露出去的東西了。”莫耶斯的辭職使這位總統大為光火，他指責莫耶斯要討好甘迺迪家族，利用白宮，用犧牲政府聲譽為代價來謀求私利。詹森大發雷霆說，他讀了剪報資料，他並不愚蠢，他看清了在發生的事情，當詹森的處境每況愈下的時候，這位新聞秘書卻一直在獲得報界的好評。
他對他的公眾形象的估計是正確的。到1967年，那形象可說是十分糟糕。特工處透露，從達拉斯事件以來，由於威脅總統的生命而被逮捕的人數，已增加了500％。認為林登·詹森應對約翰·甘迺迪之死負責的人數一直在增長。據《紳士》雜誌估計，到1967年5月，關於達拉斯悲劇有六十來種不同說法的著作在銷行。那一年的年初，紐奧良州的地方檢察官吉姆·加裏森對報界說：“我的工作人員和我已在數周之前解決了這件刺殺案。”後來發生的事情清楚地表明，加裏森實際是瘋人院裏的人物，不是法院中人，但是5月份的一次哈裏斯民意測驗卻表明，懷疑沃倫報告的美國人，已從44％躍為66％。許多人認為加裏森“不無道理”；另外一些人對詹森總統的任何事，包括他進入白宮的途徑，反正都表示懷疑。
他的威望日益下降，到1968年3月蓋洛普民意測驗的數字表明：全國隻有36％的人支持他行使總統職權所採取的行動。像五年後的理察·尼克森一樣，詹森退縮到自我孤立中去。三年前，當他與戈德華特進行競選角逐時，他興高采烈地走到人海中去，使特工人員十分擔心。現在他公開露麵隻限於對可靠的聽眾——會見企業界的負責人或住在軍事基地的軍人家屬，在這些地方，他可以相信他的聽眾是尊敬他的。白宮已成了壁壘森嚴的地方。要進白宮的大門更加困難了，證明文件要求非常明確，而且隨身公文皮包也要經過嚴格的檢查。總統的幕僚人員敦促他走出去到人民中去。即便人群懷有敵意，全國也會同情和讚賞他的勇氣，任何一種舉動都比這種閉門索居的情況強。特工處不同意這些意見。他們感到，全國情緒敵對，那麽在未經審查過的人群麵前露麵，將是十分危險的，這一次，詹森聽從了他們的意見。
他越來越留神地注意他的幕僚和內閣，警惕著進一步的背叛。那些想要繼續供職的人，或那些現在需要詹森的同意而得到提拔和為了今後的仕途需要他的保證的那些人，感到他們必須對他表示狂熱支持和不貳忠貞。休伯特·漢弗萊成了一個超級鷹派。拉裏·奧布賴恩抬出一個死人來支持這場戰爭，他在維吉尼亞州列克星敦對聽眾們說，如果喬治·馬歇爾將軍還活著的話，他“無疑”會支持詹森越南政策的每一點。被任命為司法部長的尼克·卡曾巴赫，1967年8月17日對參院外交委員會作證時說，三年前通過東京灣決議時，國會實際已授權總統“以任何必要的方式使用美國的武裝力量”，並說，這一點便足以使總統可以在印度支那承擔任何軍事義務，包括轟炸接近中國邊境的目標。接下去會上出現了這樣一段對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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