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當然並不表示自由派從此不再關心黑人的正義事業。這也不可能從此終止已在實施中的爭取黑人進步的種種計劃。在那同一個月，在密西西比州費耶特進行了六個月的抵製白人商業的運動，以費耶特的各商店雇用黑人職工而勝利結束，同時還關閉了專供有色人種使用的加油站廁所，並錄用了一批黑人警察和副警長。在12個月裏三次被選入喬治亞州議會的朱利安·邦德，根據美國最高法院的命令，終於就職了。在塞爾馬，吉姆·克拉克縣警長由於他的職務需要經過選舉，悄悄收起了他的刻著“決不”字樣的小圓徽章。但這也無補於事，當根據他反對過的選舉法令登記的黑人選民參加投票時，他落選了。
過去，幾個黑人得誌，全體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整個種族會因為這少數人的成就而自豪。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卡麥可引用的一位黑人婦女那年9月講的一句話，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爾夫·本奇吃的飯，飽不了我的肚子。”開電梯的工人和日掙三元的棉花採摘工也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些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方法，是絕對不現實的。黑人隻占美國總人口的11％。侈談黑人革命——1966年已經談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要求黑人抵製取消種族隔離，則更屬荒謬。
菲利普·倫道夫，震驚於貧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在9月竟說：“街頭的進軍和示威活動已成強弩之末，現在應該結束了。”他提出一個新的辦法：“從街頭轉到會議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揚、拉斯廷和從事民權鬥爭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輩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聲明，批判了暴力、暴亂和譁眾取寵，並做出結論說：“我們不僅歡迎，而且我們要求美國白人的充分合作。”馬丁·路德·金一方麵在原則上表示贊同，同時又不肯簽字，因為他不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認為，那些爭取黑人權力的發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錯誤”。
卡麥可一度採取調和的路線，把黑人權力重新解釋為：“黑人團結起來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來選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們的代表說出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說：‘瞧，夥計，除非你向我們提供多少學校、醫院、操場和職業，我們就不會投你的票。’”但他並沒有堅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訴他的聽眾，“如果我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稀巴爛。”他還號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為解放而戰。”在阿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到這裏要把這個城鎮搞個稀巴爛，我們一定要把它搞個稀巴爛。”他把詹森總統叫做“蠻子”、“小醜”、“說謊的人”。他愈益強烈地表明，他和黑豹黨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黨的口號——“權力屬於人民”意味著權力屬於黑人，而不是屬於別的任何人。接著，就像丹東被羅伯斯庇爾接替了職務一樣，卡麥可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當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業區在恐怖的五天五夜裏，被自製燃燒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時候，布朗對記者說，“在這些野蠻的白狗子警察滾開之前”，這裏決不會出現和平的局麵。接著他說：“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了戰。”
在1966年的選舉中，起著強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對於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反應。另一個反應是諸如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轉變立場。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經把民權立法作為“合乎時宜的主張”加以支持，但是，他卻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條（“住房不受歧視”條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禍害”，因此使它未能通過。令人奇怪的是，對這些新的好鬥分子採取極力批判態度的，卻是一家英國的期刊——倫敦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說：“這些‘領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識分子”，說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間普遍存在的反對白人的情緒，與1943年法國人反對德國人的情緒是相似的。”並說：“搶劫和侮辱白人婦女在過去一直被某些積極分子視為一種‘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為’。”這雜誌還預言說：“美國人民對於這種放肆的暴行所採取的暫時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態度，幾乎必然要變成白人嚴厲的不容忍態度。”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分子越來越耀武揚威。黑豹黨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來越獲得湯姆·沃爾夫尖刻地稱之為“激進時髦”的聲譽，而那些劣跡昭著的罪犯過去隻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現，現在卻被當做對人類困境具有新見解的觀察家加以認真研討。他們全都是貧民區的產物，而某些人的發跡還可以追溯到近來的暴動事件。羅恩·卡倫加出身於瓦茲地區的下層社會，雖然他否認他的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曾從事暴亂活動，該組織有四個成員已受到此項控告。卡倫加所以名聲大噪也是瓦茲的騷亂造成的。關於那次騷動的損失，現在越來越清楚，是無法計算的。某些重大損失幾年內也不會看到。這次暴亂的遺產之一是獅鼻似的55－sa型八發22口徑艾弗－詹森牌的左輪手槍。這支手槍原是一個害怕的洛杉磯人在騷亂發生之後於1965年8月末用31.95元買來自衛的。後來，他把槍給了他的女兒，她又把它給了帕薩迪納地方的鄰居，這位鄰居又把它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個叫穆尼爾·“喬”·錫爾汗的雇員。最後，喬把它轉給他的小弟弟錫爾汗——比沙拉·“索爾”·錫爾汗。在瓦茲騷亂之後的第三年，錫爾汗就是用這支手槍在洛杉磯殺害了羅伯特·甘迺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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過去，幾個黑人得誌，全體黑人都感到心滿意足。整個種族會因為這少數人的成就而自豪。現在可不是這樣了，卡麥可引用的一位黑人婦女那年9月講的一句話，是頗有代表性的：“拉爾夫·本奇吃的飯，飽不了我的肚子。”開電梯的工人和日掙三元的棉花採摘工也要求得到他們應得的一份。這是人之常情，也是理所當然的。但是，這些激進分子進行鬥爭的方法，是絕對不現實的。黑人隻占美國總人口的11％。侈談黑人革命——1966年已經談得不少了——是愚蠢的，而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提出要求黑人抵製取消種族隔離，則更屬荒謬。
菲利普·倫道夫，震驚於貧民窟的黑人和警察之間的暴力對抗，在9月竟說：“街頭的進軍和示威活動已成強弩之末，現在應該結束了。”他提出一個新的辦法：“從街頭轉到會議桌上去。”10月，他本人、威金斯、揚、拉斯廷和從事民權鬥爭的三名其他的老一輩領導人簽署了一項聲明，批判了暴力、暴亂和譁眾取寵，並做出結論說：“我們不僅歡迎，而且我們要求美國白人的充分合作。”馬丁·路德·金一方麵在原則上表示贊同，同時又不肯簽字，因為他不想給人們造成一種印象，似乎他認為，那些爭取黑人權力的發言人，是“肯定地和不可挽回地犯了錯誤”。
卡麥可一度採取調和的路線，把黑人權力重新解釋為：“黑人團結起來形成一支政治力量，來選出自己的代表，或迫使他們的代表說出他們的要求……對他們說：‘瞧，夥計，除非你向我們提供多少學校、醫院、操場和職業，我們就不會投你的票。’”但他並沒有堅持下去。不久，他就不停地告訴他的聽眾，“如果我們得不到公正的待遇，我們就要把這個國家搞得稀巴爛。”他還號召黑人“用任何必要的武器為解放而戰。”在阿拉巴馬州的普拉特維爾，他說：“我們來到這裏要把這個城鎮搞個稀巴爛，我們一定要把它搞個稀巴爛。”他把詹森總統叫做“蠻子”、“小醜”、“說謊的人”。他愈益強烈地表明，他和黑豹黨人是完全一致的，黑豹黨的口號——“權力屬於人民”意味著權力屬於黑人，而不是屬於別的任何人。接著，就像丹東被羅伯斯庇爾接替了職務一樣，卡麥可的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主席的職務被一名更加激烈的種族主義分子拉普·布朗所代替。當辛辛那提的大部分商業區在恐怖的五天五夜裏，被自製燃燒瓶搞得烈焰四起的時候，布朗對記者說，“在這些野蠻的白狗子警察滾開之前”，這裏決不會出現和平的局麵。接著他說：“大學生非暴力協調委員會已經宣了戰。”
在1966年的選舉中，起著強烈的反作用的投票是對於要求黑人權力的一個反應。另一個反應是諸如參議員埃弗雷特·德克森之流敏感的政客轉變立場。德克森在1964年和1965年，曾經把民權立法作為“合乎時宜的主張”加以支持，但是，他卻以1966年法案包含有第四條（“住房不受歧視”條款），而嘲笑它是“一包禍害”，因此使它未能通過。令人奇怪的是，對這些新的好鬥分子採取極力批判態度的，卻是一家英國的期刊——倫敦的《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說：“這些‘領袖’中的大部分人都是可怕的法西斯式的人物。”這家期刊嘲笑“自由派知識分子”，說這些人“令人感到侮辱地互相轉告，美國黑人中間普遍存在的反對白人的情緒，與1943年法國人反對德國人的情緒是相似的。”並說：“搶劫和侮辱白人婦女在過去一直被某些積極分子視為一種‘黑人革命的近乎高尚的行為’。”這雜誌還預言說：“美國人民對於這種放肆的暴行所採取的暫時的很不平常的容忍態度，幾乎必然要變成白人嚴厲的不容忍態度。”
與此同時，黑人種族主義分子越來越耀武揚威。黑豹黨人在富裕的城市自由派人士中，越來越獲得湯姆·沃爾夫尖刻地稱之為“激進時髦”的聲譽，而那些劣跡昭著的罪犯過去隻在警方的案卷中出現，現在卻被當做對人類困境具有新見解的觀察家加以認真研討。他們全都是貧民區的產物，而某些人的發跡還可以追溯到近來的暴動事件。羅恩·卡倫加出身於瓦茲地區的下層社會，雖然他否認他的黑人民族主義的組織曾從事暴亂活動，該組織有四個成員已受到此項控告。卡倫加所以名聲大噪也是瓦茲的騷亂造成的。關於那次騷動的損失，現在越來越清楚，是無法計算的。某些重大損失幾年內也不會看到。這次暴亂的遺產之一是獅鼻似的55－sa型八發22口徑艾弗－詹森牌的左輪手槍。這支手槍原是一個害怕的洛杉磯人在騷亂發生之後於1965年8月末用31.95元買來自衛的。後來，他把槍給了他的女兒，她又把它給了帕薩迪納地方的鄰居，這位鄰居又把它賣給納什百貨商店的一個叫穆尼爾·“喬”·錫爾汗的雇員。最後，喬把它轉給他的小弟弟錫爾汗——比沙拉·“索爾”·錫爾汗。在瓦茲騷亂之後的第三年，錫爾汗就是用這支手槍在洛杉磯殺害了羅伯特·甘迺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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