艾德萊·史蒂文森和溫斯頓·邱吉爾於1965年相繼去世。埃德加·胡佛還活著，還掌管著聯邦調查局，但已開始衰老。聯邦調查局的統計數字表明，全國犯罪率一年增加11％，而總統的推行法令伸張正義委員會斷定，實際犯罪案件的數目可能是報案的三倍。社會上抗議行動成了犯法行為中日益增多的一類。1965年3月24日在密執安大學開始的通宵12小時的反對越南戰爭宣講會，是完全合法的，但接著出現的什麽裸體會、睡覺會、相愛會就不一定合法了。紐約世界博覽會決定在1964年4月22日開幕，爭取種族平等大會布魯克林分會的領導人威脅著要來一次拋錨會——使成千輛汽車因油盡而中途停車——造成交通堵塞，來加以破壞。結果他們竟使參加開幕日的群眾從25萬左右減少到92,646人。最後將近300人被捕，其中有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全國負責人詹姆斯·法默。
全國暴力活動的嚴重性仍然駭人聽聞。1966年夏，一個叫理察·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謀殺了八名護士學校的學生。兩星期以後，德克薩斯大學優等生查爾斯·惠特曼，爬上該校在奧斯汀的27層高的水塔頂上，向下麵過路的行人開槍，打死14人，打傷30人；又過了三個月後，一個18歲的大學生跑進亞利桑那州梅薩市的羅斯－馬爾美容學院用手槍打死4個婦女和1個孩子。他對警察說，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奧斯汀的殺人事件的啟發。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樣，他說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識領域內處於兩極端的兩名議員都出了麻煩。亞當·克萊頓·鮑威爾罵哈萊姆一個寡婦“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給她一筆損害賠償金，但鮑威爾不予理睬，躲離了紐約。康乃狄克州參議員湯姆·多德的同事指責他濫用競選基金，並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時受賄。紐約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個企圖炸毀自由女神像、自由鍾和華盛頓紀念碑的陰謀集團；這些參加陰謀活動的人動機各不相同，從魁北克獨立分子、菲德爾·卡斯楚的崇拜者、黑人權利擁護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應有盡有。在紐約，有一家假期換房社，專為願在假期中交換住房的人辦理聯繫工作；從麻薩諸塞州東部一個小城市裏第一次傳出了年輕夫婦彼此交換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廣告組織日本柔道參觀團：兩周中汗流浹背，隻收費1,396元。瓦薩大學的薩拉·吉布森·布蘭丁校長對她的1,450名女生說，她希望她們別再跟人胡搞，否則就離開學校。傑克·瓦倫蒂對一群廣告設計師說：“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為林登·詹森是我的總統。”
達拉斯對傑克·魯比的審訊於1964年2月17日開庭，3月14日結束，判決有罪。他的律師梅爾文·貝利大聲吵嚷說：“這是一個非法的法庭，一個迫害法庭，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魯比後來於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獄中。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發表了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警告說，除非美國“立即拋棄各種老一套的神話”，他將同政府決裂。教皇保羅六世10月間在紐約待了一天，並在聯合國大會上致辭。新任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看來決心對詹森表示絕對忠誠，他模仿阿維斯汽車出租廣告的腔調說：“我是第二號人物，我必須更加倍努力。”某些觀察家懷疑，獲勝的民主黨兩總統之間是否正在發展著一種以彼此虐待為樂的關係。總統似乎以能羞辱副總統為最開心的事。他對記者說：“小夥子們，我剛才還對休伯特說，他有短處捏在我手裏。”
1966年，《音樂之聲》成為電影史上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人們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這全是真的。”電視這時在觀眾多的鍾點，幾乎百分之百是彩色節目。兩個職業足球聯隊合併了。《玩偶的山穀》和《逃避審查之道》兩書最為暢銷。《娛樂酒店》和《媽姆》成了百老匯的熱門。戴維·梅裏克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資50萬元，最後完全失敗。一家服裝公司出售一種可以隨手丟掉的紙衣服，一盒隻要一兩元，穿髒了便可以丟掉。新的男用化妝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經理睫毛”，和一種刮臉後的粉撲——“銅拳”。1966年的夏天，由於航空公司出現有史以來為期最長、代價最高的罷工，使許多旅遊者未能成行；五條重要航線停飛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聯賽中，躲閃隊接連四次輸給了巴爾的摩隊。加利福尼亞的汽車上出現了一條古怪的標語：瑪麗·波平斯販賣毒品。
60年代中期，勞資糾紛使紐約人有279天看不到報紙。《世界電訊報》、《美國人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合併成一家，稱為《世界論壇報》（簡稱wijit），出了九個月就停刊了。經過了190年，一種迷信終於完全取消掉兩元的紙幣；財政部於1966年8月10日停印這種紙幣，說是：“公眾不願用它。”
※※※
1966年秋季選舉是政治上的一個轉折點。對黑人區暴亂活動和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反感終於結合起來，使白人的強烈反應第一次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貨膨脹、利率高漲、抵押貸款短缺、生活費用上漲，這種強烈反應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強有力的跳板。喬治·羅姆尼和納爾遜·洛克菲勒以很大優勢重新當選。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新人中有田納西州的霍華德·貝克、麻薩諸塞州的愛德華·布魯克、俄勒岡州的馬克·哈特菲爾德和伊利諾州的查爾斯·珀西；新的共和黨州長中則有加利福尼亞州的羅納德·裏根和馬裏蘭州的斯皮羅·阿格紐。共和黨總共在參議院新增了3席，新州長8名，眾議院47席，比他們1964年失去的還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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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國暴力活動的嚴重性仍然駭人聽聞。1966年夏，一個叫理察·斯佩克的打零工的工人在芝加哥謀殺了八名護士學校的學生。兩星期以後，德克薩斯大學優等生查爾斯·惠特曼，爬上該校在奧斯汀的27層高的水塔頂上，向下麵過路的行人開槍，打死14人，打傷30人；又過了三個月後，一個18歲的大學生跑進亞利桑那州梅薩市的羅斯－馬爾美容學院用手槍打死4個婦女和1個孩子。他對警察說，他是受了芝加哥和奧斯汀的殺人事件的啟發。同斯佩克和惠特曼一樣，他說他想“出名”。
在思想意識領域內處於兩極端的兩名議員都出了麻煩。亞當·克萊頓·鮑威爾罵哈萊姆一個寡婦“是警察局的狗腿子”；法院判給她一筆損害賠償金，但鮑威爾不予理睬，躲離了紐約。康乃狄克州參議員湯姆·多德的同事指責他濫用競選基金，並在和西德某商行的代理人打交道時受賄。紐約一名警察秘密打入一個企圖炸毀自由女神像、自由鍾和華盛頓紀念碑的陰謀集團；這些參加陰謀活動的人動機各不相同，從魁北克獨立分子、菲德爾·卡斯楚的崇拜者、黑人權利擁護者直到北越的支持者應有盡有。在紐約，有一家假期換房社，專為願在假期中交換住房的人辦理聯繫工作；從麻薩諸塞州東部一個小城市裏第一次傳出了年輕夫婦彼此交換配偶的事。一家旅行社登廣告組織日本柔道參觀團：兩周中汗流浹背，隻收費1,396元。瓦薩大學的薩拉·吉布森·布蘭丁校長對她的1,450名女生說，她希望她們別再跟人胡搞，否則就離開學校。傑克·瓦倫蒂對一群廣告設計師說：“我一天比一天睡得好一些，更有信心一些，因為林登·詹森是我的總統。”
達拉斯對傑克·魯比的審訊於1964年2月17日開庭，3月14日結束，判決有罪。他的律師梅爾文·貝利大聲吵嚷說：“這是一個非法的法庭，一個迫害法庭，這一點大家都知道。”魯比後來於1967年1月3日因癌症死在獄中。參議員威廉·富布賴特發表了一個有關外交政策的重要演說，警告說，除非美國“立即拋棄各種老一套的神話”，他將同政府決裂。教皇保羅六世10月間在紐約待了一天，並在聯合國大會上致辭。新任副總統休伯特·漢弗萊看來決心對詹森表示絕對忠誠，他模仿阿維斯汽車出租廣告的腔調說：“我是第二號人物，我必須更加倍努力。”某些觀察家懷疑，獲勝的民主黨兩總統之間是否正在發展著一種以彼此虐待為樂的關係。總統似乎以能羞辱副總統為最開心的事。他對記者說：“小夥子們，我剛才還對休伯特說，他有短處捏在我手裏。”
1966年，《音樂之聲》成為電影史上最受歡迎的影片之一。人們奔走相告：“你最好相信這全是真的。”電視這時在觀眾多的鍾點，幾乎百分之百是彩色節目。兩個職業足球聯隊合併了。《玩偶的山穀》和《逃避審查之道》兩書最為暢銷。《娛樂酒店》和《媽姆》成了百老匯的熱門。戴維·梅裏克為“在蒂法尼家早餐”投資50萬元，最後完全失敗。一家服裝公司出售一種可以隨手丟掉的紙衣服，一盒隻要一兩元，穿髒了便可以丟掉。新的男用化妝品中有假睫毛，叫做“經理睫毛”，和一種刮臉後的粉撲——“銅拳”。1966年的夏天，由於航空公司出現有史以來為期最長、代價最高的罷工，使許多旅遊者未能成行；五條重要航線停飛了43天。那年秋天，在世界棒球聯賽中，躲閃隊接連四次輸給了巴爾的摩隊。加利福尼亞的汽車上出現了一條古怪的標語：瑪麗·波平斯販賣毒品。
60年代中期，勞資糾紛使紐約人有279天看不到報紙。《世界電訊報》、《美國人報》和《紐約先驅論壇報》合併成一家，稱為《世界論壇報》（簡稱wijit），出了九個月就停刊了。經過了190年，一種迷信終於完全取消掉兩元的紙幣；財政部於1966年8月10日停印這種紙幣，說是：“公眾不願用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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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秋季選舉是政治上的一個轉折點。對黑人區暴亂活動和民權運動示威活動的反感終於結合起來，使白人的強烈反應第一次成為一種強有力的政治力量。加上通貨膨脹、利率高漲、抵押貸款短缺、生活費用上漲，這種強烈反應成為共和黨候選人的強有力的跳板。喬治·羅姆尼和納爾遜·洛克菲勒以很大優勢重新當選。進入參議院的共和黨新人中有田納西州的霍華德·貝克、麻薩諸塞州的愛德華·布魯克、俄勒岡州的馬克·哈特菲爾德和伊利諾州的查爾斯·珀西；新的共和黨州長中則有加利福尼亞州的羅納德·裏根和馬裏蘭州的斯皮羅·阿格紐。共和黨總共在參議院新增了3席，新州長8名，眾議院47席，比他們1964年失去的還要多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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