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個和這種新黑人打交道的政府人物是羅伯特·甘迺迪。詹姆士·鮑德溫在《紐約人》雜誌上發表的一篇文章使他留下很深刻印象，在那篇文章中，鮑德溫寫到黑人過去所遭受的：
『……絞殺、火燒、拷打、閹割、殺嬰、強姦；死亡和恥辱；日日夜夜的擔驚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懼；懷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為周圍的人都認為他不值得，為自己妻子、親屬和子女悲傷，因為他們需要他的保護，但是他卻不能保護她們；狂怒、仇恨和謀殺，他對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轉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親人，因而使一切愛情、一切信任、一切歡樂都成為不可能。』
鮑德溫相信，“白人解放的代價是黑人的解放，”同時，他引證一段黑人聖歌：“上帝向諾亞顯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將是大火！”
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裏向伯克·馬歇爾建議，司法部長應該見一見鮑德溫。馬歇爾轉達了他的建議，於是他們兩人在核桃山共進早餐。他們談話不多，但頗為親切，甘迺迪建議第二天在紐約他父親的曼哈頓公寓裏繼續商談，讓伯克·馬歇爾也參加。他們希望知道關於政府應該採取一些什麽行動的意見，並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來參加會談。鮑德溫說，他將要把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蘭·漢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員哈裏·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運動期間曾經挨過打，坐過牢的二十四歲的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主席傑羅姆·史密斯都帶來一起會談。甘迺迪打算進行一次嚴肅的討論，象他和羅伊·威爾金斯和馬丁·路德·金進行過的討論一樣。可是一上來他便聽到了史密斯的長篇激烈演說，他還說和羅伯特·甘迺迪一起呆在同一個房間裏就使他感到作嘔。自此以後，會談的氣氛便開始惡化了。
甘迺迪試圖說明，政府已經作了些什麽，現在正在作什麽，新法案將起什麽作用。他們一點也不在乎這一些。鮑德溫甚至不知道總統的民權法案谘文已經送交國會了。他說，總統所以在阿拉巴馬州採取行動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有一個白人被刀子紮死了，馬歇爾爭辯說，他曾經和馬丁·路德·金商量過，他們聽了卻哄堂大笑。這樣持續了三個小時。後來羅伯特說，“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裏。”他們一個個站起來，大發議論，痛罵一頓。有些人哭著走出了房間。在會議結束時，一個青年黑人說，他將不再為美國打仗了，鮑勃質問他怎麽能說出這樣的話，那青年人還堅持他原來的說法。
巧的是，鮑勃到紐約來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和幾家大百貨店老闆商量如何結束他們的南部分店的種族歧視。而這一點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興趣，要是換一個司法部長可能從此不再管他們了。而這位司法部長卻不是這樣。當時他很生氣；回到華盛頓後，他重複念叨著關於拒絕保衛國家的那句話，他深為不解地自問，“怎麽會有人說這樣的話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想，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過他的經歷，我對這個國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樣了。”他開始真心轉變過來支持這個運動，他認識到，這樣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這種情況，其後果真的會是“下一次將是大火”了。
※※※
5月29日總統滿四十六歲了。他的手下人員計劃好為他舉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會，藉口是情況匯報室有一個保密電話在等著他，但是總統並沒有感列很大意外，當麥克·邦迪引著他住白宮餐廳走去時，他早已滿臉是笑容了。司儀皮埃爾·塞林格遞給他一篇發言稿。“我們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寫發官稿的，總統先生，”他說，“但這裏是一位代筆寫的發言稿，我們希望聽你照著講一講。”稿子的開頭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麻薩諸塞州的布魯克林生了一個孩子……”甘迺迪按過一個衛星模型，上麵附的一張卡片上寫著，“希望你一路順風，巴裏。”由於甘迺迪一直對他辦公室外麵的新花園感到非常得意，傑基存心戲弄她的丈夫，特意贈給他一大筐枯草，並在一張卡片上寫著，“古玫瑰園的真正占草，白宮歷史學會贈。”那天晚上過得很愉快。他們乘坐總統的遊艇“霍尼·菲茨”號在波托馬克河巡弋。
這是甘迺迪政權的極盛時期，但是他們當時並不如道這一點。他們以為他們還要在白宮呆五年，到總統離開白宮時，他計劃在華盛頓創辦一份報紙。它將是不同一般的報紙；全國最優秀的新聞記者都會願意參加這份報紙的工作。但是，這還是很遙遠的事，他們那時都還不到為將來作打算的年齡。年輕仍然是政府中人員談得最多的一個向題。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許多方麵正是當時所謂“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傑基、艾塞爾和瓊，那年春天都懷孕了。嬰兒車和嬰兒圍欄在高級政府官員的家中成了常見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這些高級官員卻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開外的人。而這卻是甘迺迪時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隊一樣使年輕的美國人想到這位總統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總統。當然，他還有另外一些擁護他的選民，其中有知識界。在他擔任哈佛大學董事會董事六年任期屆滿時，他在行政大樓邀請知名的哈佛人士舉行了一次不請女客的慶祝宴會。但是，即使在那種場合，他也沒忘掉自己的年齡。他說，“請你們來白宮赴宴很不容易，因為你們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這裏參加不請女客的宴會的次數都比我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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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絞殺、火燒、拷打、閹割、殺嬰、強姦；死亡和恥辱；日日夜夜的擔驚受怕，深透骨髓的恐懼；懷疑自己是否值得活下去，因為周圍的人都認為他不值得，為自己妻子、親屬和子女悲傷，因為他們需要他的保護，但是他卻不能保護她們；狂怒、仇恨和謀殺，他對白人的仇恨深到常常轉而仇恨自己和自己的親人，因而使一切愛情、一切信任、一切歡樂都成為不可能。』
鮑德溫相信，“白人解放的代價是黑人的解放，”同時，他引證一段黑人聖歌：“上帝向諾亞顯示了彩虹：不再有洪水了，下一次將是大火！”
喜劇演員迪克·格雷戈裏向伯克·馬歇爾建議，司法部長應該見一見鮑德溫。馬歇爾轉達了他的建議，於是他們兩人在核桃山共進早餐。他們談話不多，但頗為親切，甘迺迪建議第二天在紐約他父親的曼哈頓公寓裏繼續商談，讓伯克·馬歇爾也參加。他們希望知道關於政府應該採取一些什麽行動的意見，並且希望其他一些黑人也來參加會談。鮑德溫說，他將要把心理學家肯尼思·克拉克、作家洛蘭·漢斯伯利、歌唱家莉娜·霍恩、演員哈裏·貝拉方特和在自由乘客運動期間曾經挨過打，坐過牢的二十四歲的爭取種族平等大會的主席傑羅姆·史密斯都帶來一起會談。甘迺迪打算進行一次嚴肅的討論，象他和羅伊·威爾金斯和馬丁·路德·金進行過的討論一樣。可是一上來他便聽到了史密斯的長篇激烈演說，他還說和羅伯特·甘迺迪一起呆在同一個房間裏就使他感到作嘔。自此以後，會談的氣氛便開始惡化了。
甘迺迪試圖說明，政府已經作了些什麽，現在正在作什麽，新法案將起什麽作用。他們一點也不在乎這一些。鮑德溫甚至不知道總統的民權法案谘文已經送交國會了。他說，總統所以在阿拉巴馬州採取行動的唯一原因，是因為有一個白人被刀子紮死了，馬歇爾爭辯說，他曾經和馬丁·路德·金商量過，他們聽了卻哄堂大笑。這樣持續了三個小時。後來羅伯特說，“都是感情用事，歇斯底裏。”他們一個個站起來，大發議論，痛罵一頓。有些人哭著走出了房間。在會議結束時，一個青年黑人說，他將不再為美國打仗了，鮑勃質問他怎麽能說出這樣的話，那青年人還堅持他原來的說法。
巧的是，鮑勃到紐約來的目的恰恰是為了和幾家大百貨店老闆商量如何結束他們的南部分店的種族歧視。而這一點那些忿怒的黑人也不感興趣，要是換一個司法部長可能從此不再管他們了。而這位司法部長卻不是這樣。當時他很生氣；回到華盛頓後，他重複念叨著關於拒絕保衛國家的那句話，他深為不解地自問，“怎麽會有人說這樣的話呢？”但是在那一周周末，他若有所思地說，“我想，如果我處在他的地位，如果我有過他的經歷，我對這個國家的感情也可能就完全另一樣了。”他開始真心轉變過來支持這個運動，他認識到，這樣的深仇大恨必有共深刻的根源，如果不採取任何行動來改變這種情況，其後果真的會是“下一次將是大火”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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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9日總統滿四十六歲了。他的手下人員計劃好為他舉行一次意外的生日宴會，藉口是情況匯報室有一個保密電話在等著他，但是總統並沒有感列很大意外，當麥克·邦迪引著他住白宮餐廳走去時，他早已滿臉是笑容了。司儀皮埃爾·塞林格遞給他一篇發言稿。“我們知道你通常是自己寫發官稿的，總統先生，”他說，“但這裏是一位代筆寫的發言稿，我們希望聽你照著講一講。”稿子的開頭是，“四十六年以前在麻薩諸塞州的布魯克林生了一個孩子……”甘迺迪按過一個衛星模型，上麵附的一張卡片上寫著，“希望你一路順風，巴裏。”由於甘迺迪一直對他辦公室外麵的新花園感到非常得意，傑基存心戲弄她的丈夫，特意贈給他一大筐枯草，並在一張卡片上寫著，“古玫瑰園的真正占草，白宮歷史學會贈。”那天晚上過得很愉快。他們乘坐總統的遊艇“霍尼·菲茨”號在波托馬克河巡弋。
這是甘迺迪政權的極盛時期，但是他們當時並不如道這一點。他們以為他們還要在白宮呆五年，到總統離開白宮時，他計劃在華盛頓創辦一份報紙。它將是不同一般的報紙；全國最優秀的新聞記者都會願意參加這份報紙的工作。但是，這還是很遙遠的事，他們那時都還不到為將來作打算的年齡。年輕仍然是政府中人員談得最多的一個向題。他們的生活方式在許多方麵正是當時所謂“已婚青年人”的生活方式。青尼迪三弟兄的妻子，傑基、艾塞爾和瓊，那年春天都懷孕了。嬰兒車和嬰兒圍欄在高級政府官員的家中成了常見的家具，而在其它年代，這些高級官員卻都是一些年近花甲或六十開外的人。而這卻是甘迺迪時代的一部分，它象和平隊一樣使年輕的美國人想到這位總統是他們這一代人的總統。當然，他還有另外一些擁護他的選民，其中有知識界。在他擔任哈佛大學董事會董事六年任期屆滿時，他在行政大樓邀請知名的哈佛人士舉行了一次不請女客的慶祝宴會。但是，即使在那種場合，他也沒忘掉自己的年齡。他說，“請你們來白宮赴宴很不容易，因為你們之中至少有三分之二的人在這裏參加不請女客的宴會的次數都比我要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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