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時候，他簡直無法表達他的意思。他說，“一天裏看到四次美麗的日落景象，我真不知道該說些什麽。”正在這時，他再也無心解說他的空間見聞。聽眾們也無心再聽了。他碰到了麻煩。當他飛經墨西哥上空時，一台保持飛船平衡的小型噴氣發動機運轉失靈。他向控製中心報告說，飛船“正以大約每秒鍾一度的速度向右偏出。要偏出二十度後才能止住。”於是試驗到此中斷，他得全神貫注於飛行；他得接過控製器的工作，自己來駕駛。他的麻煩可沒有終止。在他第二次飛經太平洋上空時，迴轉儀失靈。飛船開始“翻滾”起來——環繞著水平軸旋轉。格倫熟練地操縱控製器，排除了這個現象。接著，在第二軌道上飛行時，他似乎遇到了真正的麻煩。在卡納維拉爾角的控製盤上，出現了預示不祥的閃閃燈光。這表明，“友誼七號”的玻璃纖維防熱罩鬆開了。要是罩子在飛船重返大氣層之前脫落，格倫立即就會化成灰燼。其實最後查明，防熱罩並沒有出事，而是警報燈出了毛病，但這情況格倫以及地麵上的指導人當時都不知道。他們進行了調整，改變重返大氣層的程序，保留下飛船的製動火箭——按計劃本來是要甩掉的——希望火箭上的金屬板帶能對防熱罩的固定起一點作用。然後，他們能做的就隻剩下禱告了。
格倫知道這是最危急的時刻。他依次發動了製動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種準備萬一。在他承變的壓力越來越大時，“友誼七號”開始顫動起來。他氣喘籲籲地說，“我覺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飛去”。地心吸力越來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體形曲線的靠椅上緊壓。他在往下降落，防熱罩一決塊開裂，迸下越來越大的碎片。後來他說：“你可以看見燃燒著的大塊破片發出的火焰和熾光。”但在當時他不可能向地麵觀眾解說，因為無線電聯繫己經中斷。這是可以估計到的；他正處在重返大氣層的微妙階段。聯繫中斷了七分十五秒。聯繫恢復時，人們聽到他在嚷嚷“剛才可真象個火球！”下午2點43分，冒著火焰的飛船濺落在大西洋麵上，立即被籠罩在吱吱作響的水蒸氣濃霧中。3點零1分，“諾亞”號航空母艦將格倫打撈上來。艦上的服務員遞給他一杯冰茶。格倫說，“那裏邊可真熱得很。”
等待著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艦甲板上的腳印被用白漆勾下，準備送往史密森學會去展覽。攝影記者把他和妻子兒女重逢時眼裏含著淚花的情景拍了下來，連他擦過眼淚的手帕也被專門放在一邊，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聞界的問題時，記者們注意到，在談到他自己和“友誼七號”時，他常常說“我們”——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爾歇機場降落時一樣。副總統詹森在那裏迎接他。詹森說，“在我的家鄉，我們得說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兒的棉花。起飛時你非常緊張嗎？”格倫回答說那總不免吧。詹森說，“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納維拉爾角，有一條橫幅上寫著：“歡迎回到地球上來”。總統剛從棕櫚灘坐飛機趕來，現在由總統來歡迎他了。這裏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格倫想把一頂安全帽戴在甘迺迪頭上，可是沒能給戴上——甘迺迪曾看到過一張卡爾文·柯立芝總統戴著印地安人頭飾的照片，發誓自己決不戴滑稽帽子讓人拍照。接著，美國這第一位太空人就前往國會兩院聯席會去發表演說。詹森告訴他，“通常，這是隻有國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榮譽，但在目前這個場合，是全國人民推舉了你。”隨後，紐約舉行了盛大慶祝遊行，突出地向格倫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太空人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學家致敬。這次遊行後，格倫又飛往國外，到其它各洲去訪問，向美國的盟國和不結盟國家的人民宣傳，表示自由社會是能夠取得真正偉大的成就的。《時代》周刊評論說：“就國家威望而言，格倫這次飛行不折不扣地恢復了美國在空間競賽中的地位，並且使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的身價得到極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這是一個新的海洋，”甘迺迪說，“我認為美國一定得在這個海洋上航行。”在卡納維拉爾角，美國的火箭專家們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熱烈談論著要在1964年發射能載兩個人的飛船；用巨型固體燃料推動器，把更大的有效載荷送離地球；而目的在於把三個人送上月球並把他們回收的“阿波羅計劃”，也許1968年就能實現。對空間旅行的強烈興趣，形成全國範圍的熱潮。這成了那年在西雅圖舉辦的“二十一世紀博覽會”的主題。“軌道”成為麥迪遜大道的普通用語，既當名詞又當動詞。小男孩發射用水力推動的玩具衛星，落在樹上，就象過去的風箏一樣。對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沃納·馮·布朗【納粹德國的飛彈專家，1955年入美籍，為美國空間飛行的負責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曾用他發明的飛彈襲擊倫敦。——譯者】成為舉國知名的人物。（莫特·薩赫爾在談到他的早年時說，“他本來是以星球為目標的，可常常打到倫敦”）。不同政治態度的歐洲人都大為嘆服，甚至連絕不親美的巴勃羅·畢卡索在談起格倫時也說：“我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樣。”隨後，誰都開始發射起衛星來了——比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就發射了電訊衛星，甚至連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運載工具送上了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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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倫知道這是最危急的時刻。他依次發動了製動火箭，自己也振作精種準備萬一。在他承變的壓力越來越大時，“友誼七號”開始顫動起來。他氣喘籲籲地說，“我覺得好象直向夏威夷飛去”。地心吸力越來越大，把他的身子往刻有體形曲線的靠椅上緊壓。他在往下降落，防熱罩一決塊開裂，迸下越來越大的碎片。後來他說：“你可以看見燃燒著的大塊破片發出的火焰和熾光。”但在當時他不可能向地麵觀眾解說，因為無線電聯繫己經中斷。這是可以估計到的；他正處在重返大氣層的微妙階段。聯繫中斷了七分十五秒。聯繫恢復時，人們聽到他在嚷嚷“剛才可真象個火球！”下午2點43分，冒著火焰的飛船濺落在大西洋麵上，立即被籠罩在吱吱作響的水蒸氣濃霧中。3點零1分，“諾亞”號航空母艦將格倫打撈上來。艦上的服務員遞給他一杯冰茶。格倫說，“那裏邊可真熱得很。”
等待著他的是英雄崇拜。他在航空母艦甲板上的腳印被用白漆勾下，準備送往史密森學會去展覽。攝影記者把他和妻子兒女重逢時眼裏含著淚花的情景拍了下來，連他擦過眼淚的手帕也被專門放在一邊，以便保存。在他回答新聞界的問題時，記者們注意到，在談到他自己和“友誼七號”時，他常常說“我們”——就象三十五年前林白在巴黎的布爾歇機場降落時一樣。副總統詹森在那裏迎接他。詹森說，“在我的家鄉，我們得說你可真是一裸拔尖兒的棉花。起飛時你非常緊張嗎？”格倫回答說那總不免吧。詹森說，“你大概比任何人都更靠近上帝了。”
在卡納維拉爾角，有一條橫幅上寫著：“歡迎回到地球上來”。總統剛從棕櫚灘坐飛機趕來，現在由總統來歡迎他了。這裏出現了一個小插曲，格倫想把一頂安全帽戴在甘迺迪頭上，可是沒能給戴上——甘迺迪曾看到過一張卡爾文·柯立芝總統戴著印地安人頭飾的照片，發誓自己決不戴滑稽帽子讓人拍照。接著，美國這第一位太空人就前往國會兩院聯席會去發表演說。詹森告訴他，“通常，這是隻有國家元首才能享受到的榮譽，但在目前這個場合，是全國人民推舉了你。”隨後，紐約舉行了盛大慶祝遊行，突出地向格倫以及其他六位最初挑出的太空人和一批大名鼎鼎的科學家致敬。這次遊行後，格倫又飛往國外，到其它各洲去訪問，向美國的盟國和不結盟國家的人民宣傳，表示自由社會是能夠取得真正偉大的成就的。《時代》周刊評論說：“就國家威望而言，格倫這次飛行不折不扣地恢復了美國在空間競賽中的地位，並且使美國和整個自由世界的身價得到極大而又迫切需要的提高。”
“這是一個新的海洋，”甘迺迪說，“我認為美國一定得在這個海洋上航行。”在卡納維拉爾角，美國的火箭專家們又鼓起了信心，都在熱烈談論著要在1964年發射能載兩個人的飛船；用巨型固體燃料推動器，把更大的有效載荷送離地球；而目的在於把三個人送上月球並把他們回收的“阿波羅計劃”，也許1968年就能實現。對空間旅行的強烈興趣，形成全國範圍的熱潮。這成了那年在西雅圖舉辦的“二十一世紀博覽會”的主題。“軌道”成為麥迪遜大道的普通用語，既當名詞又當動詞。小男孩發射用水力推動的玩具衛星，落在樹上，就象過去的風箏一樣。對阿特拉斯火箭的成功發揮過重要作用的沃納·馮·布朗【納粹德國的飛彈專家，1955年入美籍，為美國空間飛行的負責人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希特勒曾用他發明的飛彈襲擊倫敦。——譯者】成為舉國知名的人物。（莫特·薩赫爾在談到他的早年時說，“他本來是以星球為目標的，可常常打到倫敦”）。不同政治態度的歐洲人都大為嘆服，甚至連絕不親美的巴勃羅·畢卡索在談起格倫時也說：“我為他感到自豪，就象是我自己的兄弟一樣。”隨後，誰都開始發射起衛星來了——比如美國電話電報公司就發射了電訊衛星，甚至連加拿大人也把一枚小型運載工具送上了軌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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