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林登·詹森來說，這段日子是很不愉快的。前一年他還是美國參議院的權力很大的多數黨領袖，現在身為副總統，在政府中虛有其位，而又事事煩心。詹森從各方麵都愈來愈清楚地體會到自己無足輕重的地位。他在白宮的停車場隻容下一輛汽車，隻有一架同白宮相通的電話分機（司法部長羅伯特·甘迺迪卻有三架）。他的妻子從來沒有登上過總統的專機，他本人曾上去過，但不是請上去的。甘迺迪的助手曾三次發現詹森一個人在機上的艙房裏張張望望。他們進飛機去總是由於總統馬上要使用飛機了，因而總是不得不請詹森離開。這種情況不免使他有些難堪，但他還是不斷上去，這一實際權力的象徵仿佛已使他完全入迷了。
甘迺迪手下的人把詹森的人都看做外人。整個副總統的班子，除沃爾特·詹金斯外，根本不為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所識得。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白宮的出入證，隻是作為觀光者才能進入過白宮。這種默默無聞的處境甚至對給詹森值勤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說，他們同總統的警衛人員是完全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卻被排斥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不能使用他們的車子、辦公室，也不能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他們大多數人對此都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知道，這並不是對他們個人的冷落。他們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勢的人排斥，隻因他們負責保衛的那個人並不重要——沒有別的更恰當的詞來說明了。
甘迺迪對這種情況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這個地位僅次於他的人物也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由於根深蒂固的歷史慣例，或許還由於人類的天性，美國通過選舉獲得第一號和第二號職位的人的關係從來就不很融洽。有些副總統早期曾同他們的行政首腦比較接近，後來也由於友誼已被冷冰冰的禮節所代替而感到傷心。他們忘記了，對於總統來說，有一個副總統在身邊就等於每天提醒他隨時可能死去。而且還不止於此。雖然有些人對於死亡也能泰然處之，但他們並沒有一個等著繼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後麵。那些希望總統向副總統詳細介紹情況的人，大約都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那個第二號人物等著繼承的遺產的意義。一個家庭的家長可能會毫不畏縮地寫下自己的遺囑，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死後，隔壁的那個人要變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會馬上變得麵無人色的。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麻煩外，還有一層麻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名單，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分別來自本國兩個不同的地區，各自對不同的選民具有號召力，而他們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對立的。這就好比說，那個丈夫還必須選擇一個和他的長相不同、衣著不同、談吐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的人來等著接替他。富蘭克林·羅斯福同哈裏·杜魯門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處。艾森豪同尼克森，甘迺迪同詹森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甘迺迪看來，詹森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擴張是赤裸裸、毫無忌諱的。他出國旅行期間，每天都要打電話給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反映他的活動。他永遠在進行競選運動——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喀拉蚩的一個趕駱駝的人充當一名親善使節，使得巴基斯坦全國為之高興。他對那個受寵若驚的巴希爾·艾哈默德說：“我們是來看望你和你的駱駝的，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你的駱駝，他已有計劃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實總統根本沒有這種計劃，這一招看來似乎肯定會起反作用。但是結果卻並沒有，艾哈默德的美國之行很成功，甘迺迪也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最後得讓駱駝把屎拉在白宮的草坪上。”
總統知道了副總統如何不愉快之後，就想盡一切方法來對詹森表示尊重，給他創造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後來卻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兩件事在先看來毫不起眼，而事後回顧，卻顯得無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總統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壞，但他在那裏所作的演說卻很好，同時正趕上歡迎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式。他的德國東道主認為他這次訪問是這座圍城前途的一大轉折，因而他返國時情緒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貢之行。結果證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不過當時還看不出來。這是一次南亞地區的旅行，誰都希望副總統到那裏去給非共產黨政權打打氣。他這一次並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樣要表示美國已經決心同當地人民共同戰鬥，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在東南亞地區承擔那樣的責任。盡管如此，他對西貢提出了十分堅強的保證。他十分欣賞吳庭艷，公開稱他是“東南亞的溫斯頓·邱吉爾”。副總統一行離開越南後，《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他是不是真那樣想，副總統卻回答說：“去你的，老兄，我們在那兒再沒有別的人了。”
這位東南亞的溫斯頓·邱吉爾是個黑黑胖胖、煙不離口的單身漢，最顯著的特點是他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從他那巨大的黃色拉毛水泥的獨立宮裏走出來的人，都得先聽他說有時長達六七小時、甚至12小時的從不打頓的獨白。但是他的其他缺點倒不多。他已經60歲了，仍然果斷堅定，具有獻身精神。吳庭艷是一個當權的鐵腕人物的典型。他的頭銜是總統，但並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個東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是對他服從。他把政敵都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選全從軍官裏挑，考慮的主要是忠誠而不是能力。雖然吳庭艷本人是廉潔的，但他的宮廷裏卻擠滿了野心勃勃的貪官汙吏。他嚴厲而固執，似乎認為，由於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應該享有特權。他大權獨攬到了驚人的程度——如果沒有他的批準，一個連隊的指揮官也不能調動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護照都要他親自簽署才生效。他的專斷統治一月比一月更加嚴厲。他隻同少數幾個信得過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別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吳庭儒以及吳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釋吳家統治的哲學說：“如果我們打開窗子，陽光固然可以進來，但是許多壞東西也會隨著飛進來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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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迺迪手下的人把詹森的人都看做外人。整個副總統的班子，除沃爾特·詹金斯外，根本不為那些聲名顯赫的總統顧問所識得。他們之中有些人沒有白宮的出入證，隻是作為觀光者才能進入過白宮。這種默默無聞的處境甚至對給詹森值勤的特工人員也不例外。從職位上說，他們同總統的警衛人員是完全平等的，但實際上，他們卻被排斥在白宮警衛隊之外——不能使用他們的車子、辦公室，也不能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他們大多數人對此都不十分在意，因為他們知道，這並不是對他們個人的冷落。他們之所以受到那些得勢的人排斥，隻因他們負責保衛的那個人並不重要——沒有別的更恰當的詞來說明了。
甘迺迪對這種情況是不清楚的。他和大多數總統一樣，對於這個地位僅次於他的人物也抱著敬而遠之的態度。由於根深蒂固的歷史慣例，或許還由於人類的天性，美國通過選舉獲得第一號和第二號職位的人的關係從來就不很融洽。有些副總統早期曾同他們的行政首腦比較接近，後來也由於友誼已被冷冰冰的禮節所代替而感到傷心。他們忘記了，對於總統來說，有一個副總統在身邊就等於每天提醒他隨時可能死去。而且還不止於此。雖然有些人對於死亡也能泰然處之，但他們並沒有一個等著繼承他的地位的人老是跟在後麵。那些希望總統向副總統詳細介紹情況的人，大約都沒有考慮到其中的含意。要理解這一點，我們必須了解總統這一職位的意義，那個第二號人物等著繼承的遺產的意義。一個家庭的家長可能會毫不畏縮地寫下自己的遺囑，但如果有人對他說，他死後，隔壁的那個人要變成他孩子的爸爸，他妻子的丈夫，那他就會馬上變得麵無人色的。
除了這個來自憲法的麻煩外，還有一層麻煩。在實際的政治生活中，為了“平衡”總統競選名單，正副總統候選人必須分別來自本國兩個不同的地區，各自對不同的選民具有號召力，而他們的性格等等也可能都是對立的。這就好比說，那個丈夫還必須選擇一個和他的長相不同、衣著不同、談吐不同、價值觀念也不同的人來等著接替他。富蘭克林·羅斯福同哈裏·杜魯門彼此就很少有相似之處。艾森豪同尼克森，甘迺迪同詹森的情形也大致如此。在甘迺迪看來，詹森是一個不可思議的、未免可笑的怪才。他的自我擴張是赤裸裸、毫無忌諱的。他出國旅行期間，每天都要打電話給他在華盛頓的辦公室，詢問美國報紙如何反映他的活動。他永遠在進行競選運動——一位在巴基斯坦工作的美國醫生驚呼：“我的天呀！他竟和一名麻風病人握手！”——他決定讓喀拉蚩的一個趕駱駝的人充當一名親善使節，使得巴基斯坦全國為之高興。他對那個受寵若驚的巴希爾·艾哈默德說：“我們是來看望你和你的駱駝的，我們的總統也想看看你的駱駝，他已有計劃要使你的生活得到改善。”其實總統根本沒有這種計劃，這一招看來似乎肯定會起反作用。但是結果卻並沒有，艾哈默德的美國之行很成功，甘迺迪也滿意，他說：“如果是我，我最後得讓駱駝把屎拉在白宮的草坪上。”
總統知道了副總統如何不愉快之後，就想盡一切方法來對詹森表示尊重，給他創造許多出國訪問的機會，其中有些後來卻成了重大事件。意想不到的是，有兩件事在先看來毫不起眼，而事後回顧，卻顯得無比重要。一是柏林之行。副總統在去柏林以前的心情很壞，但他在那裏所作的演說卻很好，同時正趕上歡迎美國第一批增援柏林部隊的入城式。他的德國東道主認為他這次訪問是這座圍城前途的一大轉折，因而他返國時情緒也深受感染。
另一次是那年5月的西貢之行。結果證明它具有更重大的意義，不過當時還看不出來。這是一次南亞地區的旅行，誰都希望副總統到那裏去給非共產黨政權打打氣。他這一次並不像上次去柏林那樣要表示美國已經決心同當地人民共同戰鬥，那時候美國還沒有在東南亞地區承擔那樣的責任。盡管如此，他對西貢提出了十分堅強的保證。他十分欣賞吳庭艷，公開稱他是“東南亞的溫斯頓·邱吉爾”。副總統一行離開越南後，《星期六晚郵報》的斯坦·卡諾問他是不是真那樣想，副總統卻回答說：“去你的，老兄，我們在那兒再沒有別的人了。”
這位東南亞的溫斯頓·邱吉爾是個黑黑胖胖、煙不離口的單身漢，最顯著的特點是他似乎有永遠說不完的話。從他那巨大的黃色拉毛水泥的獨立宮裏走出來的人，都得先聽他說有時長達六七小時、甚至12小時的從不打頓的獨白。但是他的其他缺點倒不多。他已經60歲了，仍然果斷堅定，具有獻身精神。吳庭艷是一個當權的鐵腕人物的典型。他的頭銜是總統，但並不十分尊重民主。他完全是一個東方式的暴君，至少是一個高高在上的官僚，堅信人民的職責是對他服從。他把政敵都送進了集中營，在他的統治下，根本沒有新聞自由和真正的改革。政府重要人選全從軍官裏挑，考慮的主要是忠誠而不是能力。雖然吳庭艷本人是廉潔的，但他的宮廷裏卻擠滿了野心勃勃的貪官汙吏。他嚴厲而固執，似乎認為，由於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應該享有特權。他大權獨攬到了驚人的程度——如果沒有他的批準，一個連隊的指揮官也不能調動自己的部下；直到他快垮台以前，護照都要他親自簽署才生效。他的專斷統治一月比一月更加嚴厲。他隻同少數幾個信得過的助手和家人商量，其中特別是他那跋扈的兄弟吳庭儒以及吳庭儒的漂亮而狠毒的妻子，美國駐外記者所說的“龍夫人”。吳庭儒夫人有一次解釋吳家統治的哲學說：“如果我們打開窗子，陽光固然可以進來，但是許多壞東西也會隨著飛進來的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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