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迺迪飛奧前夕在巴黎收到了哈裏曼這個建議。巴黎的這一段行程對年輕的第一夫人來說，是首嚐勝利。11年前，她是巴黎大學的一名學生，現在卻帶著兩卡車行李，滿身珠光寶氣，隨員成群（包括歐洲頭等的理髮師），來到了這裏。戴高樂幾乎目不轉睛地瞧著她。法國報紙驚呼她是如何“動人”、“迷人”、“艷若天仙”！總統在走進一次記者招待會的會場時說：“我想我應該自我介紹一下。我就是陪傑奎琳·甘迺迪到巴黎來的那個男人。”
維也納卻不一樣了。甘迺迪夫人也曾跟赫魯雪夫開過玩笑，例如說：“哦，主席先生，請不要拿統計數字來煩我了。”但是陰森氣氛過於沉重，甚至連她也無法付之一笑。自赫魯雪夫的俄造黑色海鷗牌汽車一穿過鐵絲網，進了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麵的巨大建築物，整個氣氛就和當時的天氣一樣惡劣起來。甘迺迪對助手說，他的對手是個“滑稽其外”、“兇惡其中”的人。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兇惡也形之於外了。經過最後一次交鋒，詹姆斯·賴斯頓要求訪問總統。那天，甘迺迪一走進賴斯頓等著他的那間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長嘆一聲。賴斯頓感到他似乎處於半震盪狀態。他問總統：“很難對付吧？”甘迺迪回答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麽難對付的事。”
後來，賴斯頓寫道：
『他（總統）走進美國大使館一間陰暗的屋子，神色沮喪，怒氣沖沖。他在同赫魯雪夫對談時，像平常一樣力持冷靜，極力想同對方講道理，要他明確表示蘇聯準備幹什麽和不準備幹什麽，而赫魯雪夫卻恫嚇他，在柏林問題上拿戰爭對他進行威脅……甘迺迪在那間屋子裏所說的話，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實：
赫魯雪夫已經研究過豬灣事件。如果甘迺迪當初不去碰卡斯楚，或幹脆把他搞掉，赫魯雪夫倒都能夠理解。但是甘迺迪動手打古巴時很輕率，卻又沒有膽量打到底，這就使赫魯雪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個缺乏經驗的年輕領袖，他大可對他威嚇訛詐一番。』
甘迺迪告訴賴斯頓：赫魯雪夫非常粗暴、野蠻，有時簡直像要向甘迺迪衝過來。隻在一個問題上他還講點道理，那就是他認為無足重輕的寮國問題。討論任何其他問題時，他始終表現出一副兇惡的、冷嘲熱諷的態度。他堅決要求，哈馬舍爾德必須撤換，代之以三駕馬車。美蘇之間的任何裁軍協議，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執行。甘迺迪對他說，這種安排必然會由於一方使用否決權而陷於無效（“即使俄國的三駕馬車，也隻有一個趕車的嘛！”），但也無濟於事。赫魯雪夫在柏林問題上發出了最後通牒，說：這根骨頭必須從蘇聯的喉嚨裏去掉，不管同美國能不能達成協議，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東德簽訂和約。如果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打仗，那他也沒有辦法。對付企圖發動戰爭的瘋人，隻能給他穿上緊身衣。
在甘迺迪的要求下，他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密談。總統竭力勸阻赫魯雪夫不要採取這樣莽撞的步驟。赫魯雪夫斷然拒絕，說：“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戰爭，那是你的事。”他簽訂和約的決心是不可改變的，他要在12月簽訂這個條約。他們分手時，甘迺迪說：“今年冬天想必會很冷的。”【在《赫魯雪夫回憶錄》中，這位主席評論說：“……對於我們在維也納的會晤，我從心裏感到高興。盡管我們沒有達成什麽具體協議，我看得出來，他對於尋求世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感興趣的……他是一個講理的人，而且我認為，他知道在柏林問題上發動一次新戰爭是毫無道理的。”】
甘迺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弄清楚他為什麽要這樣幹，而且採取這樣敵對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們能有什麽對付辦法。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很容易解釋的，他這樣幹，是由於豬灣事件。我想，他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無經驗，公然給自己惹下大禍的人，是可以嚇得住的；任何一個陷入這類麻煩而又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沒有膽量的。於是他便狠狠地打擊我。我麵臨著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他認為我既無經驗又無勇氣，那麽除非我們能改變他的想法，我們同他就不可能談出結果來。因此我們必須行動。”
赫魯雪夫的話到底算不算數，人們拭目以待，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開發表他交給總統的關於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兩件備忘錄。國務院目光敏銳的人馬上看出，他對柏林已不再提期限問題，但這一點現在關係已經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國的最後通牒。自此以後，赫魯雪夫使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並發表了一係列沙文主義的演說。
甘迺迪也隨著赫魯雪夫逐步升級。6月25日，他對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說，“倘若戰爭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發動的，不是從柏林發動的……隻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作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他要求國會批準他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元，召集預備役，提高徵兵額兩倍，提高戰鬥部隊的最高限額，並修整啟用封存中的飛機和船艦。迪安·艾奇遜要他宣布緊急狀態，副總統林登·詹森也表示同意。但是甘迺迪主張讓談判的大門繼續開著。他不敢冒失進行原子訛詐，因為對方有可能逼你攤牌。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樣，那就“什麽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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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也納卻不一樣了。甘迺迪夫人也曾跟赫魯雪夫開過玩笑，例如說：“哦，主席先生，請不要拿統計數字來煩我了。”但是陰森氣氛過於沉重，甚至連她也無法付之一笑。自赫魯雪夫的俄造黑色海鷗牌汽車一穿過鐵絲網，進了美國駐奧大使館那座石砌和拉毛水泥麵的巨大建築物，整個氣氛就和當時的天氣一樣惡劣起來。甘迺迪對助手說，他的對手是個“滑稽其外”、“兇惡其中”的人。在兩天的會談中，他的兇惡也形之於外了。經過最後一次交鋒，詹姆斯·賴斯頓要求訪問總統。那天，甘迺迪一走進賴斯頓等著他的那間屋子，就一屁股坐到沙發上，把帽子往下一拉，長嘆一聲。賴斯頓感到他似乎處於半震盪狀態。他問總統：“很難對付吧？”甘迺迪回答說：“我一輩子從來沒有遇到過這麽難對付的事。”
後來，賴斯頓寫道：
『他（總統）走進美國大使館一間陰暗的屋子，神色沮喪，怒氣沖沖。他在同赫魯雪夫對談時，像平常一樣力持冷靜，極力想同對方講道理，要他明確表示蘇聯準備幹什麽和不準備幹什麽，而赫魯雪夫卻恫嚇他，在柏林問題上拿戰爭對他進行威脅……甘迺迪在那間屋子裏所說的話，使我完全相信如下事實：
赫魯雪夫已經研究過豬灣事件。如果甘迺迪當初不去碰卡斯楚，或幹脆把他搞掉，赫魯雪夫倒都能夠理解。但是甘迺迪動手打古巴時很輕率，卻又沒有膽量打到底，這就使赫魯雪夫感到，同他打交道的是一個缺乏經驗的年輕領袖，他大可對他威嚇訛詐一番。』
甘迺迪告訴賴斯頓：赫魯雪夫非常粗暴、野蠻，有時簡直像要向甘迺迪衝過來。隻在一個問題上他還講點道理，那就是他認為無足重輕的寮國問題。討論任何其他問題時，他始終表現出一副兇惡的、冷嘲熱諷的態度。他堅決要求，哈馬舍爾德必須撤換，代之以三駕馬車。美蘇之間的任何裁軍協議，也都需要由代表世界上三大政治陣營的三方委員來監督執行。甘迺迪對他說，這種安排必然會由於一方使用否決權而陷於無效（“即使俄國的三駕馬車，也隻有一個趕車的嘛！”），但也無濟於事。赫魯雪夫在柏林問題上發出了最後通牒，說：這根骨頭必須從蘇聯的喉嚨裏去掉，不管同美國能不能達成協議，他在今年年底以前一定要同東德簽訂和約。如果美國要在這個問題上打仗，那他也沒有辦法。對付企圖發動戰爭的瘋人，隻能給他穿上緊身衣。
在甘迺迪的要求下，他們舉行了最後一次密談。總統竭力勸阻赫魯雪夫不要採取這樣莽撞的步驟。赫魯雪夫斷然拒絕，說：“我要和平，但如果你要戰爭，那是你的事。”他簽訂和約的決心是不可改變的，他要在12月簽訂這個條約。他們分手時，甘迺迪說：“今年冬天想必會很冷的。”【在《赫魯雪夫回憶錄》中，這位主席評論說：“……對於我們在維也納的會晤，我從心裏感到高興。盡管我們沒有達成什麽具體協議，我看得出來，他對於尋求世界問題的和平解決是感興趣的……他是一個講理的人，而且我認為，他知道在柏林問題上發動一次新戰爭是毫無道理的。”】
甘迺迪對賴斯頓說：“我有兩個需要解決的問題：一是弄清楚他為什麽要這樣幹，而且採取這樣敵對的方式；二是弄清楚我們能有什麽對付辦法。我認為，第一個問題是很容易解釋的，他這樣幹，是由於豬灣事件。我想，他認為一個這樣年輕無經驗，公然給自己惹下大禍的人，是可以嚇得住的；任何一個陷入這類麻煩而又不能堅持到底的人，是沒有膽量的。於是他便狠狠地打擊我。我麵臨著一個可怕的問題，如果他認為我既無經驗又無勇氣，那麽除非我們能改變他的想法，我們同他就不可能談出結果來。因此我們必須行動。”
赫魯雪夫的話到底算不算數，人們拭目以待，這一點他自己也知道。他一回莫斯科，就下令公開發表他交給總統的關於核試驗和柏林問題的兩件備忘錄。國務院目光敏銳的人馬上看出，他對柏林已不再提期限問題，但這一點現在關係已經不大。全世界都知道了俄國的最後通牒。自此以後，赫魯雪夫使蘇聯的軍事預算提高了31.44億盧布，並發表了一係列沙文主義的演說。
甘迺迪也隨著赫魯雪夫逐步升級。6月25日，他對美國人民發表電視演說，“倘若戰爭爆發，那一定是從莫斯科發動的，不是從柏林發動的……隻有蘇聯政府才會利用柏林邊界作為發動戰爭的藉口。”他要求國會批準他給五角大樓撥款32.47億元，召集預備役，提高徵兵額兩倍，提高戰鬥部隊的最高限額，並修整啟用封存中的飛機和船艦。迪安·艾奇遜要他宣布緊急狀態，副總統林登·詹森也表示同意。但是甘迺迪主張讓談判的大門繼續開著。他不敢冒失進行原子訛詐，因為對方有可能逼你攤牌。他對《紐約郵報》的一位編輯說，他主要擔心的是那位主席“存心要欺侮我”，如果真是那樣，那就“什麽都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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