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隻剩下最後咽氣的份兒了。從吉隆灘發來的要求增援部隊、坦克和彈藥的呼聲已經減弱。電報都很簡短：“海灘繼續戰鬥。立派一切可用之機。”“已退入海中。彈藥告罄。敵人迫近。必須在一小時內救援。”星期二深夜，開始了最後的抵抗。叛軍領導人在卡斯楚大炮和坦克的包圍中於星期三清晨4點32分發出了最後一份電報：“正在銷毀我全部裝備通訊器材。坦克迫近。已無武器戰鬥。決定入叢林。我不能再等你們了。”
林子裏也隻能暫避一時。由於原來就沒有定出撤退計劃，叛軍最後一一落入敵手。卡斯楚大獲全勝。他不到72小時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詹森在其關於這次戰鬥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說，使入侵變成為“也許是自從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沖入死亡的無底深淵【指1853～1856年克裏木戰爭中，英國輕騎兵旅對克裏木半島巴拉克拉瓦的攻擊。——譯者】以來許多錯誤百出、計劃不周的行動中最得到大肆宣揚的一次”。古巴旅的倖存者還麵臨著要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和長期監禁的恥辱。他們直到1962年聖誕節，由於羅伯特·甘迺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了一次贖救他們的運動成功，才放出來。
在60年代中期，當代一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從長遠看，豬灣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於這次事件，甘迺迪對專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個月以後的古巴飛彈危機中反而更能當機立斷。從70年代回頭看，對於吉隆灘的潰敗以及他對此事的反應，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總統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表演說，完全採取了戰鬥姿態。他說，這一次他決定不同卡斯楚計較，但是他希望記錄在案，“我們的克製是有限度的”。美國已經準備採取行動，“如果必要，就單獨行動”，以“保衛自己的安全”。他並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時，我們決不會去聽那些已在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聲名狼藉了的人來同我們談什麽對外幹涉問題。”
這是最露骨的冷戰語言，這無異斷定說，美國的惟一危險在本國國界以外。美國的惟一敵手是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要對共產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幹涉和統治的威脅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現實地對待”，因為“現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們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麵臨著一場無情的鬥爭，其範圍遠遠超過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衝突”。
60年代的轉向自由主義，那時還沒有開始。一旦開始，美國所受到的威脅就都會看做是來自本國國內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汙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等。但是在甘迺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出現。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國大兵，50年代是被母親誤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變成了以和平為工具同飢餓、疾病——以及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和平隊隊員。作為美國當代的自由主義派，甘迺迪認為，不發達國家發生革命運動的基本原因是貧窮和愚昧，而共產黨則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確信，一旦由於執行第四點計劃改變了那種情況，共產主義的號召力就會完全消失。爭取進步聯盟之所以受人歡迎，其原因正在於此。一般認為，拉丁美洲在追求進步的事業中同美國聯盟，就能排斥來自共產國際的拉攏。
這種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不過這也許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義的青年，用當時極為流行的語言來說，是實用主義的。下一個十年中的自由主義派典範人物拉爾夫·納德，這時還沒有登上舞台。在甘迺迪執政時期中，一如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以來一樣，自由主義派人士都認為，醫治社會弊端的方法是擴大政府機構和加強總統權力。後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幻滅，幾乎動搖了整個共和體製的根本。
那個星期四甘迺迪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的演說，完全有可能出現在艾森豪執政年代，甚至還可能出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風格上可能很不一樣，但實質上並無多大區別。像所有的冷戰人物一樣，甘迺迪最後也提到了慕尼黑會議，提醒聽眾說，它的意義就在於：民主國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權主義的獨裁者，是註定要滅亡的，而“可以不發一枚飛彈或越過一國國境，就能使我們的安全一點一點、一國一國地喪失掉的”。他說，他決心“吸取這個教訓”。最後又說：“未來的歷史將載明，這一艱苦的鬥爭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的。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確宣布，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我們的製度存在下去，獲得成功，不管其代價如何，也不管會有什麽風險。”
這是對未來的歷史結論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種猜測。那次演說是甘迺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反應。回白宮後，他又採取了另一更具象徵意義的步驟。麥喬治·邦迪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從西行政大街對麵的比較寒磣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西側樓，十分靠近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邦迪開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除此之外，邦迪還把他的管轄權擴大到掛著巨幅地圖、裝著許多鮮艷的電話機的白宮作戰室去。下一次共產主義世界再策劃對自由世界進行攻擊，美國就會有所防範了。如果它膽敢再顛覆任何一個弱小國家的反共政權，他們就會遇到堅決的抵抗。白宮已經做好了準備，邦迪已經做好了準備，作戰室也已經做好了準備。熱線已經接通，侵略者必將受到他們永世難忘的教訓。
</br>
林子裏也隻能暫避一時。由於原來就沒有定出撤退計劃，叛軍最後一一落入敵手。卡斯楚大獲全勝。他不到72小時就粉碎了入侵，正如海恩斯·詹森在其關於這次戰鬥的一本出色的著作中所說，使入侵變成為“也許是自從輕騎兵旅在巴拉克拉瓦港沖入死亡的無底深淵【指1853～1856年克裏木戰爭中，英國輕騎兵旅對克裏木半島巴拉克拉瓦的攻擊。——譯者】以來許多錯誤百出、計劃不周的行動中最得到大肆宣揚的一次”。古巴旅的倖存者還麵臨著要在哈瓦那體育宮公開受審和長期監禁的恥辱。他們直到1962年聖誕節，由於羅伯特·甘迺迪和詹姆斯·多諾萬發起了一次贖救他們的運動成功，才放出來。
在60年代中期，當代一些歷史學家傾向於認為，從長遠看，豬灣事件倒真是一件好事；由於這次事件，甘迺迪對專家完全失去信心，因而使他在18個月以後的古巴飛彈危機中反而更能當機立斷。從70年代回頭看，對於吉隆灘的潰敗以及他對此事的反應，卻有一種完全不同的看法。在那個星期的星期四，即入侵失敗的第二天，總統在華盛頓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對美國報紙編輯協會發表演說，完全採取了戰鬥姿態。他說，這一次他決定不同卡斯楚計較，但是他希望記錄在案，“我們的克製是有限度的”。美國已經準備採取行動，“如果必要，就單獨行動”，以“保衛自己的安全”。他並警告莫斯科，“到了那時，我們決不會去聽那些已在布達佩斯血染的街頭聲名狼藉了的人來同我們談什麽對外幹涉問題。”
這是最露骨的冷戰語言，這無異斷定說，美國的惟一危險在本國國界以外。美國的惟一敵手是鐵板一塊的國際共產主義，不論“在古巴或在世界其他任何地方都不能低估它的力量”。他還告誡西半球的各國政府和人民，“要對共產黨從外部對古巴進行幹涉和統治的威脅加以更密切的注意和更現實地對待”，因為“現在可以比以前看得更清楚，我們在世界的每一角落都麵臨著一場無情的鬥爭，其範圍遠遠超過兩軍對壘甚至核軍備的衝突”。
60年代的轉向自由主義，那時還沒有開始。一旦開始，美國所受到的威脅就都會看做是來自本國國內的了，如種族主義、軍國主義、環境汙染、技術問題、官僚機構、人口爆炸、“權勢集團”等等。但是在甘迺迪執政期間，這些問題都還沒有出現。自由主義的時代英雄，在30年代是憤怒的青年工人，40年代是美國大兵，50年代是被母親誤解的青年人，到了60年代初期，就變成了以和平為工具同飢餓、疾病——以及共產主義——進行鬥爭的和平隊隊員。作為美國當代的自由主義派，甘迺迪認為，不發達國家發生革命運動的基本原因是貧窮和愚昧，而共產黨則利用它來達到自己的目的。他確信，一旦由於執行第四點計劃改變了那種情況，共產主義的號召力就會完全消失。爭取進步聯盟之所以受人歡迎，其原因正在於此。一般認為，拉丁美洲在追求進步的事業中同美國聯盟，就能排斥來自共產國際的拉攏。
這種信念是根深蒂固的。自由主義派認為人類是能夠解決自己的問題的，不過這也許是最後一次有這樣的看法了。60年代早期理想主義的青年，用當時極為流行的語言來說，是實用主義的。下一個十年中的自由主義派典範人物拉爾夫·納德，這時還沒有登上舞台。在甘迺迪執政時期中，一如在富蘭克林·羅斯福執政時期以來一樣，自由主義派人士都認為，醫治社會弊端的方法是擴大政府機構和加強總統權力。後來他們在這個問題上的幻滅，幾乎動搖了整個共和體製的根本。
那個星期四甘迺迪在斯塔特勒－希爾頓飯店的演說，完全有可能出現在艾森豪執政年代，甚至還可能出自約翰·福斯特·杜勒斯之口。二者在風格上可能很不一樣，但實質上並無多大區別。像所有的冷戰人物一樣，甘迺迪最後也提到了慕尼黑會議，提醒聽眾說，它的意義就在於：民主國家如果不能抗拒集權主義的獨裁者，是註定要滅亡的，而“可以不發一枚飛彈或越過一國國境，就能使我們的安全一點一點、一國一國地喪失掉的”。他說，他決心“吸取這個教訓”。最後又說：“未來的歷史將載明，這一艱苦的鬥爭是50年代後期和60年代初期達到高潮的。作為美國總統，我要明確宣布，我已經下定決心要讓我們的製度存在下去，獲得成功，不管其代價如何，也不管會有什麽風險。”
這是對未來的歷史結論所作的最不高明的一種猜測。那次演說是甘迺迪對豬灣事件的公開反應。回白宮後，他又採取了另一更具象徵意義的步驟。麥喬治·邦迪作為國家安全顧問的地位忽然被破格提升。他從西行政大街對麵的比較寒磣的行政大樓搬到了白宮西側樓，十分靠近總統的橢圓形辦公室；邦迪開始每天早晨主持他的國家安全委員會的例會。除此之外，邦迪還把他的管轄權擴大到掛著巨幅地圖、裝著許多鮮艷的電話機的白宮作戰室去。下一次共產主義世界再策劃對自由世界進行攻擊，美國就會有所防範了。如果它膽敢再顛覆任何一個弱小國家的反共政權，他們就會遇到堅決的抵抗。白宮已經做好了準備，邦迪已經做好了準備，作戰室也已經做好了準備。熱線已經接通，侵略者必將受到他們永世難忘的教訓。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