鮑爾斯屬於新的一類尋求冒險的職業軍人。他從事飛行，不是出於愛國，而是為了金錢。對他來說，飛行是一種職業，而且是很好的職業。靠這差事他每年能掙3萬元，而在為中央情報局工作之前，他們夫妻總收入每年才隻有8400元。那已是四年前的事，那時他還是一個27歲的空軍中尉。他身材粗壯，加上留個平頭，看上去很像職業足球運動員——也許是個防守型的邊衛，肯賣力，靠得住，可是沒有什麽頭腦。
然而，鮑爾斯並不愚蠢。那年年初，他還曾詢問一位情報官員：“如果發生了什麽情況，我們有人掉在俄國境內怎麽辦？那個國家那麽大，要走到邊境，可他媽夠走的。在那裏有沒有接頭的人？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幾個名字和地址？”據鮑爾斯說，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雖然這種所謂的“越空飛行”當時即將進入第五個年頭。鮑爾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們提不出。”鮑爾斯還不肯罷休：“那好吧，假定發生了最壞的情況。一架飛機墜落，駕駛員被俘。他應該怎麽說呢？具體地講，他應當說多少呢？”按鮑爾斯記憶，那位情報官員的原話是：“你照實全說算了，反正他們會逼得你全說出來的。”——迄今還沒有人對這種說法出麵更正。
這種事最荒唐的地方，還決不僅在於沒有事先安排的託辭。1956年，“越空飛行”開始時，謝爾曼·亞當斯已在白宮，他完全知道，沒有一次“越空飛行”不是經過總統批準的。鮑爾斯出事之後，他對艾森豪提出這個問題。艾克說：“你說得對，這個決定是我做的，過去一切這類飛行，事先我都知道，並且親自批準。他們把這次越過俄國上空的飛行計劃送來的時候，我認為不過是已經確定的情報政策之內的幾個行動計劃中的一項，也是批準了的。我絲毫不曾想到它對於最高級會議或對我即將進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會有什麽影響。除非發生什麽意想不到的情況，這事原本也不會有什麽影響的。”
艾森豪無疑是相信這一點的，但是這一點並不真實。有些情況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應該細加考慮的可能範圍之內的。鮑爾斯最後這次飛行並不是一次例行飛行。這是在長時間停止飛行之後又開始的兩次“越空飛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圖飛越蘇聯全境。鮑爾斯從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個美國基地出發，要飛行3800英裏，最後到達挪威的博德。從一個國家起飛，在另一個國家降落就需要兩組地勤人員。這也是沒有先例的，所以認為值得一試，是想到如果u－2飛機能比過去更深入俄國國境，就有可能飛越過去從未拍過照的重要目標。
u－2飛機的駕駛員們，對於執行這一任務的時機揣測紛紜。一種推想是：俄國人當時已接近於在飛彈製導方麵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報局力圖搶先把盡多的目標拍攝下來。另一種推想是：艾森豪在坐下來同赫魯雪夫談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資料。還有一種推想是：行將同俄國人達成的緩和協議會使得以後不宜於再進行任何隱蔽的活動。飛行員完全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見不得人的活動。猜想蘇聯雷達已發展到足以追蹤他們的疑慮，在飛行員中一直有增無減。他們還討論過發生各種機械故障的可能性。鮑爾斯就曾說過：“在要害的地方，一個螺絲釘鬆了，就能使飛機栽下去。”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發生過。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飛機就曾在東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記者經過調查後肯定這飛機是執行間諜任務的，並在隨後一期他的刊物上詳細報導了這件事。
設計人員知道這種飛機要冒的風險是非同尋常的，因而給它裝上了及時自毀的機械裝置。後來為了進一步保險，又給裝上了一種被稱為“莊稼漢”的迷惑雷達偵察的裝置。盡管對待鮑爾斯提出的應如何對付意外情況的問題的那個情報官員的態度頗為草率，但是對於迫降的問題，倒也不是未加考慮的。指揮“越空飛行”小組的空軍軍官威廉·謝爾頓上校曾告訴鮑爾斯，如果在他飛越蘇聯摩爾曼斯克地區的坎達拉克沙城時，發現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飛往芬蘭和瑞典的備用機場。謝爾頓還補充說：“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蘇聯好。”
中央情報局甚至考慮過墜機駕駛員是否自殺為好。顯然，情報局那時還沒拿定主意，隻好由飛行員相機決定。氰化劑藥片是現成的，誰願意要都可以帶一些，後來還讓他們看到一種看起來很像是個吉祥鎖的小玩意兒。這是一枚帶有金屬環的銀元，可以固定在鑰匙鏈或項鍊上。金屬環擰下來，裏麵是一根直針，這針其實還是一個外鞘，拔開，便露出一枚細針。靠近針尖有一些小槽，槽裏是帶黏性的褐色的物質——馬錢子毒劑，輕輕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數駕駛員，包括鮑爾斯都既不想攜帶氰化藥片也不願要馬錢子毒劑，可是鮑爾斯準備最後一次飛行時，謝爾頓上校問他：“你要那銀元嗎？”鮑爾斯改變了主意，他想這枚毒針也許能當武器來用。“好吧，我要。”他說著，順手放進他飛行衣的口袋裏。此外他還帶上刮臉用具、便服、半包過濾嘴香菸、妻子的照片、若幹德國馬克、土耳其裏拉和俄國盧布、若幹金幣、手錶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幫助時用以行賄或和人交換）、大約100元現鈔、若幹美國郵票、一份國防部身份證、一份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證件、各種儀表檢驗證、美國和國際通用汽車駕駛執照、兵役卡、社會保險卡，以及印有美國國旗的招貼，上用俄文等14種文字印著“我是一個美國人”字樣。很久以後，鮑爾斯回憶說，他被俘後，有人問他是不是美國人，他說：“當時要否認似乎沒有意義。”
</br>
然而，鮑爾斯並不愚蠢。那年年初，他還曾詢問一位情報官員：“如果發生了什麽情況，我們有人掉在俄國境內怎麽辦？那個國家那麽大，要走到邊境，可他媽夠走的。在那裏有沒有接頭的人？你能不能告訴我們幾個名字和地址？”據鮑爾斯說，這是第一次有人提出這個問題，雖然這種所謂的“越空飛行”當時即將進入第五個年頭。鮑爾斯得到的回答是：“不成，我們提不出。”鮑爾斯還不肯罷休：“那好吧，假定發生了最壞的情況。一架飛機墜落，駕駛員被俘。他應該怎麽說呢？具體地講，他應當說多少呢？”按鮑爾斯記憶，那位情報官員的原話是：“你照實全說算了，反正他們會逼得你全說出來的。”——迄今還沒有人對這種說法出麵更正。
這種事最荒唐的地方，還決不僅在於沒有事先安排的託辭。1956年，“越空飛行”開始時，謝爾曼·亞當斯已在白宮，他完全知道，沒有一次“越空飛行”不是經過總統批準的。鮑爾斯出事之後，他對艾森豪提出這個問題。艾克說：“你說得對，這個決定是我做的，過去一切這類飛行，事先我都知道，並且親自批準。他們把這次越過俄國上空的飛行計劃送來的時候，我認為不過是已經確定的情報政策之內的幾個行動計劃中的一項，也是批準了的。我絲毫不曾想到它對於最高級會議或對我即將進行的莫斯科之行可能會有什麽影響。除非發生什麽意想不到的情況，這事原本也不會有什麽影響的。”
艾森豪無疑是相信這一點的，但是這一點並不真實。有些情況是意想得到的，至少也是在應該細加考慮的可能範圍之內的。鮑爾斯最後這次飛行並不是一次例行飛行。這是在長時間停止飛行之後又開始的兩次“越空飛行”中的一次，而且是第一次企圖飛越蘇聯全境。鮑爾斯從巴基斯坦白沙瓦的一個美國基地出發，要飛行3800英裏，最後到達挪威的博德。從一個國家起飛，在另一個國家降落就需要兩組地勤人員。這也是沒有先例的，所以認為值得一試，是想到如果u－2飛機能比過去更深入俄國國境，就有可能飛越過去從未拍過照的重要目標。
u－2飛機的駕駛員們，對於執行這一任務的時機揣測紛紜。一種推想是：俄國人當時已接近於在飛彈製導方麵取得突破，因而中央情報局力圖搶先把盡多的目標拍攝下來。另一種推想是：艾森豪在坐下來同赫魯雪夫談判之前，需要掌握一切能弄到手的最新資料。還有一種推想是：行將同俄國人達成的緩和協議會使得以後不宜於再進行任何隱蔽的活動。飛行員完全意識到自己參與的是見不得人的活動。猜想蘇聯雷達已發展到足以追蹤他們的疑慮，在飛行員中一直有增無減。他們還討論過發生各種機械故障的可能性。鮑爾斯就曾說過：“在要害的地方，一個螺絲釘鬆了，就能使飛機栽下去。”事實上，這種情況也發生過。前一年秋天，一架u－2飛機就曾在東京附近迫降。一位日本記者經過調查後肯定這飛機是執行間諜任務的，並在隨後一期他的刊物上詳細報導了這件事。
設計人員知道這種飛機要冒的風險是非同尋常的，因而給它裝上了及時自毀的機械裝置。後來為了進一步保險，又給裝上了一種被稱為“莊稼漢”的迷惑雷達偵察的裝置。盡管對待鮑爾斯提出的應如何對付意外情況的問題的那個情報官員的態度頗為草率，但是對於迫降的問題，倒也不是未加考慮的。指揮“越空飛行”小組的空軍軍官威廉·謝爾頓上校曾告訴鮑爾斯，如果在他飛越蘇聯摩爾曼斯克地區的坎達拉克沙城時，發現燃料不足，可以抄近飛往芬蘭和瑞典的備用機場。謝爾頓還補充說：“降落在任何地方都比降落在蘇聯好。”
中央情報局甚至考慮過墜機駕駛員是否自殺為好。顯然，情報局那時還沒拿定主意，隻好由飛行員相機決定。氰化劑藥片是現成的，誰願意要都可以帶一些，後來還讓他們看到一種看起來很像是個吉祥鎖的小玩意兒。這是一枚帶有金屬環的銀元，可以固定在鑰匙鏈或項鍊上。金屬環擰下來，裏麵是一根直針，這針其實還是一個外鞘，拔開，便露出一枚細針。靠近針尖有一些小槽，槽裏是帶黏性的褐色的物質——馬錢子毒劑，輕輕一刺立即致命。大多數駕駛員，包括鮑爾斯都既不想攜帶氰化藥片也不願要馬錢子毒劑，可是鮑爾斯準備最後一次飛行時，謝爾頓上校問他：“你要那銀元嗎？”鮑爾斯改變了主意，他想這枚毒針也許能當武器來用。“好吧，我要。”他說著，順手放進他飛行衣的口袋裏。此外他還帶上刮臉用具、便服、半包過濾嘴香菸、妻子的照片、若幹德國馬克、土耳其裏拉和俄國盧布、若幹金幣、手錶和戒指（以便在需要幫助時用以行賄或和人交換）、大約100元現鈔、若幹美國郵票、一份國防部身份證、一份國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的證件、各種儀表檢驗證、美國和國際通用汽車駕駛執照、兵役卡、社會保險卡，以及印有美國國旗的招貼，上用俄文等14種文字印著“我是一個美國人”字樣。很久以後，鮑爾斯回憶說，他被俘後，有人問他是不是美國人，他說：“當時要否認似乎沒有意義。”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