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篇講話和五十年代裏這類的難以數計的講話不同：它發動了一次有效的和平攻勢。中國人對戰爭也厭倦了。杜勒斯那種僵硬的外交給亞洲人一種印象，以為這個新政府全無靈活可言，以為美國人就象印度一份報紙所說的那樣，“是拿著槍來獵取和平的。”但是，現在，他們的總統說他們並不是這樣的。於是板門店的談判很快就出現新氣氛。當然，要把這結子解開，光是有和平的願望是不夠的。談判的雙方都由於日積月果的顧慮、仇恨和相互責罵，就象被老虎鉗緊緊鉗著一樣，擺脫不出來。而這相互責罵的高潮，就是北京指責美國人進行了細菌戰。肯定地說，史達林去世了，主張強硬路線的頭號人物已不在，這是有利於問題的解決的。接著杜勒斯又認為由於尼赫魯向中國透露，美國計劃向聯合國軍戰地指揮查發給戰術性核武器，北京必然是給這樣直截了當的警告所嚇倒。當時也確實向中國提出威脅，說很快就要把戰爭擴大到滿州。艾森豪後來就對亞當斯提過這件事。但是杜勒斯誇大說美國已經三次走到“全麵戰爭的邊緣”（即1953年朝鮮停戰談判危機，1954年印度支那危機，和毛在1954年末1955年初聲言要進攻福摩薩所引起的嚴重局麵），亞當斯是懷疑的。他寫道：“杜勒斯自己認為他的政策已經歷了三次極嚴重的考驗，是不是這樣還可以提出疑問。艾森豪是否象杜勒斯所說的在那三次的任何一次中已經那麽接近戰爭的邊緣，我是懷疑的。”
不管怎樣艾克要求訴諸理智的呼籲，在當時複雜的事件大合唱當中，至少是一陣清新的調子，引起對方的注意，使他們回到會議桌上來。在恢復和談的頭幾次會議中，進展是緩慢的。到了討論在美國手上的一十三萬二千名北韓戰俘，談判就出現僵局。美國決定給他們自己決定是否回家的權利。1945年盟國當局曾把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俄國戰俘交回蘇軍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亞，有些人被處決，理由是他們當了俘虜。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就公開宣布，“我們不會把人交出來，讓他們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為停戰的代價。”艾森豪也同樣地下了這樣決心。於是戰俘的命運決定停戰談判的前途，這點就變得愈來愈明顯了。
談判在總統發表關於和平的講話之後十一天就開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個月。現在使聯合國國家保持團結愈來愈難了。有些歐洲國家左派的領袖認為，毛關於細菌戰的指責可能不無根據。但在另一極端，政治上極端保守派則要求美國不要理會這些怯懦的盟國，接受麥克阿瑟奪取全麵勝利的呼籲。艾克不同意。“如果我們美國在一個地方單獨幹下去的話，”他告訴他們說，“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單獨幹了。”在美國這一邊，沙文主義最強烈的鷹派就是李承晚。這位七十八歲的南韓總統拒絕考慮讓朝鮮保持分裂的任何協議。他不願接受三八線作為邊界或前線，而要在沒有聯合國軍支持下獨自向鴨綠江進軍，情願接受必然滅亡。後來亞當斯說：“要李講道理，要他理解美國不會為了朝鮮統一而冒著打世界大戰的危險，真是使艾森豪和杜勒斯費盡氣力，使他們精疲力盡。”他還說，和李爭論，“比和共產黨討價還價還要更為傷腦筋，更為使人灰心喪氣”。
這個老頭子幾乎把和平破壞了。6月4日中國人和北韓人己經同意這樣一種安排：即戰俘們如果在中立國組成的遣返委員會麵前表示不願意回家的話，可以在經過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後，便解除軍籍釋放了事。6月8日，兩方草簽了一份議定書，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但是，6月18日華盛頓清晨2時，國務院的一個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來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戰俘拘留營的鐵門打開，把二萬五千名反對共產黨的北韓人放走了。這次行動的準備工作是煞費苦心的：南韓警察對這些逃出的人們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總統叫醒，這是艾森豪在白宮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夢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驚。果然，共產黨在那天早上攻擊聯合國和李承晚“蓄意合謀”，並要求“立即”把戰俘都抓回來。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於是他們在6月20日停止談判，並發動一次大攻勢。
杜勒斯並不灰心。他對艾克說，如果對方象他所分析那樣急於停火，那麽隻要作出新的姿態，他們是會接受的。“如果向他們提出適當保證，他們會放過李承晚這次急躁行動，願意簽訂協議。”北京通過新德裏證實了他的著法。剩下來就是保證的問題，而這就要向這個倔強的李承晚進一步施加壓力。艾克給這個南韓總統去電報，說他已使聯合國軍司令部陷於“狼狽處境”。他派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去和他麵談。羅伯遜到漢城坐下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聽著這個怒氣衝天的老頭子將憋著的怨氣發泄出來，最後，李的脾氣發夠了，羅伯遜便將美國的困難處境向他解釋。過了兩個星期，李承晚終於讓步。
※※※
在舉行簽字儀式之前兩個星期所公布的停戰條件，是沒有誰會滿意的。經過三十七個月的流血。死了二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萬四千是美國人），朝鮮還是回到以前的原狀。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裏，金日成則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裏，但是在其他各方麵，隻能說是雙方不分勝負。並沒有保衛什麽原則。聯合國想建立一個可靠的監督製度，防止金日成再次發動進攻，也沒有成功。本來在杜魯門總統任內就已開始進行談判了，但他的條件可嚴厲得多。現在談判的結果就是這樣。正如保羅·道格拉斯所說的，“如果杜魯門當初接受現在的協議，他就會在華盛頓到處受到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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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怎樣艾克要求訴諸理智的呼籲，在當時複雜的事件大合唱當中，至少是一陣清新的調子，引起對方的注意，使他們回到會議桌上來。在恢復和談的頭幾次會議中，進展是緩慢的。到了討論在美國手上的一十三萬二千名北韓戰俘，談判就出現僵局。美國決定給他們自己決定是否回家的權利。1945年盟國當局曾把從德國人手中解放出來的俄國戰俘交回蘇軍的司令官，其中很多人便被送往西伯利亞，有些人被處決，理由是他們當了俘虜。1952年5月7日，杜魯門就公開宣布，“我們不會把人交出來，讓他們被屠戮和奴役，以此作為停戰的代價。”艾森豪也同樣地下了這樣決心。於是戰俘的命運決定停戰談判的前途，這點就變得愈來愈明顯了。
談判在總統發表關於和平的講話之後十一天就開始，在5月份拖了整整一個月。現在使聯合國國家保持團結愈來愈難了。有些歐洲國家左派的領袖認為，毛關於細菌戰的指責可能不無根據。但在另一極端，政治上極端保守派則要求美國不要理會這些怯懦的盟國，接受麥克阿瑟奪取全麵勝利的呼籲。艾克不同意。“如果我們美國在一個地方單獨幹下去的話，”他告訴他們說，“那就在任何地方都要單獨幹了。”在美國這一邊，沙文主義最強烈的鷹派就是李承晚。這位七十八歲的南韓總統拒絕考慮讓朝鮮保持分裂的任何協議。他不願接受三八線作為邊界或前線，而要在沒有聯合國軍支持下獨自向鴨綠江進軍，情願接受必然滅亡。後來亞當斯說：“要李講道理，要他理解美國不會為了朝鮮統一而冒著打世界大戰的危險，真是使艾森豪和杜勒斯費盡氣力，使他們精疲力盡。”他還說，和李爭論，“比和共產黨討價還價還要更為傷腦筋，更為使人灰心喪氣”。
這個老頭子幾乎把和平破壞了。6月4日中國人和北韓人己經同意這樣一種安排：即戰俘們如果在中立國組成的遣返委員會麵前表示不願意回家的話，可以在經過一百二十日的等候期以後，便解除軍籍釋放了事。6月8日，兩方草簽了一份議定書，似乎一切都已安排妥當。但是，6月18日華盛頓清晨2時，國務院的一個值星官把杜勒斯叫醒。原來李承晚已命令士兵把戰俘拘留營的鐵門打開，把二萬五千名反對共產黨的北韓人放走了。這次行動的準備工作是煞費苦心的：南韓警察對這些逃出的人們都提供食物、住所和便服。杜勒斯把總統叫醒，這是艾森豪在白宮八年唯一的一次在睡夢中被叫醒。艾克大吃一驚。果然，共產黨在那天早上攻擊聯合國和李承晚“蓄意合謀”，並要求“立即”把戰俘都抓回來。這是根本辦不到的事。於是他們在6月20日停止談判，並發動一次大攻勢。
杜勒斯並不灰心。他對艾克說，如果對方象他所分析那樣急於停火，那麽隻要作出新的姿態，他們是會接受的。“如果向他們提出適當保證，他們會放過李承晚這次急躁行動，願意簽訂協議。”北京通過新德裏證實了他的著法。剩下來就是保證的問題，而這就要向這個倔強的李承晚進一步施加壓力。艾克給這個南韓總統去電報，說他已使聯合國軍司令部陷於“狼狽處境”。他派遠東事務助理國務卿沃爾特·羅伯遜去和他麵談。羅伯遜到漢城坐下來，一個小時又一個小時，一天又一天聽著這個怒氣衝天的老頭子將憋著的怨氣發泄出來，最後，李的脾氣發夠了，羅伯遜便將美國的困難處境向他解釋。過了兩個星期，李承晚終於讓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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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舉行簽字儀式之前兩個星期所公布的停戰條件，是沒有誰會滿意的。經過三十七個月的流血。死了二百萬人（其中百分之八十是平民，五萬四千是美國人），朝鮮還是回到以前的原狀。李承晚多得了二千三百五十平方英裏，金日成則多得了八百五十平方英裏，但是在其他各方麵，隻能說是雙方不分勝負。並沒有保衛什麽原則。聯合國想建立一個可靠的監督製度，防止金日成再次發動進攻，也沒有成功。本來在杜魯門總統任內就已開始進行談判了，但他的條件可嚴厲得多。現在談判的結果就是這樣。正如保羅·道格拉斯所說的，“如果杜魯門當初接受現在的協議，他就會在華盛頓到處受到痛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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