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胡佛自己在國會中的共和黨夥伴們卻還半信半疑。許多人議論紛紛，說山姆大叔又在上當受騙，說是把錢倒進老鼠洞，或是支付給一個全球性的工程興辦署，說美國理想難免以破產而終。反過來，歐洲人對這種漠然無情的議論，則感到大為激怒。
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一位隨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裏，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他們感興趣的隻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倫威克·甘迺迪牧師寫到美國占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著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著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著包香菸……巧克力和香菸，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髮衝冠。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並不僅此。共產黨人在那裏形成真正的威脅。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隻好把重擔挑起來。讓歐洲在鐵錘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因為這意味著蘇聯的鋼鐵生產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產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在那樣條件下，而且隻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將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並可能把它奪回來。”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隻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衝突，卻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歷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態度，於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於用了這個詞。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態的對抗”。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韓戰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爭形式，隻有這種戰爭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隻靠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將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遊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態援助”，也就是說：大炮。為爭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贊同票，大炮比黃油容易。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外交政策。政府為了給實際對外措施尋找恰當的理論根據，終於在權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裏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依據》。作者署名僅用了“x”。
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1946年史達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產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採取強硬路線。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產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歷史使命，樣樣俱全。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哪裏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裏發生影響。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製——就是說，把它局限在已經著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內。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製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哈裏·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於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文件已成為“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著總統的麵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他認為這關係著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麽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於我的。”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然後，阿瑟·範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持你。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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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美活動已蔓延開來。一位隨軍牧師說，在大陸人的眼裏，美國士兵都是些可憐的年輕人，不懂得為啥打仗，也不懂得勝利的意義。他們感興趣的隻有三件事：找女人睡覺，偷白蘭地酒和等下一班歸國的船位。倫威克·甘迺迪牧師寫到美國占領軍士兵的典型形象時說：“他穿著一身鼓鼓囊囊的衣服，肥肥胖胖，飲食過度，寂寞無聊，漠然若有所思，觀察力差，思想則更淺薄——是征服者，卻在一個口袋裝著塊巧克力，一個口袋裝著包香菸……巧克力和香菸，這就是征服者能給與被征服者的全部東西了。”
這種說法傳到國會山，使議員們怒髮衝冠。30年代以來，議員又第一次開始議論起歐洲知恩不報來。但是希臘和土耳其問題，可並不僅此。共產黨人在那裏形成真正的威脅。英國現在既已不能輕而易舉把他們驅散，華盛頓就隻好把重擔挑起來。讓歐洲在鐵錘和鐮刀下受奴役，似乎不堪設想。因為這意味著蘇聯的鋼鐵生產力、造船設備、熟練工人、發電量和化學工業的產量、科學技術和工廠設備都會增加一倍。在那樣條件下，而且隻有在那樣條件下，俄國才有實力同美國抗衡。“我認為如果我們失去西歐，”福雷斯特·謝爾曼將軍在國會的一個委員會上作證說，“……我們要保住自己也會日益困難。相反，即使失去了整個亞洲大陸，我們仍能生存，重整旗鼓，並可能把它奪回來。”
這個考慮是有道理的，雖然在1947年尚不緊迫。在人們的記憶中，俄國人還是英勇的盟邦。對她感到的失望開始深化，但尚隻不過是使士氣低沉一些；第二次世界大戰打起來雖很野蠻，但誰是誰非，界線曾是清楚的；現在要是在一些新問題上引起衝突，卻未免令人寒心。1946年，赫伯特·貝阿德·斯沃普在伯納德·巴魯克的一篇演講詞中，提出了“冷戰”這個詞。巴魯克曾認為這個詞含義太強烈而劃掉。到了1947年4月13日，又經歷了一年蘇聯的粗暴態度，於是巴魯克在南卡羅來納州哥倫比亞市講話時終於用了這個詞。即使這樣，它也不過是指“意識形態的對抗”。遲至1950年5月，也就是接近韓戰爆發之前，保羅·霍夫曼【美國著名工商界領袖。——譯者】還可以說：“冷戰是好的戰爭形式，隻有這種戰爭不發生破壞的問題。”
但即使是在1947年，人們已很清楚，隻靠意識形態上的優越，是不能把馬科斯將軍和他的兩萬名共產黨（民族解放陣線）遊擊隊從希臘山區趕走的。希臘合法政府需要的是國務院政策計劃處所謂的“巨大的非意識形態援助”，也就是說：大炮。為爭取到國會中反共的共和黨人的贊同票，大炮比黃油容易。杜魯門和他的顧問們決心雙管齊下。但是，根據他們的經驗，用零打碎敲的方法來承擔任務，效果並不能令人滿意。歐洲需要的是重建，不是救濟。美國需要一種名副其實的外交政策。政府為了給實際對外措施尋找恰當的理論根據，終於在權威性《外交》季刊新的一期裏找到一篇文章。文章題為《蘇聯行為的依據》。作者署名僅用了“x”。
這個“x”原來是喬治·f·凱南，他雖然未露頭角，但卻是才氣橫溢的研究俄國心理的學者。他在美國駐莫斯科大使館當參贊時，就寫成這篇論文。1946年史達林向規模盛大的共產黨機關工作人員大會發表演說，表明要採取強硬路線。這個獨裁者反對和民主國家共處，保證要把無產階級世界革命進行下去。凱南對這篇演說詞進行仔細研究後，感到有必要寫這篇文章。在凱南看來，蘇維埃領導人在西方懷疑猜忌之下過了1/4個世紀，情緒是不平衡的，是一些擔驚受怕的馬克思主義傳教士。共產主義是他們的宗教信仰，是他們在不安全中服用的鎮靜劑。按照凱南的分析，從神學而不是政治角度觀察，共產主義成了世界上重要宗教信仰之一，具有教條、儀式、歷史使命，樣樣俱全。它和伊斯蘭教等一樣是無法摧毀的。哪裏的社會不健全，人們要求改革，它也會像伊斯蘭教一樣會在哪裏發生影響。人們一旦加以信奉，它就永遠不可能徹底取消。但是，人們可以把它遏製——就是說，把它局限在已經著了迷的國家的國界之內。
在40年代的條件下，遏製政策是符合當時現實的。對哈裏·杜魯門來說，這種觀點非常有道理。他宣稱，美國作為最大最富的自由國家，必須對“自由世界”承擔義務。總統鼓吹凱南的觀點如此賣力，人們於是稱之為“杜魯門主義”。根據他的訓令，這些觀點都寫進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第六十八號政策文件》中，而在迪安·艾奇遜看來，這個文件已成為“我國歷史上的偉大政策方針之一”。事實上，在凱南的文章還未成為美國的冷戰戰略方針之前，艾奇遜就已在一次和兩院兩黨領袖的會議上當著總統的麵對這些原則作了概括介紹。他認為這關係著土耳其和希臘的前途問題。後來他寫道：“在我一生中還從未在講話時像這次那麽迫切地感到問題完全是取決於我的。”他發言完畢，有一段長時間的沉默。然後，阿瑟·範登堡轉向杜魯門說：“總統先生，如果你把這個對國會和全國講，我一定支持你。我認為大多數國會議員也都會同樣支持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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