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露天的庭廊和小小的亞熱帶花園以外，這樣的少婦全國比比皆是。加利福尼亞州這樣的少婦多，是因為它比其他任何一州發展更快，對準備安家落戶的復員軍人特別有吸引力，已成了戰後美國生活方式的誕生地。在這些年頭裏，超級市場增加了兩倍，就快要過兩萬大關，但是始作俑者舊金山的水晶宮市場，早在1922年就已經開門了。在珍珠港事件之前，加利福尼亞就已開風氣之先，開設了一些汽車電影院、汽車餐室、汽車銀行和汽車教堂，還設計了可以把車子洗淨打蠟，而無需駕駛者下車的機器。戰爭爆發以後，什麽後院烤豬窯、腎形遊泳池又在私人住宅中發展起來。最初設計出有八條車道的超級公路、梅花型立體交叉和自動找零錢的公路收費器的都是加利福尼亞工程師。第一個穿著短袖敞領襯衣參加正式宴會是一個加利福尼亞人，穿上鐵青色小禮服的也是他們。在加利福尼亞的海灘上，女人們帶頭穿半裸、後來又是全裸的遊泳衣，而女人穿長褲上街，在樹叢中裝上彩燈、建造錯層式的房屋、女人在公共場所吸菸等等，都是從加利福尼亞傳到全國的。用一個詞概括的話，那就是他們有創造性；另外一個詞，那就是不拘禮節。至於咖啡，那不用說，就是速溶的了。
咖啡話會的話題，往往是談論孩子們的事情。人口劇增出乎意料，就是這批滿臉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無意中起了促進作用。“過去在大學未畢業、事業未有成就之前隻是和幾個女朋友出去玩玩，”貝蒂·弗裏登說，現在復員軍人“靠著士兵權利法案，馬上就可結婚。”當然，人口學家不會認為：新婚夫婦躺在床上，隻是停留在接吻擁抱而已。但他們原來以為他們會像30年代他們的老一輩那樣，在生育問題上會有所克製。但是現在這些當上了父母的人，情緒顯然不同。“這些復員軍人夫婦們總想把稱心如意的東西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沒有似的。”卡羅琳·伯德說：“什麽房子、車子、洗衣機、孩子……他想馬上樣樣都有。……他們要了孩子再說，而不考慮將來給孩子整齒和送他們上大學要花多少錢。”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納大學的艾爾弗雷德·金賽博士在1944年發表的數字和40年代後期人口統計的數字比對一下，並進行簡單的計算，我們就發現美國男人結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數高達136666060次，或者說，每千分之四點八秒全國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歲月裏，美國每七秒鍾就有一個婦女懷孕，說起來美國人口統計局也會臉紅呢！
對這個局來說，這簡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計都完全沒有用了。戰爭的年代並不停止生育，那幾年裏一直有“戰時小寶寶”在生下來。出生數每年多達300萬。到1946年，也就是運輸艦開始把部隊運回國那一年，出生數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萬。這還不是最高紀錄，甚至連接近最高紀錄也不是。第二年又從1946年這個已經是破紀錄的數字再增加40萬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遠景規劃的人發現美國多了二三千萬人，而人口增長最多的就是十幾歲那一代，而這一代學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別多的。即使在詹森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的1964年，戰時小寶寶還未成年，大蕭條時期的成年人在選民中還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間的某些對立，是在詹森第二任總統的期間才開始出現的。因為杜魯門時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們進入中年以後，就會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而他們對這些變化，倒不一定是太感興趣的。
正是在這些年代裏，斯波克醫生的育嬰手冊成了1895年出現暢銷書目以來的一本最最暢銷書了。斯波克書中有一節專講他所謂的“聽之任之”。他寫道：“父母總是按照自己的成長方式來教養孩子的，這是人類的天性。”但是，他們應當謹記：“過去醫生們總是再三要父母們不要縱容孩子，現在則勸告他們不但要照顧孩子們的飲食，而且還要考慮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時代”於是開始。
從很多方麵說，這個時代開始時是極其美妙的。比爾·莫爾丁在他的連載漫畫《在前線》之後，又發表了漫畫《歸來》，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當上爸爸的一邊抱著蔬菜，一邊推著孩子坐的小車，旁邊一個穿著軍服的中士問他：“威利，做個自由人的日子過得怎麽樣？”復員軍人覺得好極了。有些婦女雜誌開始發現一個新現象：這些新當上爸爸的自告奮勇去調奶粉，半夜兩點負責餵奶，連尿布也親自動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還要過15年才有）。但隨著新的家庭電器設備陸續上市，這些家務就較易處理了（切肉還未有電刀，但磨刀有了電磨，切肉就不費勁了；安在牆上的吸塵器也還未出現，但真空吸塵器已經較輕便，較好使用了）。如果年輕夫婦要到餐館去進膳，或者看一場電影，鄰居的大女孩會很樂意過來照顧嬰孩，給她一點錢便可以（每小時給兩角五分，便算頗為大方）。總之，這些新家庭既不單調乏味，又無繁重勞動。惟一的問題是房子難找而已。
戰後出現的房荒問題，是直接由於嬰孩出生多和“我們要回家”運動所帶來的迅速復員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陸軍一個月復員近100萬人，海軍又有25萬人，復員軍人如此之多，簡直是無法容納。美國最低限度要有500萬戶房子，而且要馬上解決。很顯然要求建築業解決是不可能的。戰時管製剛取消，勞動力和物資就立即用到工業建設上去了。從戰勝日本到聖誕節這段期間，破土動工的房子隻有3.7萬幢。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通過法令，規定房屋最高限價和授權他將全國建築物資的半數用在營建廉價房子上去（每幢1萬元或不到1萬元）。建築業派出得力的說客到國會遊說，使法案無法通過。但參議院同意將7.5萬所戰時臨時建築物，轉給復員軍人們使用。政府也將一些集體宿舍改裝修建，安置了1.1萬戶新婚士兵，到了冬風日益凜冽，又有1.4萬戶擠進了騰出來的陸軍營房。但這隻是杯水車薪而已。還有百萬多戶是和別人擠住在一起。在寒風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對夫婦帶著他們戰時出生的嬰孩，在汽車裏過了七個晚上。亞特蘭大市有一個公寓登了個出租廣告，要租的竟達2000人。這個市的頭麵人物為此不安，出錢給復員軍人買了100部活動住房拖車。不論大小城市，都可以見到這些拖車密集成群，校園裏麵尤其如此。密蘇裏州大學在校園內挨家挨戶去進行調查，把一切能騰出來的地方，都留給密蘇裏的學生住，並去函別州對申請入學的學生說：盡管他們具備入學條件，但沒有房子容納他們。北達科他州的復員軍人則把糧倉改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樂隊為克利夫蘭市義務演出，請聽眾們把房間讓出來出租。盡管這樣，房子還是遠遠不夠。大家都說房東們冷漠無情，莫爾丁對此至為憤慨——他的憤懣繼續是他的一代的情緒的指標。他在一幅漫畫中發泄他的感情，畫了一對復員軍人夫婦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肥胖的聲勢洶洶的女房東爭論。門口有一塊牌子上麵寫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個女房東說：“看來你們這些當兵的就是不了解我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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咖啡話會的話題，往往是談論孩子們的事情。人口劇增出乎意料，就是這批滿臉笑容的人所造成的。政府也無意中起了促進作用。“過去在大學未畢業、事業未有成就之前隻是和幾個女朋友出去玩玩，”貝蒂·弗裏登說，現在復員軍人“靠著士兵權利法案，馬上就可結婚。”當然，人口學家不會認為：新婚夫婦躺在床上，隻是停留在接吻擁抱而已。但他們原來以為他們會像30年代他們的老一輩那樣，在生育問題上會有所克製。但是現在這些當上了父母的人，情緒顯然不同。“這些復員軍人夫婦們總想把稱心如意的東西馬上拿到手，似乎今天拿不到就再也沒有似的。”卡羅琳·伯德說：“什麽房子、車子、洗衣機、孩子……他想馬上樣樣都有。……他們要了孩子再說，而不考慮將來給孩子整齒和送他們上大學要花多少錢。”生孩子很容易，而且很好玩。如果把印第安納大學的艾爾弗雷德·金賽博士在1944年發表的數字和40年代後期人口統計的數字比對一下，並進行簡單的計算，我們就發現美國男人結了婚的有55311617人，每周性交次數高達136666060次，或者說，每千分之四點八秒全國就有人射精一次。在那些歲月裏，美國每七秒鍾就有一個婦女懷孕，說起來美國人口統計局也會臉紅呢！
對這個局來說，這簡直是拆它的台。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的一切人口估計都完全沒有用了。戰爭的年代並不停止生育，那幾年裏一直有“戰時小寶寶”在生下來。出生數每年多達300萬。到1946年，也就是運輸艦開始把部隊運回國那一年，出生數字又比前一年多了50萬。這還不是最高紀錄，甚至連接近最高紀錄也不是。第二年又從1946年這個已經是破紀錄的數字再增加40萬人。到了60年代中期，那些做遠景規劃的人發現美國多了二三千萬人，而人口增長最多的就是十幾歲那一代，而這一代學生命中注定事情是特別多的。即使在詹森和戈德華特競選總統的1964年，戰時小寶寶還未成年，大蕭條時期的成年人在選民中還不到1/4。所以老一代和新一代之間的某些對立，是在詹森第二任總統的期間才開始出現的。因為杜魯門時期的某些看法和概念，到了父母們進入中年以後，就會對社會產生明顯的影響。而他們對這些變化，倒不一定是太感興趣的。
正是在這些年代裏，斯波克醫生的育嬰手冊成了1895年出現暢銷書目以來的一本最最暢銷書了。斯波克書中有一節專講他所謂的“聽之任之”。他寫道：“父母總是按照自己的成長方式來教養孩子的，這是人類的天性。”但是，他們應當謹記：“過去醫生們總是再三要父母們不要縱容孩子，現在則勸告他們不但要照顧孩子們的飲食，而且還要考慮他們情感上的需要。”“斯波克時代”於是開始。
從很多方麵說，這個時代開始時是極其美妙的。比爾·莫爾丁在他的連載漫畫《在前線》之後，又發表了漫畫《歸來》，其中有一幅，畫的是一個當上爸爸的一邊抱著蔬菜，一邊推著孩子坐的小車，旁邊一個穿著軍服的中士問他：“威利，做個自由人的日子過得怎麽樣？”復員軍人覺得好極了。有些婦女雜誌開始發現一個新現象：這些新當上爸爸的自告奮勇去調奶粉，半夜兩點負責餵奶，連尿布也親自動手洗（用完就扔的尿布，還要過15年才有）。但隨著新的家庭電器設備陸續上市，這些家務就較易處理了（切肉還未有電刀，但磨刀有了電磨，切肉就不費勁了；安在牆上的吸塵器也還未出現，但真空吸塵器已經較輕便，較好使用了）。如果年輕夫婦要到餐館去進膳，或者看一場電影，鄰居的大女孩會很樂意過來照顧嬰孩，給她一點錢便可以（每小時給兩角五分，便算頗為大方）。總之，這些新家庭既不單調乏味，又無繁重勞動。惟一的問題是房子難找而已。
戰後出現的房荒問題，是直接由於嬰孩出生多和“我們要回家”運動所帶來的迅速復員所引起的。1945年12月，陸軍一個月復員近100萬人，海軍又有25萬人，復員軍人如此之多，簡直是無法容納。美國最低限度要有500萬戶房子，而且要馬上解決。很顯然要求建築業解決是不可能的。戰時管製剛取消，勞動力和物資就立即用到工業建設上去了。從戰勝日本到聖誕節這段期間，破土動工的房子隻有3.7萬幢。杜魯門總統要求國會通過法令，規定房屋最高限價和授權他將全國建築物資的半數用在營建廉價房子上去（每幢1萬元或不到1萬元）。建築業派出得力的說客到國會遊說，使法案無法通過。但參議院同意將7.5萬所戰時臨時建築物，轉給復員軍人們使用。政府也將一些集體宿舍改裝修建，安置了1.1萬戶新婚士兵，到了冬風日益凜冽，又有1.4萬戶擠進了騰出來的陸軍營房。但這隻是杯水車薪而已。還有百萬多戶是和別人擠住在一起。在寒風刺骨的明尼阿波利斯市，有一對夫婦帶著他們戰時出生的嬰孩，在汽車裏過了七個晚上。亞特蘭大市有一個公寓登了個出租廣告，要租的竟達2000人。這個市的頭麵人物為此不安，出錢給復員軍人買了100部活動住房拖車。不論大小城市，都可以見到這些拖車密集成群，校園裏麵尤其如此。密蘇裏州大學在校園內挨家挨戶去進行調查，把一切能騰出來的地方，都留給密蘇裏的學生住，並去函別州對申請入學的學生說：盡管他們具備入學條件，但沒有房子容納他們。北達科他州的復員軍人則把糧倉改為住宅。本尼·古德曼的樂隊為克利夫蘭市義務演出，請聽眾們把房間讓出來出租。盡管這樣，房子還是遠遠不夠。大家都說房東們冷漠無情，莫爾丁對此至為憤慨——他的憤懣繼續是他的一代的情緒的指標。他在一幅漫畫中發泄他的感情，畫了一對復員軍人夫婦帶著一個女兒和一個肥胖的聲勢洶洶的女房東爭論。門口有一塊牌子上麵寫道，“有房出租，不收孩子和狗。”那個女房東說：“看來你們這些當兵的就是不了解我們的困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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