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這是假象。羅斯福的領導工作是複雜多麵的，說話確也往往前後不一致。他不是邱吉爾那樣，在茫茫黑夜中獨自大聲疾呼。他得留在比武場上繼續奮戰，他的才華也正在此。他從不讓群眾意見跟自己距離太大。可是他沒有收回那次關於“防疫”的講話。相反，他悄悄地仍然沿著原定的路線前進。他在12月21日說：美國要孤立於二十世紀的世界之外，是不可能的；他不能為和平不惜任何代價。他在安大略省金斯頓市【屬加拿大。——譯者】還許口說，加拿大如遭侵略，美國不能“袖手旁觀”。
總統反覆說明自己如何痛恨戰爭，甚至稱讚起中立法案來，其實他是討厭它的。自威爾遜以後的歷任總統中，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是第一人；當孤立主義洪流泛濫之際，是他力挽狂讕，扭轉歷史的。然而，不管總統要在國際上幹點什麽，都會有人大喊大叫起來。兩黨的自由派議員，——惠勒、海勒姆·詹森、皮特曼、博拉，——聯成一氣，要“堅守美國堡壘”。博拉認為，外交就是強權政治。《時代》周刊那時是死硬的孤立主義觀點，就表示擔心“羅斯福過於熱衷於搞國際強權政治”，而極口稱讚博拉。它有一陣子甚至每一期都給所有國外新聞加上一個總標題：“強權政治”。美國人如果去過西班牙參加反對佛朗哥的戰爭，要吊銷護照；美國商人繼續向日本供應它需要的石油、廢鐵的半數，而當時如果不是這樣，日本是無法同中國打仗的；全國防止戰爭委員會甚至想禁映“帕奈”號被炸沉的新聞片，因為這“不免要惹動美國人大發脾氣”。
就在那幾個月裏，戴斯領導下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發現了新政原來是“搞共產主義的”，而對於庫格林神父的活動則置之不問。按此人在紐約布朗克斯區一次集會上舉手行納粹式敬禮，叫嚷說，“等到我們把美國猶太人收拾幹淨，那時他們就會知道，德國當年對付猶太人的辦法實在算不了什麽，”庫格林手下的“十字軍”、公民自衛聯盟、基督教陣線、美國愛國團、德裔美國人同盟——所有這些組織的活動，戴斯仿佛都視而不見。右派組織嚇唬國會，有時竟也獲得成功；羅斯福請求撥款鞏固關島防務，眾議院不同意，因為怕東京認為美國有意挑釁。此案最後以二百零九票對一百六十八票予以否決，眾議員兼廣告商布魯斯·巴頓樂得高聲大叫，“關島，關島，丟了完事了！”關島確是丟了；珍珠港事件後一周，日軍果然占領了它；1944年8月收復關島時，海軍陸戰隊付出了傷亡近八千人的代價。
1937年4月下旬，國會批準了延長《中立法》的有效期限。《紐約時報》評論說：“國會通過這個名為中立實不中立的法案，大概是國內孤立主義情緒達到頂點的標誌了吧？”《時報》是過於樂觀了，頂點要等到九個月以後呢：印第安納州眾議員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個十分荒唐的法案，說即使國會對外宣戰了，也要等到全國公民投票多數贊成才生效。羅斯福總統寫信給眾議院議長威廉·s.班克黑德說，如果通過這樣一個修正案，政府就無法辦外交了。可是據頭一次民意測驗的報告，全國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贊成；再次測驗，贊成的減到百分之六十八，於是，提案退回委員會重作審議。眾議院投票結果：二百零九票贊成，一百八十八票反對。幸而贊成人數不足法定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國才沒有陷入絕境，否則，正如羅斯福對班克黑德說的那樣，外國就盡可以對美國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民主國家是隨風而逝的散沙”，這是墨索裏尼在1937年說的話。有時看來真的象是如此。國務院讓中立法綁住了手腳，眼睜睜望著日本一個將軍占領廣西，向印度支那邊界挺進，在諒山跟法軍軍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軍火源源輸入越南，就是通過這個關口。）孤立主義者神經過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總統一舉一動，他們都認為別有用心。英國國王和王後決定訪向美國（為的是對上流社會所說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彌補工作），眾議員漢密爾頓·菲什竟危言聳聽，說什麽“美國要重新淪為英國殖民地啦”；來自波士頓的眾議員喬治·霍爾登·廷罕也說，“現在的美國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談判操縱了，很危險。”；議員博拉則提醒總統，在當他同英王、英後談話間歇之際，不妨順便問問兩位陛下，英國在1914到1918年間欠下美國的二百一十三億八千五百萬元戰債，什麽時候才能還清？
應該記住反對派的這種本性。由於這種本性，也由於羅斯福深知美國處境危險，所以麵臨歷史上一大難題。此後幾個月，他不得不擴大總統的權力，從而創立了一些先例；後來別的總統藉此濫用權力，不顧宣戰權在國會，此是後話。但塞繆爾·埃利奧特·莫裏森的看法是，如果羅斯福當時不這樣做，就是背棄了他就職時的誓言，應該受到彈劾。因為，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跟國會中的批評家不同，他們是看到了各駐歐使館的來電的。他們明知捷克危機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兩國政府既無膽量，又無應變的本領。無論倫敦的白廳、巴黎的外交部，都為之栗六不安，唯恐戰禍重臨。當然，在羅斯福的華盛頓，也不乏失敗主義者：上一個財政年度，陸軍部的新軍備預算隻限於增購加侖式步槍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許這隻是由於將軍們講究現實，因為錢要得太多，國會是很難批準的。可是總統卻看到了另一條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頑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堅守美國堡壘”也會贊成美國需要擁有強大的海軍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國會，要求撥付十億美元建立“兩洋”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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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統反覆說明自己如何痛恨戰爭，甚至稱讚起中立法案來，其實他是討厭它的。自威爾遜以後的歷任總統中，確立美國在世界上的地位的，他是第一人；當孤立主義洪流泛濫之際，是他力挽狂讕，扭轉歷史的。然而，不管總統要在國際上幹點什麽，都會有人大喊大叫起來。兩黨的自由派議員，——惠勒、海勒姆·詹森、皮特曼、博拉，——聯成一氣，要“堅守美國堡壘”。博拉認為，外交就是強權政治。《時代》周刊那時是死硬的孤立主義觀點，就表示擔心“羅斯福過於熱衷於搞國際強權政治”，而極口稱讚博拉。它有一陣子甚至每一期都給所有國外新聞加上一個總標題：“強權政治”。美國人如果去過西班牙參加反對佛朗哥的戰爭，要吊銷護照；美國商人繼續向日本供應它需要的石油、廢鐵的半數，而當時如果不是這樣，日本是無法同中國打仗的；全國防止戰爭委員會甚至想禁映“帕奈”號被炸沉的新聞片，因為這“不免要惹動美國人大發脾氣”。
就在那幾個月裏，戴斯領導下的非美活動委員會發現了新政原來是“搞共產主義的”，而對於庫格林神父的活動則置之不問。按此人在紐約布朗克斯區一次集會上舉手行納粹式敬禮，叫嚷說，“等到我們把美國猶太人收拾幹淨，那時他們就會知道，德國當年對付猶太人的辦法實在算不了什麽，”庫格林手下的“十字軍”、公民自衛聯盟、基督教陣線、美國愛國團、德裔美國人同盟——所有這些組織的活動，戴斯仿佛都視而不見。右派組織嚇唬國會，有時竟也獲得成功；羅斯福請求撥款鞏固關島防務，眾議院不同意，因為怕東京認為美國有意挑釁。此案最後以二百零九票對一百六十八票予以否決，眾議員兼廣告商布魯斯·巴頓樂得高聲大叫，“關島，關島，丟了完事了！”關島確是丟了；珍珠港事件後一周，日軍果然占領了它；1944年8月收復關島時，海軍陸戰隊付出了傷亡近八千人的代價。
1937年4月下旬，國會批準了延長《中立法》的有效期限。《紐約時報》評論說：“國會通過這個名為中立實不中立的法案，大概是國內孤立主義情緒達到頂點的標誌了吧？”《時報》是過於樂觀了，頂點要等到九個月以後呢：印第安納州眾議員路易斯·勒德洛提出一個十分荒唐的法案，說即使國會對外宣戰了，也要等到全國公民投票多數贊成才生效。羅斯福總統寫信給眾議院議長威廉·s.班克黑德說，如果通過這樣一個修正案，政府就無法辦外交了。可是據頭一次民意測驗的報告，全國竟有百分之七十三的人表示贊成；再次測驗，贊成的減到百分之六十八，於是，提案退回委員會重作審議。眾議院投票結果：二百零九票贊成，一百八十八票反對。幸而贊成人數不足法定需要的三分之二，美國才沒有陷入絕境，否則，正如羅斯福對班克黑德說的那樣，外國就盡可以對美國為所欲為，肆無忌憚了。
“民主國家是隨風而逝的散沙”，這是墨索裏尼在1937年說的話。有時看來真的象是如此。國務院讓中立法綁住了手腳，眼睜睜望著日本一個將軍占領廣西，向印度支那邊界挺進，在諒山跟法軍軍官握手（四十至七十年代，軍火源源輸入越南，就是通過這個關口。）孤立主義者神經過敏，象害了妄想狂似的，總統一舉一動，他們都認為別有用心。英國國王和王後決定訪向美國（為的是對上流社會所說的“辛普森夫人事件”做一些彌補工作），眾議員漢密爾頓·菲什竟危言聳聽，說什麽“美國要重新淪為英國殖民地啦”；來自波士頓的眾議員喬治·霍爾登·廷罕也說，“現在的美國外交政策已被秘密談判操縱了，很危險。”；議員博拉則提醒總統，在當他同英王、英後談話間歇之際，不妨順便問問兩位陛下，英國在1914到1918年間欠下美國的二百一十三億八千五百萬元戰債，什麽時候才能還清？
應該記住反對派的這種本性。由於這種本性，也由於羅斯福深知美國處境危險，所以麵臨歷史上一大難題。此後幾個月，他不得不擴大總統的權力，從而創立了一些先例；後來別的總統藉此濫用權力，不顧宣戰權在國會，此是後話。但塞繆爾·埃利奧特·莫裏森的看法是，如果羅斯福當時不這樣做，就是背棄了他就職時的誓言，應該受到彈劾。因為，羅斯福和國務卿赫爾跟國會中的批評家不同，他們是看到了各駐歐使館的來電的。他們明知捷克危機迫在眉睫，希特勒野心勃勃，而英法兩國政府既無膽量，又無應變的本領。無論倫敦的白廳、巴黎的外交部，都為之栗六不安，唯恐戰禍重臨。當然，在羅斯福的華盛頓，也不乏失敗主義者：上一個財政年度，陸軍部的新軍備預算隻限於增購加侖式步槍一千八百七十枝。也許這隻是由於將軍們講究現實，因為錢要得太多，國會是很難批準的。可是總統卻看到了另一條出路。他知道，就是最頑固的孤立派，一想到要“堅守美國堡壘”也會贊成美國需要擁有強大的海軍的。所以，他便在1938年1月28日前往國會，要求撥付十億美元建立“兩洋”海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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