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年大選的結果說明，攻擊羅斯福產生了反效果。可是攻擊並沒有因此停止，反而越來越惡毒，並且轉入地下，分散到韋斯切斯特縣、奧林奇縣、格羅斯地角、邁阿密海灘、布魯克萊恩、隆梅多，在格林威治、謝克海茨，斯科茨代爾、凱尼爾沃思、溫內特卡，在華爾街、斯台特街、栗樹街、拉薩爾街等遊覽地、高級住宅區和工商業中心。有些攻擊，採取比較輕鬆的形式，倒也有趣。例如有的說，有個精神病學家死後上天堂，馬上被送去給上帝治病，“因為上帝害了自大狂，以為自己是羅斯福。”又有的說，“為什麽工程興辦署的工作人員很象所羅門王呢？因為他隨意挑選對象，遂即上床睡覺。”彼得·阿諾畫了一幅漫畫，畫著一群衣飾過分華麗的富豪要到“窮奢戲院”，去“喝羅斯福的倒采”，羅斯福看了，批上一個“高”字。
可是三十年代後期上層和中上層人士的俱樂部和家庭裏流傳的反羅斯福的汙言穢語，一點也不“高明”。這些人好象深知內幕，彼此相告，說什麽，當然啦，華盛頓誰也知道，“那個傢夥”從老婆埃莉諾那裏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從一個黑人那裏染上的。）“羅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翹辮子了，所以埃莉諾才跑到全國各地去偷漢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國交給俄國人，自己則到莫斯科去學那克裏姆林宮秘傳的房中術。羅斯福的大兒子詹姆斯大概還要留下，他慣於推銷保險，敲老實商人的竹槓，吃得肥頭大耳。”
1950年，約翰·根室寫道：“現在人們往往忘了，當時反對羅斯福的流言蜚語反映的陰暗敵對情緒，對他造謠中傷又是多麽陰險毒辣。……人們忘了，三十年代後期那些‘上流’鄉村俱樂部是一種什麽氣氛，銀行家的午餐會上有些什麽駭人聽聞的談論，以及名流貴婦在宴會上怎樣嘀嘀咕咕地惡毒詆毀。”當時有的陸軍軍官，身穿軍裝，居然拒絕為美國總統的健康幹杯。在那些鑲有紅木板璧的市內俱樂部裏，有些老頭子爭相詛咒，竟說：“羅斯福不過是另一個史達林——隻是比史達林更壞。”“我們現在不如住到俄國還好些。”波士頓有個書店甚至通知總統著作的發行人貝內特·塞爾夫說，羅斯福的演講集，“隻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麵來裝訂，本店才能代賣。”
除此之外，有些陳詞濫調也是常常聽到的：“那個人”！“那個傢夥”打算破壞美國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亂花錢來度過大蕭條；我們的孫子還要付出代價的；反正領救濟的有一半是外國人，少發救濟，擴編警察，鬧翻天也不怕！劉易斯有白宮後門的鑰匙。那個人的笑臉是假的，是整形外科醫生安上去的；他一輩子沒掙過一分錢，就靠他老娘的收入過活。他反正是個猶太人，祖先是荷蘭猶太種，改了姓，還不是個紐約猶太油子！（為了證實末後這段話，還編了詳盡的族譜，說羅斯福的老祖宗是什麽範·羅森菲爾德上校，其實並無其人。）
馬奎斯·蔡爾茲在《哈潑斯》月刊1936年5月號發表《他們恨羅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發表《他們依然恨羅斯福》。在這兩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裏，他分析了那些仇恨總統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個硯象，未來的社會史家如果不甚驚奇至少也難理解：美國的上流社會，為什麽有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今天竟這麽瘋狂地仇恨羅斯福？”他補充說，“隻能用仇恨這個字眼，因為這是深惡痛絕，是滿腔怒火，完全不講道理的。”蔡爾茲以為，“整個美國上層社會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簡直成了一種偏執狂。”
尤其使蔡爾茲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謾罵總統的人，“從1933年3月的最低點後，他們的收入恢復了，銀行差額也已補足了。”有的股票價格已經增加一倍，兩倍，三倍，“有的還增至十倍。”公司股息還增加了四成有餘。而且富戶的所得稅又還很輕（每年進款一萬六千元，不過上稅一千元）。羅斯福的捐稅，有不少是以加工稅、出廠稅的形式，轉嫁到廣大的消費者身上去的。
盡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戶（蔡爾茲管他們叫“百分之二”）還是不把華盛頓政府當做自己的政府。他們爭相傳誦那個“羅森菲爾德”神話，其實就是逐字引述戈培爾謠言小冊子。他們有的竟公然說，寧要希特勒，不要羅斯福。這話雖屬無稽，也可見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說羅斯福當總統，他買賣也不願做。杜邦公司有個副總經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興辦署找到待遇較好的差使，向他辭職，他真氣急了。羅斯福談到伯利恆公司總經理，說：“告訴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賺一百萬元啦。”羅斯福的話這次居然如實轉達，伯利恆公司有個經理聽到，竟然心髒病發作。蔡爾茲發現，財東們的怨氣也傳給中產的白領職員，因為他們對老闆仍是不勝欽敬，依舊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陳規行話。這些人跟“富人們”（這是他們對那“百分之二”的稱呼）不一樣，工會於他們無礙，華盛頓奪去財閥巨商的權力也對他們無損，可是他們覺得，不罵羅斯福顯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br>
可是三十年代後期上層和中上層人士的俱樂部和家庭裏流傳的反羅斯福的汙言穢語，一點也不“高明”。這些人好象深知內幕，彼此相告，說什麽，當然啦，華盛頓誰也知道，“那個傢夥”從老婆埃莉諾那裏染上了淋病。（他老婆又是從一個黑人那裏染上的。）“羅斯福染上花柳病，快翹辮子了，所以埃莉諾才跑到全國各地去偷漢子。他一死，老婆就打算把美國交給俄國人，自己則到莫斯科去學那克裏姆林宮秘傳的房中術。羅斯福的大兒子詹姆斯大概還要留下，他慣於推銷保險，敲老實商人的竹槓，吃得肥頭大耳。”
1950年，約翰·根室寫道：“現在人們往往忘了，當時反對羅斯福的流言蜚語反映的陰暗敵對情緒，對他造謠中傷又是多麽陰險毒辣。……人們忘了，三十年代後期那些‘上流’鄉村俱樂部是一種什麽氣氛，銀行家的午餐會上有些什麽駭人聽聞的談論，以及名流貴婦在宴會上怎樣嘀嘀咕咕地惡毒詆毀。”當時有的陸軍軍官，身穿軍裝，居然拒絕為美國總統的健康幹杯。在那些鑲有紅木板璧的市內俱樂部裏，有些老頭子爭相詛咒，竟說：“羅斯福不過是另一個史達林——隻是比史達林更壞。”“我們現在不如住到俄國還好些。”波士頓有個書店甚至通知總統著作的發行人貝內特·塞爾夫說，羅斯福的演講集，“隻有用他自己的皮做封麵來裝訂，本店才能代賣。”
除此之外，有些陳詞濫調也是常常聽到的：“那個人”！“那個傢夥”打算破壞美國的生活方式；不能靠亂花錢來度過大蕭條；我們的孫子還要付出代價的；反正領救濟的有一半是外國人，少發救濟，擴編警察，鬧翻天也不怕！劉易斯有白宮後門的鑰匙。那個人的笑臉是假的，是整形外科醫生安上去的；他一輩子沒掙過一分錢，就靠他老娘的收入過活。他反正是個猶太人，祖先是荷蘭猶太種，改了姓，還不是個紐約猶太油子！（為了證實末後這段話，還編了詳盡的族譜，說羅斯福的老祖宗是什麽範·羅森菲爾德上校，其實並無其人。）
馬奎斯·蔡爾茲在《哈潑斯》月刊1936年5月號發表《他們恨羅斯福》一文，1938年9月14日又在《新共和》周刊發表《他們依然恨羅斯福》。在這兩篇引人注目的文章裏，他分析了那些仇恨總統的人。第一篇文章指出，“有個硯象，未來的社會史家如果不甚驚奇至少也難理解：美國的上流社會，為什麽有成千上萬的男男女女今天竟這麽瘋狂地仇恨羅斯福？”他補充說，“隻能用仇恨這個字眼，因為這是深惡痛絕，是滿腔怒火，完全不講道理的。”蔡爾茲以為，“整個美國上層社會多多少少都有所沾染，簡直成了一種偏執狂。”
尤其使蔡爾茲迷惑不解的是，那些謾罵總統的人，“從1933年3月的最低點後，他們的收入恢復了，銀行差額也已補足了。”有的股票價格已經增加一倍，兩倍，三倍，“有的還增至十倍。”公司股息還增加了四成有餘。而且富戶的所得稅又還很輕（每年進款一萬六千元，不過上稅一千元）。羅斯福的捐稅，有不少是以加工稅、出廠稅的形式，轉嫁到廣大的消費者身上去的。
盡管如此，那些富家大戶（蔡爾茲管他們叫“百分之二”）還是不把華盛頓政府當做自己的政府。他們爭相傳誦那個“羅森菲爾德”神話，其實就是逐字引述戈培爾謠言小冊子。他們有的竟公然說，寧要希特勒，不要羅斯福。這話雖屬無稽，也可見其仇恨之深。阿特沃特·肯特1936年6月宣布退休，說羅斯福當總統，他買賣也不願做。杜邦公司有個副總經理，他的用人都在工程興辦署找到待遇較好的差使，向他辭職，他真氣急了。羅斯福談到伯利恆公司總經理，說：“告訴尤金·格雷斯吧”，“他再也不能一年賺一百萬元啦。”羅斯福的話這次居然如實轉達，伯利恆公司有個經理聽到，竟然心髒病發作。蔡爾茲發現，財東們的怨氣也傳給中產的白領職員，因為他們對老闆仍是不勝欽敬，依舊迷信二十年代那些陳規行話。這些人跟“富人們”（這是他們對那“百分之二”的稱呼）不一樣，工會於他們無礙，華盛頓奪去財閥巨商的權力也對他們無損，可是他們覺得，不罵羅斯福顯不出自己的身分地位。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