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直雖已成為財厚勢大,人眾船多的海商集團首領，但他並不想與明朝政府相對抗,而以“殺思盼為功，叩關獻捷求通市”。他一心一意想得到明朝政府的批準,在海上從事合法的貿易活動。但頑固地執行閉關政策的封建王朝,不僅不答應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反而派俞大猷“驅舟師數千圍之”，王直突圍而出,逃往日本,在薩摩州之淞浦津建立貿易基地。王直在日本,自稱“徽王”，控製要害,凡“三十六島之夷,皆其指使”,在中日之間進行海盜式走私貿易,成為中日海盜的總首領。
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糾島倭及漳、泉海盜”，帶領巨艦百餘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範表：《海寇議後》），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變”。從此開始,“比年如是,官軍莫敢攖其鋒”,“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如攻入黃岩府,官軍莫之誰何。“直乃緋袍玉帶,金頂五簷黃傘,其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待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稱淨海王,居數日,如履無人之境”（傅維鱗：《明史》卷162）。嘉靖三十三年（l554)四月,王直部占據浙江拓林,“連營三百裏,如老鸛嘴七八裏之間,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王直由此地分一支自青浦、白鶴港而北,出太倉；又分另一支“自劉家港入趨崑山”。八月，又遣吳德宣、徐碧溪率眾千餘人進攻嘉定縣城,接著在師家浜大破參將許國、李逢時，“時二參將所治者皆北兵，不知地利，屯所遇潮，死者甚眾（胡宗憲：《籌海圖編》卷6，《直隸倭變記》）。
王直打敗明朝官兵以後,再次提出開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對明朝正副使蔣洲、陳可願說：“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並告訴他們：“倭國缺絲棉,必須開市，海患乃平”。接著又派遣毛海峰、葉宗滿伴送陳可願回國,會見胡宗憲，表達了“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互市而已”的願望。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親自橫渡大洋,回到舟山群島，向胡宗憲遞交要求通商的請求書，希望“胡軍門代為疏請通商”。
王直盡管已淪為海盜，但始終沒有放棄開放海禁的要求。他一方麵等待明朝政府的答覆,一方麵在岑港“惟日聚群倭,礪兵刃、伐竹木為開互市計”。他對官府使者說:“必待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胡宗憲：《籌海圖編》卷9《平倭錄》）。對於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明朝政府當然不會答應。他們利用王直急於通商的迫切心情，採用高官厚祿的辦法,將王直誘捕入獄。這樣，使舟山海商集團也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3.徐海海商集團
當時與王直海商集團齊名的還有徐海海商集團。起初,徐海投奔王直集團,是王直部下的大頭目。後來,他自拉隊伍，獨樹一幟,與王直海商集團並駕海上,共同出沒於江浙海麵,進行海盜式的通商貿易活動。
徐海,徽州歙縣人,少年時曾到杭州虎跑寺落髮為僧,法名普淨,稱為“明山和尚”,或稱“名山和尚”（談遷：《國榷》卷6）。徐海出身商人家庭，弟弟徐洪是“在無錫販蕪湖布”的布商（諸葛元聲：《三朝平攘錄》卷1，《海寇》），叔父徐惟學（徐碧溪）是著名的海商。徐海到杭州不久,便“舍佛入賈”,從事海上貿易。關於徐海下海的經過,鄭舜功《日本一鑒》記載比較簡略：“嘉靖辛亥(1551)，海聞叔銓（即徐惟學）誘倭市烈港,往謁之，同行日本”。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有更詳細的記述,他說：“徐惟學以其侄海質於一隅州夷，貸銀使用。惟學至廣東嶼，為守備黑孟陽所殺，後夷之索故所貸至，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辛五郎聚州結黨，眾至數萬”(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0，《浙江八》)。由此可見，徐海為寇是與其叔徐惟學負債有關的。
徐海到日本後,“日本之夷,初見徐海,謂同中華僧,敬猶活佛,多施與之,海以所得,隨繕大船”（鄭舜功：《日本一鑒》卷6），進行海上貿易活動。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海第一次渡海東來,“稱市於烈港”。當時,駐在烈港的還有王直海商集團,因其他船上的倭人搶奪王直船貨，發生衝突而離港他去。
史書說徐海“狡詐”，性倔強。在浙江海麵上，除王直外，徐海為第二號海商集團首領。他力強勢盛，特別是王直在日本期間，“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穀應泰：《沿海倭亂本末》）。嘉靖三十三年（1554），徐海集團從日本回舟山，不久即攻占嘉興柘林，並以此為基地，分從四出，攻略城池。次年正月，徐海率眾出動，奪海船，攻乍浦、海寧，陷崇德，襲德清，官兵慘敗，朝廷為之震驚。徐海、葉麻、陳東等擁眾五六萬，有海船千餘艘。杭州、蘇州等危在旦夕。後在浙直總督胡宗憲的離間與誘降策略之下，徐海集團瓦解，於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敗於浙北。
三、舟山海商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從明代嘉靖初年至嘉靖末年短短幾十年間，舟山海商往來於東西二洋，稱雄於東南沿海，先後出現過許棟、王直等名噪一時的巨商大賈，因而其歷史地位與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br>
嘉靖三十一年(1552),王直“糾島倭及漳、泉海盜”，帶領巨艦百餘艘,“蔽海而來,浙東西、江南北、濱海數千裏,同時告警（範表：《海寇議後》），這就是著名的“壬子之變”。從此開始,“比年如是,官軍莫敢攖其鋒”,“縱橫往來,如入無人之境”。如攻入黃岩府,官軍莫之誰何。“直乃緋袍玉帶,金頂五簷黃傘,其頭目人等,俱大帽袍帶,銀頂青傘,待衛五十人,皆金甲銀盔,出鞘明刀,坐定海操江亭,稱淨海王,居數日,如履無人之境”（傅維鱗：《明史》卷162）。嘉靖三十三年（l554)四月,王直部占據浙江拓林,“連營三百裏,如老鸛嘴七八裏之間,皆其部落之所屯聚也”。王直由此地分一支自青浦、白鶴港而北,出太倉；又分另一支“自劉家港入趨崑山”。八月，又遣吳德宣、徐碧溪率眾千餘人進攻嘉定縣城,接著在師家浜大破參將許國、李逢時，“時二參將所治者皆北兵，不知地利，屯所遇潮，死者甚眾（胡宗憲：《籌海圖編》卷6，《直隸倭變記》）。
王直打敗明朝官兵以後,再次提出開放海禁、通商互市的要求。嘉靖三十四年(1555）他對明朝正副使蔣洲、陳可願說：“我本非為亂,因俞總兵圖我,拘我家屬,遂絕歸路”。並告訴他們：“倭國缺絲棉,必須開市，海患乃平”。接著又派遣毛海峰、葉宗滿伴送陳可願回國,會見胡宗憲，表達了“成功之後,他無所望,惟願進貢互市而已”的願望。嘉靖三十六年(1557),王直親自橫渡大洋,回到舟山群島，向胡宗憲遞交要求通商的請求書，希望“胡軍門代為疏請通商”。
王直盡管已淪為海盜，但始終沒有放棄開放海禁的要求。他一方麵等待明朝政府的答覆,一方麵在岑港“惟日聚群倭,礪兵刃、伐竹木為開互市計”。他對官府使者說:“必待奉明旨,許其寬宥,與以都督職使,得稽壓海上,開市以息兵”（胡宗憲：《籌海圖編》卷9《平倭錄》）。對於王直的通商互市要求,明朝政府當然不會答應。他們利用王直急於通商的迫切心情，採用高官厚祿的辦法,將王直誘捕入獄。這樣，使舟山海商集團也遭受了毀滅性的打擊。
3.徐海海商集團
當時與王直海商集團齊名的還有徐海海商集團。起初,徐海投奔王直集團,是王直部下的大頭目。後來,他自拉隊伍，獨樹一幟,與王直海商集團並駕海上,共同出沒於江浙海麵,進行海盜式的通商貿易活動。
徐海,徽州歙縣人,少年時曾到杭州虎跑寺落髮為僧,法名普淨,稱為“明山和尚”,或稱“名山和尚”（談遷：《國榷》卷6）。徐海出身商人家庭，弟弟徐洪是“在無錫販蕪湖布”的布商（諸葛元聲：《三朝平攘錄》卷1，《海寇》），叔父徐惟學（徐碧溪）是著名的海商。徐海到杭州不久,便“舍佛入賈”,從事海上貿易。關於徐海下海的經過,鄭舜功《日本一鑒》記載比較簡略：“嘉靖辛亥(1551)，海聞叔銓（即徐惟學）誘倭市烈港,往謁之，同行日本”。顧炎武的《天下郡國利病書》有更詳細的記述,他說：“徐惟學以其侄海質於一隅州夷，貸銀使用。惟學至廣東嶼，為守備黑孟陽所殺，後夷之索故所貸至，海令取償於寇掠。至是,海乃偕夷酋辛五郎聚州結黨，眾至數萬”(顧炎武:《天下郡國利病書》卷90，《浙江八》)。由此可見，徐海為寇是與其叔徐惟學負債有關的。
徐海到日本後,“日本之夷,初見徐海,謂同中華僧,敬猶活佛,多施與之,海以所得,隨繕大船”（鄭舜功：《日本一鑒》卷6），進行海上貿易活動。嘉靖三十一年(1552),徐海第一次渡海東來,“稱市於烈港”。當時,駐在烈港的還有王直海商集團,因其他船上的倭人搶奪王直船貨，發生衝突而離港他去。
史書說徐海“狡詐”，性倔強。在浙江海麵上，除王直外，徐海為第二號海商集團首領。他力強勢盛，特別是王直在日本期間，“雄海上，稱天差平海大將軍”（穀應泰：《沿海倭亂本末》）。嘉靖三十三年（1554），徐海集團從日本回舟山，不久即攻占嘉興柘林，並以此為基地，分從四出，攻略城池。次年正月，徐海率眾出動，奪海船，攻乍浦、海寧，陷崇德，襲德清，官兵慘敗，朝廷為之震驚。徐海、葉麻、陳東等擁眾五六萬，有海船千餘艘。杭州、蘇州等危在旦夕。後在浙直總督胡宗憲的離間與誘降策略之下，徐海集團瓦解，於嘉靖三十五年八月敗於浙北。
三、舟山海商的歷史地位與作用
從明代嘉靖初年至嘉靖末年短短幾十年間，舟山海商往來於東西二洋，稱雄於東南沿海，先後出現過許棟、王直等名噪一時的巨商大賈，因而其歷史地位與作用是不可忽視的。
</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