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靖三十七年（1558）十一月，屯聚舟山的王滶等3000餘倭寇見明朝放回王直已是不可能，於是，縱火燒毀巢穴，奪路泛舟向南而去，並在福建的浯嶼（今台灣金門島）紮營，四出劫掠。
至此，倭患的重點開始由浙江全麵轉移到了福建和廣東。
四、王直被斬
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底，拖延達兩年之久的關於王直的處置問題終於有了最後的結果。這天，胡宗憲讞上王直、葉宗滿、王汝賢等獄，謂：“（王）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東南繹騷，海宇震動。臣等用間遣諜，始能誘獲。乞將直明正典刑，以懲於後。宗滿、汝賢雖罪在不赦，然往復歸順，曾立戰功，姑貸一死，以開來者自新之路。”事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覆議雲：“三犯俱不可原，仍將妻子財產沒入，庶盡法律。”明世宗亦降下詔諭雲：“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梟示，宗滿、汝賢既稱歸順報功，姑待以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明世宗實錄》卷478）
十二月，在胡宗憲忙於嘉興督戰之時，王直被浙江巡按禦史王本固斬首於杭州，其妻子被賞給功臣之家為奴。王直之義子王滶則在猖狂出洋後為颶風所覆。
至此，禍患東南沿海地區多年的倭寇巨擘——王直終於被徹底殲滅。
縱觀嘉靖時期的禦倭形勢，我們不難看出，胡宗憲對王直及其倭寇所採取的剿撫並舉的戰略策略，無疑是相當正確的。但遺憾的是，胡宗憲本欲寬貸王直並以其招撫倭寇的意願卻未能得到實施，以致在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以死罪的情況下，終使王直被處以極刑，從而再度激化了矛盾，使倭寇之患重又嚴重起來。誠如談遷所雲：“胡宗憲許王直以不死，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假宥王直，便宜製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國榷》卷62）
就王直評價而言，我以為應當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前半期的衝破明朝海禁政策、冒險進行海外走私貿易的徽州商人，後半期即在日本五島稱“徽王”、建立“宋”政權以後，率領倭寇大肆侵犯中國東南沿海，燒殺搶掠，成為倭寇的元兇首魁，這是不能原諒的。盡管他以開放海禁進行通商相要挾，但其性質顯然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我們翻閱當時文獻，發現大量關於諸如歙縣商人淩珊（歙縣沙溪人）、程元利（休寧人）、邵鸞（休寧人）和徐正（祁門人）等分別在經商所在地鎮江、嘉定、海寧和淮安捐資抗倭事跡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倭寇自杭州長驅直入徽商故裏歙縣南鄉和績溪以及旌德、南陵、蕪湖、當塗等地，人民生命財產倍受荼毒的時候，當我們回顧歙縣岩寺備倭鄉約同仇敵愾的時候，我們還應再為王直的行為辯護嗎？
顯然，對王直的評價應當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否則，我們可能就會誤讀歷史、枝解歷史，從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最終走入歷史的誤區。
二，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更新時間2005-8-10 12:26:00 字數：21764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作者：碧血汗青
明朝中葉，東南沿海倭寇為禍，生靈塗炭，是為當時九邊之外的又一大邊患。
幸得當時武有戚繼光、俞大猷這兩大不世名將，而文臣如譚綸和胡宗憲等督撫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俞家軍”和“戚家軍”兩支精銳，殺敵滅寇，殲滅倭寇無算，東南沿海方得一時安定。時有漳人為民謠道：“戚虎俞龍，殺賊如土”（《防海輯要》），倭寇畏稱戚繼光為“戚老虎”，有明一朝則把譚綸和戚繼光這一文一武合稱為“譚戚”，以彰其功績之彪炳。
而在談論明朝倭患時，時常會提到一個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稱王直，大多稱他為漢奸，指其為倭寇做嚮導為禍內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實際上長期以來都是有爭論的，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盜還是漢奸這個問題上。其實說他是海盜也是不太準確的，嚴格地說，汪直所部是一個勢力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也就是明代歷史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海商”。海盜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區以搶劫船貨、財物為生的武裝集團，而汪直勢力顯然不是靠擄掠為生，缺乏海盜的普遍特徵，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團的定義，所以準確地說，汪直是個武裝走私集團的頭目。
至於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漢奸並給他們做嚮導入侵內地，這需要仔細分析，我們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還是漢奸的問題來討論一番。
一， 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國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起自於元朝，在明朝實行海禁後，其禍害程度逐漸達到頂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兩國關係，自正式邦交以來，主體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兩國之間的正式邦交，應該起始於三國時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彌呼遣使來華，魏文帝曹丕很是高興，於是互贈禮物，並詔封其為“親魏倭王”，對兩位使者也都有封賞。日本其時頗依賴於中國，甚至國內有宗室紛爭，亦要來華找曹丕分辨曲直，求為仲裁：“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三國誌》）。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贈之五尺寶刀及銅鏡，器物上所銘年代與與《三國誌》無異，由此可知記載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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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倭患的重點開始由浙江全麵轉移到了福建和廣東。
四、王直被斬
嘉靖三十八年（1559）十一月底，拖延達兩年之久的關於王直的處置問題終於有了最後的結果。這天，胡宗憲讞上王直、葉宗滿、王汝賢等獄，謂：“（王）直等勾引倭夷，肆行攻劫，東南繹騷，海宇震動。臣等用間遣諜，始能誘獲。乞將直明正典刑，以懲於後。宗滿、汝賢雖罪在不赦，然往復歸順，曾立戰功，姑貸一死，以開來者自新之路。”事下兵部會同三法司覆議雲：“三犯俱不可原，仍將妻子財產沒入，庶盡法律。”明世宗亦降下詔諭雲：“直背華勾夷，罪逆深重，命就彼梟示，宗滿、汝賢既稱歸順報功，姑待以不死，發邊衛永遠充軍。”（《明世宗實錄》卷478）
十二月，在胡宗憲忙於嘉興督戰之時，王直被浙江巡按禦史王本固斬首於杭州，其妻子被賞給功臣之家為奴。王直之義子王滶則在猖狂出洋後為颶風所覆。
至此，禍患東南沿海地區多年的倭寇巨擘——王直終於被徹底殲滅。
縱觀嘉靖時期的禦倭形勢，我們不難看出，胡宗憲對王直及其倭寇所採取的剿撫並舉的戰略策略，無疑是相當正確的。但遺憾的是，胡宗憲本欲寬貸王直並以其招撫倭寇的意願卻未能得到實施，以致在明世宗和部分朝臣力主治王直以死罪的情況下，終使王直被處以極刑，從而再度激化了矛盾，使倭寇之患重又嚴重起來。誠如談遷所雲：“胡宗憲許王直以不死，其後議論洶洶，遂不敢堅請。假宥王直，便宜製海上，則岑港、柯梅之師可無經歲，而閩、廣、江北亦不至頓甲苦戰也。”（《國榷》卷62）
就王直評價而言，我以為應當將其劃分為兩個階段，即前半期的衝破明朝海禁政策、冒險進行海外走私貿易的徽州商人，後半期即在日本五島稱“徽王”、建立“宋”政權以後，率領倭寇大肆侵犯中國東南沿海，燒殺搶掠，成為倭寇的元兇首魁，這是不能原諒的。盡管他以開放海禁進行通商相要挾，但其性質顯然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當我們翻閱當時文獻，發現大量關於諸如歙縣商人淩珊（歙縣沙溪人）、程元利（休寧人）、邵鸞（休寧人）和徐正（祁門人）等分別在經商所在地鎮江、嘉定、海寧和淮安捐資抗倭事跡的時候，當我們看到嘉靖三十四年（1555）八月倭寇自杭州長驅直入徽商故裏歙縣南鄉和績溪以及旌德、南陵、蕪湖、當塗等地，人民生命財產倍受荼毒的時候，當我們回顧歙縣岩寺備倭鄉約同仇敵愾的時候，我們還應再為王直的行為辯護嗎？
顯然，對王直的評價應當放在當時特定的歷史背景下進行。否則，我們可能就會誤讀歷史、枝解歷史，從而造成不必要的麻煩，最終走入歷史的誤區。
二，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更新時間2005-8-10 12:26:00 字數：21764
明朝海禁以及倭患、汪直和海商
作者：碧血汗青
明朝中葉，東南沿海倭寇為禍，生靈塗炭，是為當時九邊之外的又一大邊患。
幸得當時武有戚繼光、俞大猷這兩大不世名將，而文臣如譚綸和胡宗憲等督撫大吏也都大力支持剿除倭寇，因此“俞家軍”和“戚家軍”兩支精銳，殺敵滅寇，殲滅倭寇無算，東南沿海方得一時安定。時有漳人為民謠道：“戚虎俞龍，殺賊如土”（《防海輯要》），倭寇畏稱戚繼光為“戚老虎”，有明一朝則把譚綸和戚繼光這一文一武合稱為“譚戚”，以彰其功績之彪炳。
而在談論明朝倭患時，時常會提到一個明朝人叫汪直的，也稱王直，大多稱他為漢奸，指其為倭寇做嚮導為禍內地，所以寇害尤深。
但汪直此人的身份，實際上長期以來都是有爭論的，爭論的焦點集中在此人到底是海盜還是漢奸這個問題上。其實說他是海盜也是不太準確的，嚴格地說，汪直所部是一個勢力龐大的武裝走私集團，也就是明代歷史研究中經常提到的“海商”。海盜一般主要指在海上或沿海地區以搶劫船貨、財物為生的武裝集團，而汪直勢力顯然不是靠擄掠為生，缺乏海盜的普遍特徵，因此更符合走私集團的定義，所以準確地說，汪直是個武裝走私集團的頭目。
至於他是不是投靠了倭寇成了漢奸並給他們做嚮導入侵內地，這需要仔細分析，我們不妨就他到底是海商還是漢奸的問題來討論一番。
一， 中日邦交和明朝的海禁
中國東南沿海的倭寇之亂，起自於元朝，在明朝實行海禁後，其禍害程度逐漸達到頂峰。
在元朝以前的中日兩國關係，自正式邦交以來，主體上基本是友好的。
中日兩國之間的正式邦交，應該起始於三國時期。魏景初二年（公元238年）六月，倭女王卑彌呼遣使來華，魏文帝曹丕很是高興，於是互贈禮物，並詔封其為“親魏倭王”，對兩位使者也都有封賞。日本其時頗依賴於中國，甚至國內有宗室紛爭，亦要來華找曹丕分辨曲直，求為仲裁：“倭女王卑彌呼與狗奴國男王卑彌弓呼素不和，遣倭載斯、烏越等詣郡說相攻擊狀。遣塞曹掾史張政等因齎詔書、黃幢，拜假難升米為檄告喻之”（《三國誌》）。而日本近年更出土了曹丕所贈之五尺寶刀及銅鏡，器物上所銘年代與與《三國誌》無異，由此可知記載不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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