婦人就這樣活下來了，因為社會太腐敗，無法懲罰壞人壞事。
另一位拉比，另一個城市。和剛才的故事一樣，他走到她身邊，製止群眾的行為，說：“你們中誰沒有罪過，就讓他擲出第一塊石頭吧。”
大家局促不安，他們想起了各自的罪過，不再抱成一團急於懲罰這個婦人了。他們想，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像這個婦人一樣，我也會希望得到眾人的寬宥，希望大家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想他人如此待我，我也應該如此待她才是。
他們鬆開手，石頭掉到地上。拉比彎下腰去，撿起一塊，高高舉在婦人頭上，用盡力氣砸下去。石頭砸碎了她的頭骨，她的腦漿濺在卵石鋪成的地麵上。
“我也同樣是個罪人。”他對群眾說，“但是如果我們隻允許沒有絲毫瑕疵的人執行法律，法律便會死亡，我們的城市也會隨之死亡。”
婦人就這樣死去了，因為社會太僵化，不能容忍不合規範的行為。
這個故事有個最出名的版本，之所以出名，正是因為它在我們的經歷中是如此罕見。大多數社會在腐敗和僵化中搖擺不定，一旦超出界限，這個社會便告消亡。隻有一位拉比敢於要求我們保持平衡，既能維護法律，又能包容差異。結果是很自然的，我們殺死了他。
——聖安吉羅，《致一位異教徒的信》103：72：54：2
minha irma。我的妹妹。這句話在米羅腦子裏轟鳴不已、震耳欲聾，直到響得他再也聽不到，成為無時不在的背景聲：歐安達是我妹妹。她是我的親妹妹。他的雙腳習慣性地把他帶出廣場，穿過遊樂場，翻過山丘凹處。稍遠處更高的山頭坐落著教堂和修會，聳立在外星人類學家工作站之上，像監視圍欄大門的堡壘。他為什麽到這兒來?來見他母親?他們約好在外星生物學家工作站見麵嗎?或者隻是按平時的習慣下意識地走到這裏?
他站在外星人類學家工作站門外，想找個理由說服自己進去。今天在這兒是幹不成什麽事的。今天的工作報告他還沒寫呢。去他的，反正他也不知道該怎麽寫。魔法，就是這麽回事。豬仔們衝著樹唱上一陣子，大樹自己就變成種種家什了。比辛辛苦苦幹木匠活兒強多了。看來，當地原住民比以前所認為的更複雜。同一件東西能派好多用場。每棵樹既是圖騰，又是墓碑，還是一座小小的鋸木廠哩。我的妹妹!好像該做件什麽事，但我想不起到底是哪件事了。
豬仔的生活才是最明智的。像兄弟一樣共同生活，從來不去操心女人的事。這種生活對你最合適不過，利波，這可是千真萬確的大實話。不，我不該叫你利波，應該叫爸爸才對。媽媽沒告訴你，真是太可惜了。不然的話，你還可以把我抱在膝蓋上顛著玩兒哩。一個膝蓋上坐歐安達，另一個膝蓋上坐米羅，兩個最大的孩子。咱們這倆孩子可真棒，同一年生，隻差兩個月。老爸當時可真忙啊，偷偷摸摸到媽媽地盤上跟她幽會。大家還替你難過哩，沒有兒子，隻有幾個女兒。家族的名字沒有人繼承了。真是瞎操心，你的兒子大把抓，多得快從杯沿溢出來了。我的妹妹也比我想像的多得多。可是比我希望的多了一個。
他站在大門旁，仰頭望著豬仔的山頭上茂密的樹林。夜裏去那兒實現不了什麽科研目的。這樣的話，我幹脆實現非科學目的好了，去瞧瞧他們部落能不能多收留一個兄弟。我的個子可能太大了，木屋裏的豬仔鋪位多半盛不下。睡外麵好了。我爬樹不大在行，但懂點技術呀，我現在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約束了，你們想知道什麽，我就說什麽。
他把右手放在識別盒上，伸出左手想拉開大門。瞬間，他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麽事。接著，他的手像放在火裏，又像被活活鋸斷一樣。他疼得大叫一聲，縮回左手。自從圍欄建成以後，外星人類學家的手放在識別盒上時，它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熾熱狀態。
“馬科斯·米羅·希貝拉，奉盧西塔尼亞撤離委員會的命令，已收回你進出圍欄的權限。”
這道圍欄自從建成以來，從未質疑過任何一位外星人類學家。米羅愣了好久才明白它說的意思。
“你和歐安達必須立即前往警察總監波斯基娜處，後者將以星際議會的名義對你們實施逮捕，並將你們押送特隆海姆接受審判。”
一時間，他隻覺得天旋地轉，胃裏一陣翻騰。他們發現了。偏偏是這個晚上。一切都完了，失去歐安達，失去豬仔，失去工作，一切都沒有了。逮捕到特隆海姆，代言人不就是從那兒來的嗎?二十二光年的旅途。所有親人都將不復存在，隻有歐安達。我唯一的親人，她卻是我的親妹妹——
他的手猛伸出去，又一次狠拽大門，無法忍受的疼痛再次傳遍他的胳膊：所有痛覺神經全部觸發，全部同時傳遞出燒灼感。我不可能就此消失，無影無蹤。他們封死了大門，沒有一個人出得去，沒有人能到豬仔那裏去，沒有人把消息通知豬仔。豬仔們等著我們去見他們，但再也不會有人走出這扇大門了。我出不去，歐安達出不去，代言人也出不去。沒人能出去。不作任何解釋。
撤離委員會，他們會把我們撤走，消除我們在這裏留下的一切痕跡。這是有條文規定的，但他們的措施比條文更加嚴厲。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麽?怎麽發現的?代言人告訴了他們?他心裏隻有事實，對事實上了癮。我一定得向豬仔們解釋我們為什麽不再去見他們了，我必須跟他們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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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位拉比，另一個城市。和剛才的故事一樣，他走到她身邊，製止群眾的行為，說：“你們中誰沒有罪過，就讓他擲出第一塊石頭吧。”
大家局促不安，他們想起了各自的罪過，不再抱成一團急於懲罰這個婦人了。他們想，也許有一天，我也會像這個婦人一樣，我也會希望得到眾人的寬宥，希望大家再給我一次機會。我想他人如此待我，我也應該如此待她才是。
他們鬆開手，石頭掉到地上。拉比彎下腰去，撿起一塊，高高舉在婦人頭上，用盡力氣砸下去。石頭砸碎了她的頭骨，她的腦漿濺在卵石鋪成的地麵上。
“我也同樣是個罪人。”他對群眾說，“但是如果我們隻允許沒有絲毫瑕疵的人執行法律，法律便會死亡，我們的城市也會隨之死亡。”
婦人就這樣死去了，因為社會太僵化，不能容忍不合規範的行為。
這個故事有個最出名的版本，之所以出名，正是因為它在我們的經歷中是如此罕見。大多數社會在腐敗和僵化中搖擺不定，一旦超出界限，這個社會便告消亡。隻有一位拉比敢於要求我們保持平衡，既能維護法律，又能包容差異。結果是很自然的，我們殺死了他。
——聖安吉羅，《致一位異教徒的信》103：72：54：2
minha irma。我的妹妹。這句話在米羅腦子裏轟鳴不已、震耳欲聾，直到響得他再也聽不到，成為無時不在的背景聲：歐安達是我妹妹。她是我的親妹妹。他的雙腳習慣性地把他帶出廣場，穿過遊樂場，翻過山丘凹處。稍遠處更高的山頭坐落著教堂和修會，聳立在外星人類學家工作站之上，像監視圍欄大門的堡壘。他為什麽到這兒來?來見他母親?他們約好在外星生物學家工作站見麵嗎?或者隻是按平時的習慣下意識地走到這裏?
他站在外星人類學家工作站門外，想找個理由說服自己進去。今天在這兒是幹不成什麽事的。今天的工作報告他還沒寫呢。去他的，反正他也不知道該怎麽寫。魔法，就是這麽回事。豬仔們衝著樹唱上一陣子，大樹自己就變成種種家什了。比辛辛苦苦幹木匠活兒強多了。看來，當地原住民比以前所認為的更複雜。同一件東西能派好多用場。每棵樹既是圖騰，又是墓碑，還是一座小小的鋸木廠哩。我的妹妹!好像該做件什麽事，但我想不起到底是哪件事了。
豬仔的生活才是最明智的。像兄弟一樣共同生活，從來不去操心女人的事。這種生活對你最合適不過，利波，這可是千真萬確的大實話。不，我不該叫你利波，應該叫爸爸才對。媽媽沒告訴你，真是太可惜了。不然的話，你還可以把我抱在膝蓋上顛著玩兒哩。一個膝蓋上坐歐安達，另一個膝蓋上坐米羅，兩個最大的孩子。咱們這倆孩子可真棒，同一年生，隻差兩個月。老爸當時可真忙啊，偷偷摸摸到媽媽地盤上跟她幽會。大家還替你難過哩，沒有兒子，隻有幾個女兒。家族的名字沒有人繼承了。真是瞎操心，你的兒子大把抓，多得快從杯沿溢出來了。我的妹妹也比我想像的多得多。可是比我希望的多了一個。
他站在大門旁，仰頭望著豬仔的山頭上茂密的樹林。夜裏去那兒實現不了什麽科研目的。這樣的話，我幹脆實現非科學目的好了，去瞧瞧他們部落能不能多收留一個兄弟。我的個子可能太大了，木屋裏的豬仔鋪位多半盛不下。睡外麵好了。我爬樹不大在行，但懂點技術呀，我現在再也感受不到任何約束了，你們想知道什麽，我就說什麽。
他把右手放在識別盒上，伸出左手想拉開大門。瞬間，他沒反應過來發生了什麽事。接著，他的手像放在火裏，又像被活活鋸斷一樣。他疼得大叫一聲，縮回左手。自從圍欄建成以後，外星人類學家的手放在識別盒上時，它從來沒有出現過這種熾熱狀態。
“馬科斯·米羅·希貝拉，奉盧西塔尼亞撤離委員會的命令，已收回你進出圍欄的權限。”
這道圍欄自從建成以來，從未質疑過任何一位外星人類學家。米羅愣了好久才明白它說的意思。
“你和歐安達必須立即前往警察總監波斯基娜處，後者將以星際議會的名義對你們實施逮捕，並將你們押送特隆海姆接受審判。”
一時間，他隻覺得天旋地轉，胃裏一陣翻騰。他們發現了。偏偏是這個晚上。一切都完了，失去歐安達，失去豬仔，失去工作，一切都沒有了。逮捕到特隆海姆，代言人不就是從那兒來的嗎?二十二光年的旅途。所有親人都將不復存在，隻有歐安達。我唯一的親人，她卻是我的親妹妹——
他的手猛伸出去，又一次狠拽大門，無法忍受的疼痛再次傳遍他的胳膊：所有痛覺神經全部觸發，全部同時傳遞出燒灼感。我不可能就此消失，無影無蹤。他們封死了大門，沒有一個人出得去，沒有人能到豬仔那裏去，沒有人把消息通知豬仔。豬仔們等著我們去見他們，但再也不會有人走出這扇大門了。我出不去，歐安達出不去，代言人也出不去。沒人能出去。不作任何解釋。
撤離委員會，他們會把我們撤走，消除我們在這裏留下的一切痕跡。這是有條文規定的，但他們的措施比條文更加嚴厲。他們到底發現了什麽?怎麽發現的?代言人告訴了他們?他心裏隻有事實，對事實上了癮。我一定得向豬仔們解釋我們為什麽不再去見他們了，我必須跟他們解釋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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