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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在工資製度上，改革前已實行平均工資製和利潤分紅，但工資額和提資幅度由國家控製。改革初，仍主要採用平均工資製，規定使職工工資和收入直接取決於企業經營狀況和本人勞動，並實行新的分紅製度。後來採取過嚴格控製工資總額、修改基本工資製度、試行工資總額製等措施。
1976年根據不同企業的不同特點，實行四種工資製：取決於企業成績的平均工資製、工資總額製，中央的平均工資製、工資總額製，並擴大使用總額製的範圍。國家保障起碼增資幅度。
在投資製度上，改革前由國家批準，預算撥款。改革初，改為國家決定的項目仍由預算撥款，企業承擔部分費用；企業決定的項目，資金來源由企業發展基金、折舊費留成和銀行貸款構成。為控製投資規模，製止失控現象，曾健全投資審批、檢查製度，嚴格貸款發放條件。
1976年改為對生產性大投資項目也實行貸款製度，國家對企業的投資補貼改為通過投標審定取得，以投資達到計劃效果時的納稅優惠形式實現。並進一步嚴格貸款發放，減少納稅優惠。
在外貿體製上，改革前由中央製定外貿計劃，改革後在保持國家外貿壟斷情況下，擴大外貿企業權限，給予一些生產、服務企業以獨立外貿權或特定外貿權，鼓勵外貿公司與國內生產企業、用戶密切夥伴關係，對出現的外貿逆差，前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92
期主要通過採取減少進口、增加出口的限製手段予以調節，後來改為發放增加出口貨源的投資貸款、調整匯率和減少補貼來解決。
加強企業民主管理。
匈黨中央經濟體製改革決議指出，經濟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政治目標是，為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助於採納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促使勞動者集體參加經營管理和監督，創造更有利條件。
1947年曾決定設立企業委員會，在工會領導下對經理負責製實行工人監督。經濟改革後，企業自主權擴大，企業民主有了實際意義。
企業委員會的權限和職能由企業工會取代。
企業工會代表職工同企業領導簽訂集體合同。上級領導在評議、任免、獎懲企業領導人時須徵求工會意見。企業行政領導製定有關規章製度要徵得工會同意。工會有權決定企業福利文化基金的使用，決定社會保險問題，監督和檢查勞保工作；決定工會係統的獎勵和生活補貼等事項。但作出決定前要徵求企業領導意見。
企業製定生產計劃須聽取工會意見。
工會有權監督涉及勞動者利益的條例、合同和決定的執行情況。
如企業領導在處理涉及勞動關係的問題時違反有關法律、條例，工會可行使否決權。
1974年又擴大工會小組長權限，由工會小組長代表和維護企業利益，享有贊同、建議、監督和否決權，小組長聯席會議行使企業工會權限。
為吸收職工參與管理，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種民主會議（生產會議、工人代表會議、黨政工團領導人聯席會議、勞動生產隊長會議等）的製度。其中生產會議和工人代表會議的作用尤為突出。生產會議由全體職工參加，企業領導向大會
492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報告企業經營情況，與會者對生產、經營管理、工資、福利和獎勵問題有發表意見和建議的權利，對社會主義勞動隊和模範生產者的評選及獎勵有決定權。工人代表會議討論企業中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生產管理、集體合同的內容、企業工資政策原則、企業自行支配利潤的分配比例、文化福利基金的使用等，並對行政領導人的工作做出評價。
在合作社中，一切涉及全社的重大問題均由社員大會決定。社員大會負責製訂和修改社章，選舉和罷免領導人，通過生產計劃，確定勞動定額和年終分配。
匈牙利經濟體製改革初期，國際經濟條件有利，改革進展順利，經濟發展迅速均衡，1968～1972年國民收入年增長64～7％，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較大提高，被稱之為經濟發展b的“黃金時代”。同時也須指出，改革進程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
及侵捷事件的影響，並且由於擔心通貨膨脹和出現失業現象，改革初期對財政、信貸、工資、物價等方麵的改革作了妥協。新舊體製長期並存，改革後體製仍保留許多直接控製特點，執行中仍習慣於行政命令。企業自主權尤其財權不夠大，70年代初社會純收入的國家支配部分仍占70％以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製度，平均主義傾向限製了企業積極性和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
由於改革前期出現財政管理、投資、價格和工資收入等方麵問題，匈黨內圍繞新體製的爭論激烈。改革後匈擺脫蘇聯控製趨勢加強，雙方在經濟等方麵矛盾公開化，蘇領導人公然施加壓力，要匈改變方向。
1972年為解決改革中的問題而採取的調整措施加強了經濟管理的集中傾向，行政幹預擴大，削弱了對改革原則的貫徹。
1973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492
～1974年國際市場石油和原料價格暴漲，外部經濟條件惡化給匈經濟和新體製的發展造成困難。鼓吹緊跟蘇聯的改革反對派（以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科莫欽、比斯庫為代表）在蘇聯支持下乘機進攻，公開要求改變新體製，並一度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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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6年根據不同企業的不同特點，實行四種工資製：取決於企業成績的平均工資製、工資總額製，中央的平均工資製、工資總額製，並擴大使用總額製的範圍。國家保障起碼增資幅度。
在投資製度上，改革前由國家批準，預算撥款。改革初，改為國家決定的項目仍由預算撥款，企業承擔部分費用；企業決定的項目，資金來源由企業發展基金、折舊費留成和銀行貸款構成。為控製投資規模，製止失控現象，曾健全投資審批、檢查製度，嚴格貸款發放條件。
1976年改為對生產性大投資項目也實行貸款製度，國家對企業的投資補貼改為通過投標審定取得，以投資達到計劃效果時的納稅優惠形式實現。並進一步嚴格貸款發放，減少納稅優惠。
在外貿體製上，改革前由中央製定外貿計劃，改革後在保持國家外貿壟斷情況下，擴大外貿企業權限，給予一些生產、服務企業以獨立外貿權或特定外貿權，鼓勵外貿公司與國內生產企業、用戶密切夥伴關係，對出現的外貿逆差，前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392
期主要通過採取減少進口、增加出口的限製手段予以調節，後來改為發放增加出口貨源的投資貸款、調整匯率和減少補貼來解決。
加強企業民主管理。
匈黨中央經濟體製改革決議指出，經濟體製改革的一個重要政治目標是，為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有助於採納群眾的意見和建議、促使勞動者集體參加經營管理和監督，創造更有利條件。
1947年曾決定設立企業委員會，在工會領導下對經理負責製實行工人監督。經濟改革後，企業自主權擴大，企業民主有了實際意義。
企業委員會的權限和職能由企業工會取代。
企業工會代表職工同企業領導簽訂集體合同。上級領導在評議、任免、獎懲企業領導人時須徵求工會意見。企業行政領導製定有關規章製度要徵得工會同意。工會有權決定企業福利文化基金的使用，決定社會保險問題，監督和檢查勞保工作；決定工會係統的獎勵和生活補貼等事項。但作出決定前要徵求企業領導意見。
企業製定生產計劃須聽取工會意見。
工會有權監督涉及勞動者利益的條例、合同和決定的執行情況。
如企業領導在處理涉及勞動關係的問題時違反有關法律、條例，工會可行使否決權。
1974年又擴大工會小組長權限，由工會小組長代表和維護企業利益，享有贊同、建議、監督和否決權，小組長聯席會議行使企業工會權限。
為吸收職工參與管理，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種民主會議（生產會議、工人代表會議、黨政工團領導人聯席會議、勞動生產隊長會議等）的製度。其中生產會議和工人代表會議的作用尤為突出。生產會議由全體職工參加，企業領導向大會
492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報告企業經營情況，與會者對生產、經營管理、工資、福利和獎勵問題有發表意見和建議的權利，對社會主義勞動隊和模範生產者的評選及獎勵有決定權。工人代表會議討論企業中期規劃和年度計劃、生產管理、集體合同的內容、企業工資政策原則、企業自行支配利潤的分配比例、文化福利基金的使用等，並對行政領導人的工作做出評價。
在合作社中，一切涉及全社的重大問題均由社員大會決定。社員大會負責製訂和修改社章，選舉和罷免領導人，通過生產計劃，確定勞動定額和年終分配。
匈牙利經濟體製改革初期，國際經濟條件有利，改革進展順利，經濟發展迅速均衡，1968～1972年國民收入年增長64～7％，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較大提高，被稱之為經濟發展b的“黃金時代”。同時也須指出，改革進程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
及侵捷事件的影響，並且由於擔心通貨膨脹和出現失業現象，改革初期對財政、信貸、工資、物價等方麵的改革作了妥協。新舊體製長期並存，改革後體製仍保留許多直接控製特點，執行中仍習慣於行政命令。企業自主權尤其財權不夠大，70年代初社會純收入的國家支配部分仍占70％以上，缺乏有效的利益製度，平均主義傾向限製了企業積極性和市場機製作用的發揮。
由於改革前期出現財政管理、投資、價格和工資收入等方麵問題，匈黨內圍繞新體製的爭論激烈。改革後匈擺脫蘇聯控製趨勢加強，雙方在經濟等方麵矛盾公開化，蘇領導人公然施加壓力，要匈改變方向。
1972年為解決改革中的問題而採取的調整措施加強了經濟管理的集中傾向，行政幹預擴大，削弱了對改革原則的貫徹。
1973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492
～1974年國際市場石油和原料價格暴漲，外部經濟條件惡化給匈經濟和新體製的發展造成困難。鼓吹緊跟蘇聯的改革反對派（以政治局委員、中央書記科莫欽、比斯庫為代表）在蘇聯支持下乘機進攻，公開要求改變新體製，並一度得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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