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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成為今後一個時期保加利亞人民的奮鬥目標。
第四節 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第二次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譴責和開除南共出情報局，但同時也對各黨包括保共的國內外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會後，保工人黨（共）中央於7月召開第16次全會，在肯定已取得成績的同時，著重檢查了自己領導階級鬥爭不力的“錯誤”。這次全會對保共後來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季米特洛夫在全會報告中援引了保工人黨（共）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議的代表團的發言，說：“我們犯過錯誤，有時還是相當大的錯誤。它們的主要根源在於低估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必然性以及幻想在我國條件下階級鬥爭有可能緩和。我們對於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完全清楚的認識。你們大家可以發現我們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提出過所謂愛國的工商業者的說法，似乎這些人能夠把自己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和國家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我們還提出過把國家的、合作社的、私營的經濟成分和諧地結合起來的說法，似
68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乎在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主要是小農生產者）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對抗性的因素了。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這些幻想使我們延緩了摧毀惡毒的反對派的時間，特別是延緩了對前國防部長維爾切夫為首的‘環節’聯盟右翼分子應採取的堅決措施。他是人民政權的死敵，在軍隊中成立了自己的陰謀組織。“保工人黨（共）代表團在發言中一再表示要教育全黨忠於蘇聯、聯共和史達林。季米特洛夫還在全會的報告中強調聯共和情報局的批評促使保工人黨（共）更好認識自己的缺點、弱點和錯誤，挖掘錯誤的根源，並採取措施堅決加以克服。他說，在戰後一個時期，為了擺脫戰敗國的政治和經濟處境，團結全體愛國人民（包括工人、農民、人民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的民主人士）是必要的，但是在戰爭結束、和約簽訂、國家獨立得到維護之後，黨卻延誤了消滅反對派的時機，繼續談論在本國條件下資產階級分子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性。黨拖延了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經濟基礎的堅決剝奪，也沒有及時製定對農村各個階層的新方針。這一切說明工人黨（共）的領導對9月9日以後國家發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足夠清楚的認識。……它沒有及時對所謂祖國陣線紀元的性質，即對我國在人民民主條件下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和特點作出必要的符合馬列主義的解釋。他指出，工人黨（共）的理論發展落後於階級鬥爭的實踐，認為錯誤的理論提法有：三種國民經濟成份的和諧結合，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有可能緩和以及選用保加利亞的而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等。
他同樣指出，“錯誤的主要根源是低估了在本國條件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尖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78
銳化的必然性，過高估計反動派的力量，過低估計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季米特洛夫檢討說，保工人黨（共）
延誤了掌握國防部的領導權，沒有能及時清除前國防部長維爾切夫，清理軍隊、外交部、外交人員隊伍並摧毀佩特科夫反對派。全會認為必需提高對階級敵人的警惕性。認為工人黨（共）以祖國陣線的名義進行公開的政治活動的做法遮蓋了黨在勞動人民中的形象，是不可取的。強調今後要加強黨對祖國陣線的領導。全會決定當年召開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
1948年12月18日，保工人黨（共）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幕。大會的任務是確定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修改黨章和恢復共產黨的名稱。季米特洛夫在政治報告中總結了人民民主製度的特點，說“蘇維埃製度和人民民主製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
，人民民主製度“為了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並實現最廣泛的、最徹底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
代表大會確定保加利亞將以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經濟為指針，根據本國條件，創造性地運用這些規律。從1948年起，聯共對保加利亞等東歐各黨和各國控製更加變本加厲。
1949年，在保加利亞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保工人黨（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科斯托夫和契爾文科夫曾代表保黨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後，保共黨內也按情報局的統一部署開始了清除“黨內異己分子”
的行動。
同年冬天，當科斯托夫這個曾長期領導保共地下鬥爭的“國內派”領袖，解放後擔任保工人黨（共）中央書記和季米特
88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洛夫的第一副手、兼任部長會議副主席的保加利亞黨政領導人，陪同季米特洛夫到莫斯科向史達林等聯共中央領導人匯報保工人黨（共）五大籌備工作情況時，突然被史達林當麵斥之為“反蘇分子”和“民族主義者”。他之所以被加上這些罪名，有許多原因。這些原因是：他在1944年後曾不止一次地提出保的人民民主政權不是工農專政的政權（更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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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共產黨情報局在布加勒斯特召開第二次會議，主要議題是討論、譴責和開除南共出情報局，但同時也對各黨包括保共的國內外政策提出了尖銳的批評。會後，保工人黨（共）中央於7月召開第16次全會，在肯定已取得成績的同時，著重檢查了自己領導階級鬥爭不力的“錯誤”。這次全會對保共後來的發展具有重大意義。季米特洛夫在全會報告中援引了保工人黨（共）出席布加勒斯特會議的代表團的發言，說：“我們犯過錯誤，有時還是相當大的錯誤。它們的主要根源在於低估了從資本主義向社會主義過渡時期階級鬥爭尖銳化的必然性以及幻想在我國條件下階級鬥爭有可能緩和。我們對於向社會主義發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完全清楚的認識。你們大家可以發現我們在各個不同的時期提出過所謂愛國的工商業者的說法，似乎這些人能夠把自己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和國家的利益結合在一起。我們還提出過把國家的、合作社的、私營的經濟成分和諧地結合起來的說法，似
68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乎在我國工人階級和農民（主要是小農生產者）之間已經沒有任何對抗性的因素了。對和平過渡的可能性的這些幻想使我們延緩了摧毀惡毒的反對派的時間，特別是延緩了對前國防部長維爾切夫為首的‘環節’聯盟右翼分子應採取的堅決措施。他是人民政權的死敵，在軍隊中成立了自己的陰謀組織。“保工人黨（共）代表團在發言中一再表示要教育全黨忠於蘇聯、聯共和史達林。季米特洛夫還在全會的報告中強調聯共和情報局的批評促使保工人黨（共）更好認識自己的缺點、弱點和錯誤，挖掘錯誤的根源，並採取措施堅決加以克服。他說，在戰後一個時期，為了擺脫戰敗國的政治和經濟處境，團結全體愛國人民（包括工人、農民、人民知識分子和資產階級中的民主人士）是必要的，但是在戰爭結束、和約簽訂、國家獨立得到維護之後，黨卻延誤了消滅反對派的時機，繼續談論在本國條件下資產階級分子的利益同工人階級的利益結合在一起的可能性。黨拖延了對資產階級反對派的經濟基礎的堅決剝奪，也沒有及時製定對農村各個階層的新方針。這一切說明工人黨（共）的領導對9月9日以後國家發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足夠清楚的認識。……它沒有及時對所謂祖國陣線紀元的性質，即對我國在人民民主條件下向社會主義前進的道路和特點作出必要的符合馬列主義的解釋。他指出，工人黨（共）的理論發展落後於階級鬥爭的實踐，認為錯誤的理論提法有：三種國民經濟成份的和諧結合，過渡時期階級鬥爭有可能緩和以及選用保加利亞的而不是蘇聯的社會主義道路等。
他同樣指出，“錯誤的主要根源是低估了在本國條件下從資本主義過渡到社會主義時期階級鬥爭尖
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78
銳化的必然性，過高估計反動派的力量，過低估計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群眾的力量。“季米特洛夫檢討說，保工人黨（共）
延誤了掌握國防部的領導權，沒有能及時清除前國防部長維爾切夫，清理軍隊、外交部、外交人員隊伍並摧毀佩特科夫反對派。全會認為必需提高對階級敵人的警惕性。認為工人黨（共）以祖國陣線的名義進行公開的政治活動的做法遮蓋了黨在勞動人民中的形象，是不可取的。強調今後要加強黨對祖國陣線的領導。全會決定當年召開黨的第五次代表大會。
1948年12月18日，保工人黨（共）第五次代表大會開幕。大會的任務是確定建設社會主義的總路線和通過第一個五年計劃，修改黨章和恢復共產黨的名稱。季米特洛夫在政治報告中總結了人民民主製度的特點，說“蘇維埃製度和人民民主製度是無產階級專政的兩種形式”
，人民民主製度“為了絕大多數勞動人民的利益而執行無產階級專政的職能，並實現最廣泛的、最徹底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
代表大會確定保加利亞將以蘇聯建設社會主義的主要經濟為指針，根據本國條件，創造性地運用這些規律。從1948年起，聯共對保加利亞等東歐各黨和各國控製更加變本加厲。
1949年，在保加利亞發生了駭人聽聞的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保工人黨（共）中央政治局委員科斯托夫和契爾文科夫曾代表保黨參加布加勒斯特會議。之後，保共黨內也按情報局的統一部署開始了清除“黨內異己分子”
的行動。
同年冬天，當科斯托夫這個曾長期領導保共地下鬥爭的“國內派”領袖，解放後擔任保工人黨（共）中央書記和季米特
88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洛夫的第一副手、兼任部長會議副主席的保加利亞黨政領導人，陪同季米特洛夫到莫斯科向史達林等聯共中央領導人匯報保工人黨（共）五大籌備工作情況時，突然被史達林當麵斥之為“反蘇分子”和“民族主義者”。他之所以被加上這些罪名，有許多原因。這些原因是：他在1944年後曾不止一次地提出保的人民民主政權不是工農專政的政權（更不是無產階級專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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