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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歐劇變的根源與教訓 作者：劉祖熙 投票推薦 加入書簽 留言反饋
2月12日迫使南代表團簽署蘇南兩國政府就外交政策問題進行磋商的議定書。
2月底，蘇方推遲了與南斯拉夫的貿易談判。
3月18日蘇聯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軍事顧問和教練，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職專家。以後在蘇南兩黨和兩國領導人的往來信函中，南方作了種種辯解，蘇方則堅持原來的指責，並列舉了新的“錯誤” ，決定要召開情報局會議來討論和處理南斯拉夫問題。南共中央全會決定不參加情報局會議，並處理了黨內贊同蘇聯意見的中央委員茹約維奇和赫布朗。
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決議指責南共領導執行了一條“背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路線”，對蘇聯和聯共（布）採取“敵視的態度”；拋棄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抹煞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分滋長的事實，無視農村的階級分化，走上了“民粹黨和富農黨”的道路；責備南共領導修正了馬列主義的黨的學說，把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把黨變成一個“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組織” ；由此斷定南共領導已走上“背叛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的道路，轉向民族主義的立場”。決議號召南共內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現領導，建立“國際主義的新領導”。
1948年7月21～28日，南共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當時有黨員4682萬人，預備黨員416萬人。
針對情報局的種b種指責，代表大會在總結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用事實進行了駁斥。接著各共和國的黨也先後召開代表大會，貫徹五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為了消除情報局指責的口實，南共中央在1949年1月通過了《關於共產黨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生產發展中的基本任務的決議》，以政治運動的聲勢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緊推行合作化。
在黨內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清洗情報局分子的運動。凡是贊同情報局決議的人，都作為情報局分子開除出黨和開除公職。據統計，由於情報局事件先後被開除的黨員有49496人，受其他懲處的有31，142人。情節嚴重的人，作為背叛國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審判，並被關入亞得裏亞海上裸島和格爾古爾島勞改營。這樣的人共有16，312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參加者2人，西班牙內戰國際縱隊戰士36人，戰前入黨的黨員268人，“1941年遊擊隊紀念章”
獲得者1673人，現役官兵2300人，內務機關工作人員1618人，聯邦和共和國的部長23人，部長助理99人，聯邦議會代表36人1。
除了南共中央委員斯。茹約維奇（當時任財政部長）和安。赫布朗（當時任計劃委員會主席，曾任克羅埃西亞共產黨書記）贊同聯共（布）的意見外，南斯拉夫軍隊總參謀長阿。約萬諾維奇上將、總參謀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裏切維奇少將、炮兵學院的弗。達普切維奇上校也擁護情報局的決議。他們三人相約在1948年8月12日晚準備偷越國境逃往羅馬尼亞，結果約萬諾維奇被民兵巡邏隊擊斃，其他兩人先後被捕，並被軍事法庭判處20年徒刑。此外，在蘇聯高等軍事院校進修的南斯拉夫軍官有一批人拒絕回國，在駐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使領館人員和留學進修人員中也有部分人拒絕回國，這些人的總數約有400名。
情報局決議公布後，蘇聯和東歐國家對南斯拉夫進行政治圍攻，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南處境雖然十分困難，但堅決頂住壓力，絕不屈服。
1949年11月在布達佩斯舉行的情報局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殺人犯和間諜手中》的決議，決議斷言，南共領導已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轉到“法西斯主義和公開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場”，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國家製度”，因此，( 1《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史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頁；《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歷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頁。)
1941年6月南共五屆四中全會已發現在反對情報局分子的鬥爭中，有過火的違反法製的現象，要求加以糾正。
192年8月30日《政治報》報導，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喬西奇已提出了《恢復名譽法》草案，要求為情報局事件和其他政治事件中受到迫害和長期監禁的人恢復名譽並給予賠償。
“反對狄托集團這幫受僱傭的間諜和殺人犯”
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主義義務”。
在批判和製裁南斯拉夫的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清洗本國內部的“異端思想”。蘇聯批判了文藝界和科技界的“世界主義”。東歐國家製造了許多起大案和要案。阿爾巴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的某些黨政領導人，以“狄托分子” 、“英美間諜”、“堅持民族主義錯誤”等罪名而受到審訊，有的慘遭殺害，有的被長期監禁。
南斯拉夫在極端困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自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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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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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底，蘇方推遲了與南斯拉夫的貿易談判。
3月18日蘇聯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軍事顧問和教練，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職專家。以後在蘇南兩黨和兩國領導人的往來信函中，南方作了種種辯解，蘇方則堅持原來的指責，並列舉了新的“錯誤” ，決定要召開情報局會議來討論和處理南斯拉夫問題。南共中央全會決定不參加情報局會議，並處理了黨內贊同蘇聯意見的中央委員茹約維奇和赫布朗。
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舉行的情報局第二次會議通過了《關於南斯拉夫共產黨狀況的決議》。
決議指責南共領導執行了一條“背離馬列主義的不正確路線”，對蘇聯和聯共（布）採取“敵視的態度”；拋棄了階級和階級鬥爭的理論，抹煞了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否認國內資本主義成分滋長的事實，無視農村的階級分化，走上了“民粹黨和富農黨”的道路；責備南共領導修正了馬列主義的黨的學說，把黨溶化在非黨的人民陣線中，“黨內沒有民主、沒有選舉、沒有批評和自我批評”，把黨變成一個“宗派主義和官僚主義的組織” ；由此斷定南共領導已走上“背叛勞動者國際團結事業的道路，轉向民族主義的立場”。決議號召南共內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現領導，建立“國際主義的新領導”。
1948年7月21～28日，南共召開了第五次代表大會，當時有黨員4682萬人，預備黨員416萬人。
針對情報局的種b種指責，代表大會在總結革命和建設經驗的基礎上，用事實進行了駁斥。接著各共和國的黨也先後召開代表大會，貫徹五大的政治路線和組織路線。
在農業合作化問題上，為了消除情報局指責的口實，南共中央在1949年1月通過了《關於共產黨在農村社會主義改造和農業生產發展中的基本任務的決議》，以政治運動的聲勢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緊推行合作化。
在黨內和國家機關內開展了清洗情報局分子的運動。凡是贊同情報局決議的人，都作為情報局分子開除出黨和開除公職。據統計，由於情報局事件先後被開除的黨員有49496人，受其他懲處的有31，142人。情節嚴重的人，作為背叛國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審判，並被關入亞得裏亞海上裸島和格爾古爾島勞改營。這樣的人共有16，312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參加者2人，西班牙內戰國際縱隊戰士36人，戰前入黨的黨員268人，“1941年遊擊隊紀念章”
獲得者1673人，現役官兵2300人，內務機關工作人員1618人，聯邦和共和國的部長23人，部長助理99人，聯邦議會代表36人1。
除了南共中央委員斯。茹約維奇（當時任財政部長）和安。赫布朗（當時任計劃委員會主席，曾任克羅埃西亞共產黨書記）贊同聯共（布）的意見外，南斯拉夫軍隊總參謀長阿。約萬諾維奇上將、總參謀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裏切維奇少將、炮兵學院的弗。達普切維奇上校也擁護情報局的決議。他們三人相約在1948年8月12日晚準備偷越國境逃往羅馬尼亞，結果約萬諾維奇被民兵巡邏隊擊斃，其他兩人先後被捕，並被軍事法庭判處20年徒刑。此外，在蘇聯高等軍事院校進修的南斯拉夫軍官有一批人拒絕回國，在駐蘇聯和東歐國家的使領館人員和留學進修人員中也有部分人拒絕回國，這些人的總數約有400名。
情報局決議公布後，蘇聯和東歐國家對南斯拉夫進行政治圍攻，經濟封鎖和軍事威脅。南處境雖然十分困難，但堅決頂住壓力，絕不屈服。
1949年11月在布達佩斯舉行的情報局第三次會議通過了《南斯拉夫共產黨掌握在殺人犯和間諜手中》的決議，決議斷言，南共領導已從資產階級民族主義轉到“法西斯主義和公開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場”，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國家製度”，因此，( 1《南斯拉夫社會主義聯邦共和國史綱》，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1頁；《南斯拉夫共產主義聯盟歷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409頁。)
1941年6月南共五屆四中全會已發現在反對情報局分子的鬥爭中，有過火的違反法製的現象，要求加以糾正。
192年8月30日《政治報》報導，南斯拉夫聯盟共和國總統喬西奇已提出了《恢復名譽法》草案，要求為情報局事件和其他政治事件中受到迫害和長期監禁的人恢復名譽並給予賠償。
“反對狄托集團這幫受僱傭的間諜和殺人犯”
是各國共產黨和工人黨的“國際主義義務”。
在批判和製裁南斯拉夫的同時，蘇聯和東歐國家也清洗本國內部的“異端思想”。蘇聯批判了文藝界和科技界的“世界主義”。東歐國家製造了許多起大案和要案。阿爾巴尼亞、匈牙利、保加利亞、捷克斯洛伐克、波蘭等國的某些黨政領導人，以“狄托分子” 、“英美間諜”、“堅持民族主義錯誤”等罪名而受到審訊，有的慘遭殺害，有的被長期監禁。
南斯拉夫在極端困難的國際國內環境下，開始探索社會主義自治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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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阿爾巴尼亞民族解放戰爭和人民民主政權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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