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陷入萬丈深淵已是在劫難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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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我和列夫·蘇哈諾夫第一次走進我的前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沃羅待尼科夫辦公室的情景。
辦公室非常大。列夫·葉夫根耶維奇驚訝地說："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您瞧，弄到多麽漂亮的辦公室啊！"我一生中見過許許多多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裏的一切都足現代化的，閃光發亮。既富麗堂皇。又柔和舒適，令我頓生滿足愜意之感。我想："那麽，以後怎麽樣呢？要知道，我們得到的不單是一個辦公室，而是整個俄羅斯啊！"連我自己也非常害怕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這種想法之後存在著某種東西。存在著對危礬狀況的一種清晰的感覺；而且，最終我確有所悟。
過去，在這間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裏，在這座嶄新的白宮裏，坐的是那些實際上什麽也決定不了的俄羅斯最高層的領導人：索洛緬采夫、沃羅特尼科夫、弗拉索夫。嚴格地說，一切都決定於權力的其他階層；更確切她說，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的最高領導也不過是做做樣子，似乎是他們在操縱著整個俄羅斯的命運。
一些現時策略決議當然也在政治局上通過，其中不乏"進步人士"和"鷹派人物"。但是，國家沒有感受到由他們發號施令和作出決定以解決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們來到這些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裏，適於這種無所限製的權力需要，猶如零部件之適於整部機器一樣，其相同程度的獨立性如此而已。
俄羅斯的主要怪涎現象是，國家體製早已蹣跚而行。嚴格地說，就是沒有任何人駕馭操縱之。實際上俄羅斯早已沒有大權在握、發號施令的領袖人物了。甚至連改革家戈巴契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壞和粉碎這個體製的，他伯這個體製將來會報復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應該觸及蘇維埃製度的基本機製。
從1989年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開始，我們同這種體製進行了長期的折磨人的鬥爭即在蘇聯的歷史上第一次進行合法的鬥爭，而且取得了勝利。鬥爭的勝利……是為了我有朝一日進入這個辦公室嗎？……口同運動員們所說的那樣。我的歡樂很快被深深的憂慮所取代。
是的，在戈巴契夫當政的情況下，把這種體製轉變成了另外一種製度。這種製度不可能公開地壓死我們，但它能夠慢慢地、一塊一塊地吃掉，最後完全吃掉我們。它能夠暗中破壞我們的一切行動而又能擺脫任何監督。它能夠在親親熱熱、溫溫柔柔的擁抱中讓你窒息而死。它對付我們的辦法非常之多。然而，我們隻有一種選擇——戰而勝之。
在沃羅特尼科夫的辦公室裏，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為意識到一種無稽之談：一個主要的反對派分子領導著龐大的蘇維埃俄羅斯的國家機關。
順便說說國家機關。新的領導一上台掌權，整個機關，即最高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都驚惶失措，麻木呆楞，東躲西藏。在白宮的最初幾天，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誰也沒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著機關人員的全部驅散，立即解僱，謠言一直不斷，說什麽葉爾欽是一個不可駕馭的任性胡鬧的人，他隻會在群眾集會上揮動雙手；他在莫斯科市委會工作時曾把大家通到了絕路……
必須從最普通的政治談話開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員集合起來，對他們說："我不打算解僱任何人，讓我們一起工作吧！誰願意——很好。誰感到複雜或者覺得乏味無趣——那我們就跟他再見。"
就這樣許多人留下了，有的人離去了。
我當最高蘇維埃代表的時候，拒絕配給代表汽車、別墅，拒絕接受專門的治療，而是到區門診部掛號治療。
但是，我突然覺察到，在這裏應該做的不是拒絕，而是搞到這一切!因為俄羅斯領導人當時所需要的不是"特權"，而是正常的工作條件，可是這些條件當時完全沒有。
這一偶然發現令我非常吃驚，我認真地加以思考：人們會理解我嗎？這麽多年我都抨擊特權，可是突然……後來，我作出判斷：人們不會比我還笨。他們早已懂得應該同不受監督的、無所不包的黨的權力作鬥爭，同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作鬥爭。而不是同黨的特權作鬥爭。
……首先。我需要一處在城外的府邸，能夠讓秘書、警衛隊、助手、研究人員等許多工作人員在我身邊工作和生活，哪怕是隻有幾間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休養院裏分得一處，但是那裏吵吵鬧鬧，人也太多——大都是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辦事員。在這裏工作是不可能的。經過幾個月，我搬到了離莫斯科不遠的"傑斯納"療養院。助手們都抱怨這裏不方便，太擁擠，聯絡不暢。最後，找到俄羅斯部長會議的休養院——"阿爾漢格爾斯科別墅"。起初，我和農業部副部長平分2層樓的單獨小住宅；後來，整個小住宅都分給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員。我們在這裏一直住到8月叛亂。
所有行車報單直到我當上俄羅斯總統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報銷。8月叛亂以後，我第一次搬進位於巴爾維赫的官邸。正如在這種體製下人們常說的那樣，這是一個特殊的保護設施，配有通信專線、駐著警衛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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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還記得我和列夫·蘇哈諾夫第一次走進我的前任俄羅斯聯邦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沃羅待尼科夫辦公室的情景。
辦公室非常大。列夫·葉夫根耶維奇驚訝地說："鮑裏斯。尼古拉耶維奇，您瞧，弄到多麽漂亮的辦公室啊！"我一生中見過許許多多的辦公室。這個辦公室裏的一切都足現代化的，閃光發亮。既富麗堂皇。又柔和舒適，令我頓生滿足愜意之感。我想："那麽，以後怎麽樣呢？要知道，我們得到的不單是一個辦公室，而是整個俄羅斯啊！"連我自己也非常害怕這一反叛的想法。
然而，這種想法之後存在著某種東西。存在著對危礬狀況的一種清晰的感覺；而且，最終我確有所悟。
過去，在這間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裏，在這座嶄新的白宮裏，坐的是那些實際上什麽也決定不了的俄羅斯最高層的領導人：索洛緬采夫、沃羅特尼科夫、弗拉索夫。嚴格地說，一切都決定於權力的其他階層；更確切她說，即使在那些最重要位置上的最高領導也不過是做做樣子，似乎是他們在操縱著整個俄羅斯的命運。
一些現時策略決議當然也在政治局上通過，其中不乏"進步人士"和"鷹派人物"。但是，國家沒有感受到由他們發號施令和作出決定以解決一切的特殊需要。
人們來到這些富麗堂皇的辦公室裏，適於這種無所限製的權力需要，猶如零部件之適於整部機器一樣，其相同程度的獨立性如此而已。
俄羅斯的主要怪涎現象是，國家體製早已蹣跚而行。嚴格地說，就是沒有任何人駕馭操縱之。實際上俄羅斯早已沒有大權在握、發號施令的領袖人物了。甚至連改革家戈巴契夫都是世界上最害怕破壞和粉碎這個體製的，他伯這個體製將來會報復他。依照他的思想，"改革"不應該觸及蘇維埃製度的基本機製。
從1989年第一屆人民代表大會開始，我們同這種體製進行了長期的折磨人的鬥爭即在蘇聯的歷史上第一次進行合法的鬥爭，而且取得了勝利。鬥爭的勝利……是為了我有朝一日進入這個辦公室嗎？……口同運動員們所說的那樣。我的歡樂很快被深深的憂慮所取代。
是的，在戈巴契夫當政的情況下，把這種體製轉變成了另外一種製度。這種製度不可能公開地壓死我們，但它能夠慢慢地、一塊一塊地吃掉，最後完全吃掉我們。它能夠暗中破壞我們的一切行動而又能擺脫任何監督。它能夠在親親熱熱、溫溫柔柔的擁抱中讓你窒息而死。它對付我們的辦法非常之多。然而，我們隻有一種選擇——戰而勝之。
在沃羅特尼科夫的辦公室裏，我感到不舒服、不自在，是因為意識到一種無稽之談：一個主要的反對派分子領導著龐大的蘇維埃俄羅斯的國家機關。
順便說說國家機關。新的領導一上台掌權，整個機關，即最高蘇維埃的工作人員都驚惶失措，麻木呆楞，東躲西藏。在白宮的最初幾天，什麽事情也沒有發生，誰也沒有工作：所有的人都在等著機關人員的全部驅散，立即解僱，謠言一直不斷，說什麽葉爾欽是一個不可駕馭的任性胡鬧的人，他隻會在群眾集會上揮動雙手；他在莫斯科市委會工作時曾把大家通到了絕路……
必須從最普通的政治談話開始做起。我把所有的工作人員集合起來，對他們說："我不打算解僱任何人，讓我們一起工作吧！誰願意——很好。誰感到複雜或者覺得乏味無趣——那我們就跟他再見。"
就這樣許多人留下了，有的人離去了。
我當最高蘇維埃代表的時候，拒絕配給代表汽車、別墅，拒絕接受專門的治療，而是到區門診部掛號治療。
但是，我突然覺察到，在這裏應該做的不是拒絕，而是搞到這一切!因為俄羅斯領導人當時所需要的不是"特權"，而是正常的工作條件，可是這些條件當時完全沒有。
這一偶然發現令我非常吃驚，我認真地加以思考：人們會理解我嗎？這麽多年我都抨擊特權，可是突然……後來，我作出判斷：人們不會比我還笨。他們早已懂得應該同不受監督的、無所不包的黨的權力作鬥爭，同黨的意識形態和政策作鬥爭。而不是同黨的特權作鬥爭。
……首先。我需要一處在城外的府邸，能夠讓秘書、警衛隊、助手、研究人員等許多工作人員在我身邊工作和生活，哪怕是隻有幾間房子也好。起初在利普基的休養院裏分得一處，但是那裏吵吵鬧鬧，人也太多——大都是俄羅斯最高蘇維埃的辦事員。在這裏工作是不可能的。經過幾個月，我搬到了離莫斯科不遠的"傑斯納"療養院。助手們都抱怨這裏不方便，太擁擠，聯絡不暢。最後，找到俄羅斯部長會議的休養院——"阿爾漢格爾斯科別墅"。起初，我和農業部副部長平分2層樓的單獨小住宅；後來，整個小住宅都分給了我和我的工作人員。我們在這裏一直住到8月叛亂。
所有行車報單直到我當上俄羅斯總統之前均由我自己付款報銷。8月叛亂以後，我第一次搬進位於巴爾維赫的官邸。正如在這種體製下人們常說的那樣，這是一個特殊的保護設施，配有通信專線、駐著警衛隊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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