距會議開始前10分鍾，憲法法院院長佐爾金來了。我知道他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左邊，最高蘇維埃主席哈斯布拉托夫的位置安排在第一排最右邊。佐爾金想坐到中間的一個位置上，他站立一小會兒，搖了搖頭，然後很謙遜地坐下。哈斯布拉托夫也在自己的位置旁站了一小會兒，想了想，還是坐下來。誰也沒有坐在他的旁邊。他在安樂椅中好一陣子坐不安定，似乎在認真思考著文件。
我的關於憲法、新憲法程序的發言時間為40分鍾。對這個報告我作了認真而詳盡的準備，並且非常認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斷然否決，作了15條重要修改意見)。我徹夜伏案，整個身心都處於緊張狀態。而且我沉重的預感得到了證實。
我剛剛開始發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寫一張紙條，把在講台旁邊值班的工作人員叫到跟前。這位工作人員拿了紙條，走回來放到抽屜裏，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見此狀大不高興，就堅決地向切爾諾梅爾金示意：請讓我在葉爾欽之後發言。雖然有確定好的議事日程，可是我剛剛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躍兩超，沖向講台。於是乎就開始了……
整個大廳的人頓時情緒激昂。精神亢奮，委婉地說，人們的表現並不大得體。響起了砰砰的關門聲、打口哨聲，荒唐胡鬧的氣氛籠罩整個大廳。會議剛剛開始就遭到破壞。
但是，會間休息時，幾位新聞記者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您對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會議要繼續工作，而不理會議長的挑釁行為。"
不過，哈斯布拉托夫畢竟不是那個身材消瘦、語氣客氣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時那樣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開始喊叫起來，沖向講台。人們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廳。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識到，我萌生了一個不可遏止的強烈願望：把這一夥人全部趕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壞了我的心情。早晨，我辦公室裏與魯茨科伊直接聯繫的電話線路燈糾纏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鍾。我沒有提話筒，燈也沒有滅，整整亮了5分鍾。要知道，在魯茨科伊那裏已切斷了與我的直通線路。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是技術員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頭，把兩頭接在一起封閉了線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他能夠封閉線路，那麽他還能夠幹什麽？人們回答我說，不，不會再有什麽了，隻有封閉線路這件事。
算了，這一切現在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個開端。
1993年5月5日
會晤美國國務卿克裏斯多福。
這次訪問前柯林頓總統打了兩次電話。
第一次他祝賀在全民公決中取得的勝利。第二次是要求同他馬上討論對波士尼亞實施軍事製裁的計劃。
當時，我的反應是：這樣做不能解決問題。克裏斯多福馬上要來莫斯科(他的訪問早有安排)，我們將詳細討論這項計劃，作出一個雙方贊同的、考慮周全的決定。而現在，比爾，請不要向我施加壓力。他同意了。
我再一次權衡了整個形勢。柯林頓的戰略很清楚：你們若不想達成協議——我們就開炮。但是要知道，國際社會的計劃從擬製到商定要整整一年的時間；而一次火箭襲擊有可能永遠葬送整個和平計劃。南斯拉夫的和平隻有我們的孫子們才能看得見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軍事計劃已經有一個非常詳細、經過周密考慮的方案了，裏麵明確了我們的作用。也許隻好將聯合國部隊派遣到隔離走廊地帶。然而，目前談論這些為時尚早。目前仍然有潛力——也許能夠迫使他們通過和平方式達成協議。
1993年5月7日
在座落於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布待爾斯基監獄旁邊的內務部總局文化宮裏，正在舉行於5月1日犧牲的民警弗拉基米爾·托洛克涅耶夫的遺體告別儀式。諾沃斯洛博茨基大街已被戒嚴。陽光燦爛，街麵空蕩，寂靜無聲。同時，就像5月初積雪剛要消融殆盡的時候常有的情況那樣，街道上還有些髒亂，塵土飛揚。
與一個人永遠告別是令人痛心的。
當然，我們決定給他的家庭發一筆數目可觀的撫養費。我們不會把他的孩子丟在一邊不管。但是……
這一切我還是有點兒理不出頭緒。5月1日舉行遊行，我們蘇聯人，嗅，我不十分清楚，——總是要聯想到冰棋淋呀、啤酒啦、室外烤羊肉串叼、通紅通紅的旗幟呀，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能聯想到要流血嗎?
電視上播放著目不忍睹的畫麵。也許可以這樣推測：瞧，當時擁擠不堪，發生了打架鬥毆現象。在鬥爭緊張的時侯。一個小夥子不知受到什麽打擊，被什麽東西打倒在地。然而，攝像機的暗箱卻不會撒謊造假。一個人衝上載重汽車，抓住方向盤，猛力加大油門，看樣子他想殺害那伎民警。這是有意殺人。
現在，立刻產生這樣的問題：從兩邊圍起來的一排民警為什麽竟如此沒有自衛能力？噴水機哪裏去了？為什麽不用催淚瓦斯？什麽時候才能給我們拿來哪怕是一桿裝有塑料子彈的槍，以便在必要時驅散有挑釁性的人群，這應該怎麽辦?
我站在托洛克涅耶夫的棺木旁，望著他年輕的遺孀。
我，一個國家的總統，卻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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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關於憲法、新憲法程序的發言時間為40分鍾。對這個報告我作了認真而詳盡的準備，並且非常認真地修改了第二稿(第一稿我早已斷然否決，作了15條重要修改意見)。我徹夜伏案，整個身心都處於緊張狀態。而且我沉重的預感得到了證實。
我剛剛開始發言，哈斯布拉托夫就寫一張紙條，把在講台旁邊值班的工作人員叫到跟前。這位工作人員拿了紙條，走回來放到抽屜裏，而不是放到桌子上。哈斯布拉托夫見此狀大不高興，就堅決地向切爾諾梅爾金示意：請讓我在葉爾欽之後發言。雖然有確定好的議事日程，可是我剛剛坐到自己的位置上，他便一躍兩超，沖向講台。於是乎就開始了……
整個大廳的人頓時情緒激昂。精神亢奮，委婉地說，人們的表現並不大得體。響起了砰砰的關門聲、打口哨聲，荒唐胡鬧的氣氛籠罩整個大廳。會議剛剛開始就遭到破壞。
但是，會間休息時，幾位新聞記者向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您對第一天有何感想？"我答道："會議要繼續工作，而不理會議長的挑釁行為。"
不過，哈斯布拉托夫畢竟不是那個身材消瘦、語氣客氣的哈斯布拉托夫了。他的眼睛也不像平時那樣炯炯有神……
代表斯洛博德金開始喊叫起來，沖向講台。人們不得不把他拖出大廳。
我突然非常清晰地意識到，我萌生了一個不可遏止的強烈願望：把這一夥人全部趕走。
另有一件事也破壞了我的心情。早晨，我辦公室裏與魯茨科伊直接聯繫的電話線路燈糾纏不休地亮了整整5分鍾。我沒有提話筒，燈也沒有滅，整整亮了5分鍾。要知道，在魯茨科伊那裏已切斷了與我的直通線路。這是怎麽回事呢？原來是技術員在休息天用酒精洗接頭，把兩頭接在一起封閉了線路。我提出了一個問題：既然他能夠封閉線路，那麽他還能夠幹什麽？人們回答我說，不，不會再有什麽了，隻有封閉線路這件事。
算了，這一切現在無關緊要。重要的是已有了一個開端。
1993年5月5日
會晤美國國務卿克裏斯多福。
這次訪問前柯林頓總統打了兩次電話。
第一次他祝賀在全民公決中取得的勝利。第二次是要求同他馬上討論對波士尼亞實施軍事製裁的計劃。
當時，我的反應是：這樣做不能解決問題。克裏斯多福馬上要來莫斯科(他的訪問早有安排)，我們將詳細討論這項計劃，作出一個雙方贊同的、考慮周全的決定。而現在，比爾，請不要向我施加壓力。他同意了。
我再一次權衡了整個形勢。柯林頓的戰略很清楚：你們若不想達成協議——我們就開炮。但是要知道，國際社會的計劃從擬製到商定要整整一年的時間；而一次火箭襲擊有可能永遠葬送整個和平計劃。南斯拉夫的和平隻有我們的孫子們才能看得見了。
可以清楚地看到，軍事計劃已經有一個非常詳細、經過周密考慮的方案了，裏麵明確了我們的作用。也許隻好將聯合國部隊派遣到隔離走廊地帶。然而，目前談論這些為時尚早。目前仍然有潛力——也許能夠迫使他們通過和平方式達成協議。
1993年5月7日
在座落於莫斯科人所熟悉的布待爾斯基監獄旁邊的內務部總局文化宮裏，正在舉行於5月1日犧牲的民警弗拉基米爾·托洛克涅耶夫的遺體告別儀式。諾沃斯洛博茨基大街已被戒嚴。陽光燦爛，街麵空蕩，寂靜無聲。同時，就像5月初積雪剛要消融殆盡的時候常有的情況那樣，街道上還有些髒亂，塵土飛揚。
與一個人永遠告別是令人痛心的。
當然，我們決定給他的家庭發一筆數目可觀的撫養費。我們不會把他的孩子丟在一邊不管。但是……
這一切我還是有點兒理不出頭緒。5月1日舉行遊行，我們蘇聯人，嗅，我不十分清楚，——總是要聯想到冰棋淋呀、啤酒啦、室外烤羊肉串叼、通紅通紅的旗幟呀，這是自然而然的事……但能聯想到要流血嗎?
電視上播放著目不忍睹的畫麵。也許可以這樣推測：瞧，當時擁擠不堪，發生了打架鬥毆現象。在鬥爭緊張的時侯。一個小夥子不知受到什麽打擊，被什麽東西打倒在地。然而，攝像機的暗箱卻不會撒謊造假。一個人衝上載重汽車，抓住方向盤，猛力加大油門，看樣子他想殺害那伎民警。這是有意殺人。
現在，立刻產生這樣的問題：從兩邊圍起來的一排民警為什麽竟如此沒有自衛能力？噴水機哪裏去了？為什麽不用催淚瓦斯？什麽時候才能給我們拿來哪怕是一桿裝有塑料子彈的槍，以便在必要時驅散有挑釁性的人群，這應該怎麽辦?
我站在托洛克涅耶夫的棺木旁，望著他年輕的遺孀。
我，一個國家的總統，卻無能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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