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大膽說一句對先賢失敬的話：倘若諸葛亮不留在隆中等機會，而跟著哥哥諸葛瑾到東吳去找工作，像諸葛均後來跟了他去西蜀一樣，那麽諸葛亮十有九成，在東吳當不上丞相，而極可能倚靠哥哥的社會關係，做到一名比“長水校尉”高不了多少的不大不小的官而已。
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為他的知己的孫策。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
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裏麵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糧，還要做無薪的工。事實，卻也並不太壞。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要納糧、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隻有幾次比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曹魏的法律，比較偏於太嚴，卻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為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
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製度。這製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標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卻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並無優良品德或真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嶽家的權勢而獲選。
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為目的，而間接卻大大地幫助了農民。
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顛顛倒倒：恢復了五銖錢，又施行“以物易物”。在這一方麵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復了五銖。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於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銖錢，正如民國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袁大頭，每塊重庫千七錢二分，質量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
魏蜀吳三國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麵，於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為弱小、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魏對於烏桓、鮮卑；蜀對於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於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隻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
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都十分發達。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戰，又有熱心的老師。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頗有可觀。至於，虞翻談《易經》，談出了新鮮的道理來，那就更高於看相算命的管輅了。一度想說服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諸葛亮用“正議”申斥了一頓的王朗，對《易經》也有相當研究。他所寫的“傳”，到了北魏之時，仍被經生用作課本。他的兒子王肅，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懷疑為“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傳”的作者）。王肅的兒子王弼，是天才：他註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釋了《易經》。
論文學，我們隻須再提一下曹操的“對酒當歌”與曹植的“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鬆”，不就夠了嗎？再說，建安七子怎麽樣？東漢有沒有？
在才華上比曹植略遜一籌的曹丕，卻也自有千秋。在詩的體裁上創始了“七言”，又在小說方麵寫了一部神怪的《列異記》。與他有“談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記》的作者，幹寶。
幹寶同時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晉春秋》，作為其後南北朝劉宋的裴鬆之用作註解《三國誌》的材料之一。以裴鬆之所引的若幹書籍而論，三國時代的當代歷史家確是不少：寫《魏略》的魚豢，寫《吳書》的韋昭，等等，不勝枚舉。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譙周，也表現了他對古史的濃厚興趣（寫過一部《古史考》）。
三國時代在藝術上的成就，圖畫可以用美國波士頓城美術博物院所藏的壁畫為例：上麵有兩個極其生動的遊春的人。建築，東吳的佛教寺廟很多：武昌有慧寶寺，建業有瑞相院、保寧寺，吳縣有通玄寺，鄞縣有德潤寺。曹操在赤壁之戰戰敗了以後所建的銅雀台，大概不太難看。他的孫兒，明帝曹叡，是一個很喜歡搞建築的皇帝。
談到科學，三國時代有過會用麻醉藥，又會動手術取出腎結石，甚至有把握進行“神經解剖”的名醫華佗。馬鈞，傳說為水車的發明家，但他確是曾經發明了“發石車”、“指南車”，與“十二躡綾機”。以及一種自動兒童玩具，叫做“翻車百戲”。馬鈞是魏國人，魏國另有一位劉徽，在數學上頗有造詣，寫出了一部《海島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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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之所以能與哥哥諸葛瑾各仕一國，分途發展，正是天下三分的可愛之處。太史慈是山東人，到了東吳，才遇到一個自稱為他的知己的孫策。當時，北方人跑到南方，南方人跑到北方，東邊人跑到西邊，西邊人跑到東邊，忙得很，熱鬧得很。
老百姓夾在三個國的裏麵與中間，豈不很苦：要打仗，要納糧，還要做無薪的工。事實，卻也並不太壞。三國時代到來以前，當老百姓的還不是一樣要納糧、做工、打西羌、打烏桓、打鮮卑？三國時代的仗，也隻有幾次比較激烈。
就一般的生活情況而言。老百姓在三國時代，遠比在東漢時代活得好。朝廷上不再有宦官外戚把持一切（除了西蜀在最後幾年有一個宦官黃皓而外）。三個國家的大小官吏，絕大多數是清廉的。諸葛亮而且把西蜀治理得道不拾遺。
曹魏的法律，比較偏於太嚴，卻也有嚴的好處，叫人民不敢輕易犯法，也就免得受刑。明帝曹叡所修訂的魏律，其後成為幾個朝代的法律的藍本。
曹魏也創行了“九品中正”的製度。這製度雖未必能實現以絕對客觀的標準來登記青年才俊的構想，卻也不能不說是好過了東漢末年那些孝廉、茂才，都並無優良品德或真才實學，全靠父兄與嶽家的權勢而獲選。
曹魏的屯田政策與水利建設，雖則是以便利軍事行動為目的，而間接卻大大地幫助了農民。
曹魏在金融的處理上，有點兒顛顛倒倒：恢復了五銖錢，又施行“以物易物”。在這一方麵西蜀比曹魏高明，一度發行了當百的大錢，而不久便恢復了五銖。後主與諸葛亮繼續執行這一種取信於人民的好政策，讓人民始終生活得十分安定。孫權也發行過大錢，而且發行了“當千”的“大錢”，來套取人民的“小錢”。但是，後來他也覺悟了，把“大錢”收了回去（東漢與三國時代的人，喜歡那重量固定、成色固定的五銖錢，正如民國的許多老百姓之喜歡所謂“袁大頭”。袁大頭，每塊重庫千七錢二分，質量幾乎是百分之百的純銀）。
魏蜀吳三國的領土，加起來，比以前東漢的大。它們三國彼此的力量差不太多，在中原角力，角成了一時彼此無可奈何的相持的局麵，於是分頭對外發展，把較為弱小、在文化上較為落後的鄰居部族，“納入範圍”。魏對於烏桓、鮮卑；蜀對於南方的夷（蠻夷）與青海及甘肅西南的羌，吳對於江浙皖三省山地的“山越”、皆是如此。
三個國家都有很多的軍政人才。這些人，倘若生在東漢，大概隻能有三分之一的數目春風得意。
三國時代的經學、文學、史學、藝術以及科學，都十分發達。原因是：有刺激、有挑戰，又有熱心的老師。小道如看相算命，也頗有可觀。至於，虞翻談《易經》，談出了新鮮的道理來，那就更高於看相算命的管輅了。一度想說服諸葛亮向曹魏投降而反被諸葛亮用“正議”申斥了一頓的王朗，對《易經》也有相當研究。他所寫的“傳”，到了北魏之時，仍被經生用作課本。他的兒子王肅，是有名的古文家（被有些人懷疑為“偽孔安國古文尚書傳”的作者）。王肅的兒子王弼，是天才：他註解了《老子》，又用《老子》解釋了《易經》。
論文學，我們隻須再提一下曹操的“對酒當歌”與曹植的“翩若驚鴻，婉若遊龍，榮曜秋菊，華茂春鬆”，不就夠了嗎？再說，建安七子怎麽樣？東漢有沒有？
在才華上比曹植略遜一籌的曹丕，卻也自有千秋。在詩的體裁上創始了“七言”，又在小說方麵寫了一部神怪的《列異記》。與他有“談鬼”的同好的，是《搜神記》的作者，幹寶。
幹寶同時也是一位“掌故家”，留下了《魏晉春秋》，作為其後南北朝劉宋的裴鬆之用作註解《三國誌》的材料之一。以裴鬆之所引的若幹書籍而論，三國時代的當代歷史家確是不少：寫《魏略》的魚豢，寫《吳書》的韋昭，等等，不勝枚舉。甚至那人格不甚足取的譙周，也表現了他對古史的濃厚興趣（寫過一部《古史考》）。
三國時代在藝術上的成就，圖畫可以用美國波士頓城美術博物院所藏的壁畫為例：上麵有兩個極其生動的遊春的人。建築，東吳的佛教寺廟很多：武昌有慧寶寺，建業有瑞相院、保寧寺，吳縣有通玄寺，鄞縣有德潤寺。曹操在赤壁之戰戰敗了以後所建的銅雀台，大概不太難看。他的孫兒，明帝曹叡，是一個很喜歡搞建築的皇帝。
談到科學，三國時代有過會用麻醉藥，又會動手術取出腎結石，甚至有把握進行“神經解剖”的名醫華佗。馬鈞，傳說為水車的發明家，但他確是曾經發明了“發石車”、“指南車”，與“十二躡綾機”。以及一種自動兒童玩具，叫做“翻車百戲”。馬鈞是魏國人，魏國另有一位劉徽，在數學上頗有造詣，寫出了一部《海島算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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