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將近兩千年來的劉備的廟，不被老百姓稱為劉備的廟，而成了家喻戶曉的“武侯祠”。早在唐朝的時候，昭烈廟就已經變成了武侯祠了。杜甫有一首詩說：“丞相祠堂何處尋？錦官城外柏森森。”錦官城，是成都。
杜甫很同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身先死”，認為這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詩裏，把諸葛亮比成伊尹、呂尚，與蕭何、曹參，“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諸葛亮自己在青年時代，不過是自比於管仲、樂毅而已）。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人物。陳壽卻隻肯推許他的“理民之幹”，不甚欽佩他的“將略”。他是否真的不會打仗呢？是司馬懿打勝了他，還是他打勝了司馬懿？陳壽的批評，有很多人認為是曲筆（陳壽在晉朝做官，而晉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馬懿。陳壽可能懼怕惹禍，而不敢太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不過，陳壽也未嚐不替諸葛亮說公道話。陳壽以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實在是因為：（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司馬懿）。（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傳說，司馬懿有兵三十萬，而諸葛亮僅有十萬。究竟是各有多少，難考；魏方在陝西、甘肅的兵，多於諸葛亮在漢中的兵，卻是很顯然的）；魏方以數量較多的兵取守勢，諸葛亮以數量較少的兵取攻勢，當然是諸葛亮的處境較苦了。（三）蕭何有韓信可以推薦，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薦。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韓信與王子城父的名將，因此而“未能有克”。
諸葛亮所能指揮的，隻是魏延、王平、高翔、吳懿、吳班，與年輕的薑維。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難以和韓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獲得諸葛亮準許，以一萬人經子午穀直趨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說不定能夠襲取洛陽，立下不世之勛，功名超過韓信。然而這是厲史上的若幹所謂if’s（假定）之一，誰也不能預言結果一定會怎麽樣。
諸葛亮應該不應該接受魏延的建議？這也是一個所謂idle question（浪費時間的問題）。
魏延的建議，諸葛亮有權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當時是諸葛亮，也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這是各人的戰略構想的問題。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賭博性質。勝負之數，所係的因子太多。兵多、將廣、糧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說，敗了捲土重來；正如賭本雄厚的賭徒，可以千金一擲，輸了麵不改色。反過來說，兵比魏方少，將沒有魏方多，糧食更是成問題的諸葛亮的一方，實在是雖則明知有勝利可能，而仍舊不宜於輕易冒險的。
何以說魏延的“子午穀計劃”是冒險呢？因為，長安是一個大城，堅城，魏延帶去五千名作戰之兵與五千名背糧之兵，未必能夠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難免敵人不從洛陽及各地來援，對魏延部隊來一個反包圍。
長安的守將夏侯懋，是魏國的駙馬，是紈袴子弟，是一個“不知兵”的人。誠然，誰能斷定，在夏侯懋的左右與麾下，沒有一兩位知兵的、能征慣戰的將領呢？我這些話，也並非“定論”。倘若魏延被諸葛亮準許帶一萬人經子午穀前往，那末，他一舉而攻下長安，與請葛亮會師潼關，也不是全無可能的。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諸葛亮本錢少，而冒不起這個險。
另一種關於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批評，是說他打來打去，不敢直接向長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陽打，而故意“捨近求遠”，打到了甘肅去。最後的一次也隻是在長安西邊相當遠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說這種話的人，也是忽視了諸葛亮的實力與魏方的實力不成對比。諸葛亮隻能夠“捨近求遠”，先取得渭河上遊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陰平等郡（他在建興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獲得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人民的響應。他在建興七年，又叫陳式攻下了武都與陰平）。
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漢的防守線做鞏固了再說（陰平的重要性，從其後鄧艾經由陰平而偷襲江油城的一點上，獲得證明）。諸葛亮把遠在今日甘肅的幾個郡先拿下來，是為了慢慢地擴充實力，同時解除了後顧主憂。
自從三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在事功上與道德上，及得上諸葛亮的很少，而批評諸葛亮的人極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難，批評別人極容易）。最常見的批評，是說諸葛亮忽略了分層負責與培養人材，以至於不得不事必躬親，與身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
這兩點批評，我想，倘若諸葛亮自己聽到了，也會承認批評得對。他的確是不該“親校簿書”，不該親自復判處罰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確也忽略了辦一個軍官學校，以造就堪比於薑維，或能力超過薑維的將才。
諸葛亮除了虛心接受類此的批評以外，可能要加上一兩句訴苦的話。他倘若不“親校簿書”，則簿書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錯誤，大到關係前方將士的生命。至於復判刑事法案件，也不過是略為看看，希望下麵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於辦軍官學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養人才。他也知道這工作很緊要，隻恨有心無力，抽不出時間來做（他把能省下的一點工夫，都用在教導薑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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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很同情諸葛亮之“出師未捷身先死”，認為這是“長使英雄淚滿襟”的可悲之事。
杜甫在另一首詩裏，把諸葛亮比成伊尹、呂尚，與蕭何、曹參，“伯仲之間見伊呂，指揮若定失蕭曹”（諸葛亮自己在青年時代，不過是自比於管仲、樂毅而已）。
他確是一位“文武兼資”的人物。陳壽卻隻肯推許他的“理民之幹”，不甚欽佩他的“將略”。他是否真的不會打仗呢？是司馬懿打勝了他，還是他打勝了司馬懿？陳壽的批評，有很多人認為是曲筆（陳壽在晉朝做官，而晉朝皇帝的祖宗是司馬懿。陳壽可能懼怕惹禍，而不敢太稱讚諸葛亮的軍事才能）。
不過，陳壽也未嚐不替諸葛亮說公道話。陳壽以為諸葛亮之所以“連年動眾，未能有克”，實在是因為：（一）“所與對敵，或值人傑”（例如司馬懿）。（二）“眾寡不侔，攻守異體”（傳說，司馬懿有兵三十萬，而諸葛亮僅有十萬。究竟是各有多少，難考；魏方在陝西、甘肅的兵，多於諸葛亮在漢中的兵，卻是很顯然的）；魏方以數量較多的兵取守勢，諸葛亮以數量較少的兵取攻勢，當然是諸葛亮的處境較苦了。（三）蕭何有韓信可以推薦，管仲有王子城父可以推薦。諸葛亮找不到比得上韓信與王子城父的名將，因此而“未能有克”。
諸葛亮所能指揮的，隻是魏延、王平、高翔、吳懿、吳班，與年輕的薑維。這些人，除了魏延以外，都是難以和韓信或王子城父相比的。
魏延倘若獲得諸葛亮準許，以一萬人經子午穀直趨長安，與諸葛亮會師潼關，說不定能夠襲取洛陽，立下不世之勛，功名超過韓信。然而這是厲史上的若幹所謂if’s（假定）之一，誰也不能預言結果一定會怎麽樣。
諸葛亮應該不應該接受魏延的建議？這也是一個所謂idle question（浪費時間的問題）。
魏延的建議，諸葛亮有權利不接受，正如你或我倘若在當時是諸葛亮，也有權利接受或不接受。這是各人的戰略構想的問題。
打仗的事，多多少少含有賭博性質。勝負之數，所係的因子太多。兵多、將廣、糧足的一方，可以打了再說，敗了捲土重來；正如賭本雄厚的賭徒，可以千金一擲，輸了麵不改色。反過來說，兵比魏方少，將沒有魏方多，糧食更是成問題的諸葛亮的一方，實在是雖則明知有勝利可能，而仍舊不宜於輕易冒險的。
何以說魏延的“子午穀計劃”是冒險呢？因為，長安是一個大城，堅城，魏延帶去五千名作戰之兵與五千名背糧之兵，未必能夠攻下；即使攻下了，也難免敵人不從洛陽及各地來援，對魏延部隊來一個反包圍。
長安的守將夏侯懋，是魏國的駙馬，是紈袴子弟，是一個“不知兵”的人。誠然，誰能斷定，在夏侯懋的左右與麾下，沒有一兩位知兵的、能征慣戰的將領呢？我這些話，也並非“定論”。倘若魏延被諸葛亮準許帶一萬人經子午穀前往，那末，他一舉而攻下長安，與請葛亮會師潼關，也不是全無可能的。
話說回來，問題在於諸葛亮本錢少，而冒不起這個險。
另一種關於諸葛亮軍事才能的批評，是說他打來打去，不敢直接向長安打，或是直接向洛陽打，而故意“捨近求遠”，打到了甘肅去。最後的一次也隻是在長安西邊相當遠的武功，作“屯田”的打算。
說這種話的人，也是忽視了諸葛亮的實力與魏方的實力不成對比。諸葛亮隻能夠“捨近求遠”，先取得渭河上遊的天水、南安、安定、武都、陰平等郡（他在建興六年春天第一次出祁山，獲得天水、南安、安定三個郡的官吏人民的響應。他在建興七年，又叫陳式攻下了武都與陰平）。
諸葛亮的打算，是先把蜀漢的防守線做鞏固了再說（陰平的重要性，從其後鄧艾經由陰平而偷襲江油城的一點上，獲得證明）。諸葛亮把遠在今日甘肅的幾個郡先拿下來，是為了慢慢地擴充實力，同時解除了後顧主憂。
自從三國時代以來，中國人在事功上與道德上，及得上諸葛亮的很少，而批評諸葛亮的人極多（自己有所成就很難，批評別人極容易）。最常見的批評，是說諸葛亮忽略了分層負責與培養人材，以至於不得不事必躬親，與身後無人繼承他的事業。
這兩點批評，我想，倘若諸葛亮自己聽到了，也會承認批評得對。他的確是不該“親校簿書”，不該親自復判處罰打二十下棍子以上的案子。他的確也忽略了辦一個軍官學校，以造就堪比於薑維，或能力超過薑維的將才。
諸葛亮除了虛心接受類此的批評以外，可能要加上一兩句訴苦的話。他倘若不“親校簿書”，則簿書之上的一字之差，有可能造成很大的錯誤，大到關係前方將士的生命。至於復判刑事法案件，也不過是略為看看，希望下麵的法官因此而不敢“草菅人命”而已。至於辦軍官學校，或使用其他方法培養人才。他也知道這工作很緊要，隻恨有心無力，抽不出時間來做（他把能省下的一點工夫，都用在教導薑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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