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邵位居丞相，而在《三國誌》的吳的部分竟然沒有一卷或一分卷的傳記，這是因為他與一位姓張名溫的格格不入，而陳壽所根據的史料，是張溫的“黨羽”韋昭所寫。
孫邵當丞相，當到黃武四年五月病故。《吳錄》說他享年三十六歲，費解。當時，孫權已經實歲四十四歲；孫邵作過劉繇的僚屑，不可能年紀比孫權還小了八歲（孫邵死時的年齡，可能是六十三歲，被抄寫的人錯成三十六歲）。
孫邵於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時間，有過什麽重大貢獻，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我們僅僅知道，在這不到三年的期間，孫權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壓迫，對蜀漢信使往返，言歸於好。這可能是由於孫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議（所謂“任子”，是拿兒子當人質，送到朝廷，聽憑朝廷於自己反叛之時，加以殺害或拘囚）。
孫邵死了以後的第二個月，黃武四年六月。孫權任命顧雍做丞相。
顧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個年頭，作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時。他是吳郡吳縣（蘇州）人，當過蔡邕的學生，學會彈琴、寫字；在建安四年被揚州與吳郡的長官推薦給孫策，當了合肥縣的縣長。
顧雍在作了合肥縣縣長以後，又一連作了婁縣、曲阿縣，與上虞縣的縣長，都有相當好的政績。
孫權繼承了孫策的全部地盤，有六個郡之多；但是在名義上，許縣朝廷隻承認他是“領會稽太守”。孫權本人必須留在吳郡的曲阿，或丹陽郡的秣陵，不能到會稽（紹興）久住，作名副其實的會稽太守，就叫顧雍擔任會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職權。
顧雍把會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過的三個縣一樣：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肅清，人民安居樂業。
許昌朝廷所頒給孫權的軍事官位，是“討虜將軍”（他的父親孫堅曾經是“破虜將軍”，他的哥哥孫策曾經是“討逆將軍”）。在討虜將軍的下麵，有所謂左右司馬。顧雍於做了幾年會稽郡丞以後，被孫權調回來，做“左司馬”。
獻帝末年，孫權、劉備之間有了磨擦，孫權投降曹丕，被封為“吳王”。吳王的吳國，有類似魏國朝廷的官製，包括九卿與尚書令。顧雍先後又做了吳國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與宗譜官），與“領尚書令”（國王的總管一切政務的秘書長）。
孫權而且封了顧雍為“陽遂鄉侯”，其後進封為醴陵侯。
孫權在黃武元年稱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孫邵。孫邵死後，顧雍就被任命為第二任的丞相，與孫權處得極好。君臣之間，除了一度被小人呂壹挑撥了以外，不曾有過什麽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孫權的脾氣，絕對不在大庭廣眾中倒駁孫權的意見；然而他也絲毫不是阿諛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寫小條子，用書麵陳述若幹與孫權的看法不同的意見。這樣，孫權保住了帝王威嚴，也就樂於接受顧雍的意見。
顧雍的另一特長是緘默，不把經辦的公事隨便對人閑談。尤其是關於人事。他保薦了一個人，這人被孫權用了，還不知道保薦人是他顧雍。至於處理某一問題，顧雍也絕對不誇耀他呈獻給孫權的方針。外麵的人隻曉得一切都是出自孫權的英明果斷。
他性情和順，而張昭性情剛強。和順，並不一定是全無主張，對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贊同，或凡事“奏請核示”。事實上，頤雍的主張多得很，而且每每與孫權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與張昭的相同。例如，孫權想派特使去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固然反對，頤雍也是反對的。
張昭有一次在武昌為了孫權想作“長夜之飲”，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門坐在馬車裏生氣；終於勸好了孫權停止這一夜的狂歡。顧雍也是反對孫權鬧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頗與張昭兩樣。
顧雍的辦法是：採取“眾醉獨醒”、“不苟言笑”的態度，叫孫權及其酣飲的部下自己慚愧。顧雍生平絕不喝酒，在宴會場中不多說話，正襟危坐，睜大著眼睛對言行放縱的賓客注視，弄得孫權有“顧公在座，使人不樂”之感。
孫權喜歡用嚴刑峻法對付老百姓。張昭反對，孫權不想接受，便問顧雍。顧雍說：“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罰也略為嫌重了一些。我所聽到的老百姓的呼聲，與張昭所聽到的一樣。”孫權於是就叫人把法令與刑罰加以修正。
孫權每逢準備以什麽人做比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個“中書郎”到顧雍家裏去見顧雍，徵詢顧雍的意見。顧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贊成任用某人，便談笑風生，留下這位中書郎吃飯。否則，他說話很少，也不留中書郎吃飯。
孫權懂得顧雍的“密碼語言”，隻消問一問從顧公館回來的中書郎：“他留你吃飯設有”倘若中書郎回奏：“留臣吃飯了”，孫權便吩咐下麵，繕發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書郎回奏；“沒有留吃飯”，孫權就重新考慮某人做某官，是否適當。
孫權遇到政策上的重大問題，卻並不派人傳話；顧雍也決不託人轉奏。他們君臣二人之間，似乎有一個默契，遇到這樣的事，隻有當麵密談。
顧雍在赤烏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孫權任命陸遜做丞相。孫權叫陸遜留在武昌，仍舊當“荊州牧、都護、領武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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孫邵當丞相，當到黃武四年五月病故。《吳錄》說他享年三十六歲，費解。當時，孫權已經實歲四十四歲；孫邵作過劉繇的僚屑，不可能年紀比孫權還小了八歲（孫邵死時的年齡，可能是六十三歲，被抄寫的人錯成三十六歲）。
孫邵於官居丞相的不到三年時間，有過什麽重大貢獻，我們沒有辦法知道，我們僅僅知道，在這不到三年的期間，孫權受不了曹丕催遣“任子”的壓迫，對蜀漢信使往返，言歸於好。這可能是由於孫邵作了如此的政策上的建議（所謂“任子”，是拿兒子當人質，送到朝廷，聽憑朝廷於自己反叛之時，加以殺害或拘囚）。
孫邵死了以後的第二個月，黃武四年六月。孫權任命顧雍做丞相。
顧雍做丞相，一做便是十九個年頭，作到赤烏六年（公元243年）十一月病故之時。他是吳郡吳縣（蘇州）人，當過蔡邕的學生，學會彈琴、寫字；在建安四年被揚州與吳郡的長官推薦給孫策，當了合肥縣的縣長。
顧雍在作了合肥縣縣長以後，又一連作了婁縣、曲阿縣，與上虞縣的縣長，都有相當好的政績。
孫權繼承了孫策的全部地盤，有六個郡之多；但是在名義上，許縣朝廷隻承認他是“領會稽太守”。孫權本人必須留在吳郡的曲阿，或丹陽郡的秣陵，不能到會稽（紹興）久住，作名副其實的會稽太守，就叫顧雍擔任會稽郡的“丞”，代掌太守的職權。
顧雍把會稽也治得像以前他治過的三個縣一樣：全郡的大小土匪完全肅清，人民安居樂業。
許昌朝廷所頒給孫權的軍事官位，是“討虜將軍”（他的父親孫堅曾經是“破虜將軍”，他的哥哥孫策曾經是“討逆將軍”）。在討虜將軍的下麵，有所謂左右司馬。顧雍於做了幾年會稽郡丞以後，被孫權調回來，做“左司馬”。
獻帝末年，孫權、劉備之間有了磨擦，孫權投降曹丕，被封為“吳王”。吳王的吳國，有類似魏國朝廷的官製，包括九卿與尚書令。顧雍先後又做了吳國的大理（最高的司法官），奉常（最高的祭祀官與宗譜官），與“領尚書令”（國王的總管一切政務的秘書長）。
孫權而且封了顧雍為“陽遂鄉侯”，其後進封為醴陵侯。
孫權在黃武元年稱王，第一任的丞相是孫邵。孫邵死後，顧雍就被任命為第二任的丞相，與孫權處得極好。君臣之間，除了一度被小人呂壹挑撥了以外，不曾有過什麽不愉快的事。
他懂得孫權的脾氣，絕對不在大庭廣眾中倒駁孫權的意見；然而他也絲毫不是阿諛奉承的佞臣。他懂得寫小條子，用書麵陳述若幹與孫權的看法不同的意見。這樣，孫權保住了帝王威嚴，也就樂於接受顧雍的意見。
顧雍的另一特長是緘默，不把經辦的公事隨便對人閑談。尤其是關於人事。他保薦了一個人，這人被孫權用了，還不知道保薦人是他顧雍。至於處理某一問題，顧雍也絕對不誇耀他呈獻給孫權的方針。外麵的人隻曉得一切都是出自孫權的英明果斷。
他性情和順，而張昭性情剛強。和順，並不一定是全無主張，對皇帝的任何看法一概贊同，或凡事“奏請核示”。事實上，頤雍的主張多得很，而且每每與孫權的大不相同，甚至每每與張昭的相同。例如，孫權想派特使去遼東封公孫淵，張昭固然反對，頤雍也是反對的。
張昭有一次在武昌為了孫權想作“長夜之飲”，而中途退出筵席，出門坐在馬車裏生氣；終於勸好了孫權停止這一夜的狂歡。顧雍也是反對孫權鬧酒的，而所作的表示頗與張昭兩樣。
顧雍的辦法是：採取“眾醉獨醒”、“不苟言笑”的態度，叫孫權及其酣飲的部下自己慚愧。顧雍生平絕不喝酒，在宴會場中不多說話，正襟危坐，睜大著眼睛對言行放縱的賓客注視，弄得孫權有“顧公在座，使人不樂”之感。
孫權喜歡用嚴刑峻法對付老百姓。張昭反對，孫權不想接受，便問顧雍。顧雍說：“法令似乎太多了些。刑罰也略為嫌重了一些。我所聽到的老百姓的呼聲，與張昭所聽到的一樣。”孫權於是就叫人把法令與刑罰加以修正。
孫權每逢準備以什麽人做比較重要的官，就派遣一個“中書郎”到顧雍家裏去見顧雍，徵詢顧雍的意見。顧雍妙得很，他倘若是贊成任用某人，便談笑風生，留下這位中書郎吃飯。否則，他說話很少，也不留中書郎吃飯。
孫權懂得顧雍的“密碼語言”，隻消問一問從顧公館回來的中書郎：“他留你吃飯設有”倘若中書郎回奏：“留臣吃飯了”，孫權便吩咐下麵，繕發任命某人的公文。倘若中書郎回奏；“沒有留吃飯”，孫權就重新考慮某人做某官，是否適當。
孫權遇到政策上的重大問題，卻並不派人傳話；顧雍也決不託人轉奏。他們君臣二人之間，似乎有一個默契，遇到這樣的事，隻有當麵密談。
顧雍在赤烏七年（公元244年）去世，孫權任命陸遜做丞相。孫權叫陸遜留在武昌，仍舊當“荊州牧、都護、領武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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