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傕等三人，得不到王允的赦免，便索性造反，從陝縣殺到長安。董卓的另一部將樊稠，也人了夥。呂布抵擋他們不住，離開長安，去南陽，投奔袁術。王允不肯逃，成了李傕的俘虜，與他家裏的十幾口人一齊被殺。
長安朝廷，靠了幾位老臣勉強撐持。這幾位，是先後擔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錄尚書事”的趙謙、楊彪、皇甫嵩、馬日磾、周忠、朱儁。他們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為將軍，總算換得了三個月的苟安。
在這三個月之中，倒黴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還有黃琬一家。黃琬是司隸校尉，在執行維持京師治安之時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隊。
李傕自己於九月間兼了司隸校尉；同時，由普通的將軍升為僅次於大將軍的車騎將軍。當時，朝廷中沒有大將軍；大將軍不是常設的官位。
李傕而且“開府”，有了自己的機構，以前，隻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將軍偶爾也有“大將軍府”。
李傕又獲得了“假節”，得到皇帝所“姑且頒給”的“節（權杖）。這個節，類似明朝以後的所謂“上方寶劍”。
郭汜與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隻分別取得了後將軍與右將軍的官階；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開了府，他們三人的府，與“三公”的府並列，號稱“六府”。他們三人“共秉朝政”，漸漸地不把“三公”看在眼裏：隻用他們自己的私人為大小官吏。
再以後，他們竟然把長安京城分為三個“防區”，各管一區，這三個區，沒有一個區治理得好；他們三人的兵都毫無紀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隸。
張濟的力量，比不上他們三人；隻作了“鎮東將軍”，回駐陝縣。
又過一年，到了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對樊稠看不順眼，於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殺了。他懷疑樊稠與涼州的造反首領韓遂有勾結（韓遂曾經夥同馬騰在去年，打到離開長安僅有五十裏的“長平觀”，被李傕叫侄兒李利，幫同郭汜與樊稠，將韓、馬二人的軍隊殺退，樊稠奉令追擊，卻在陣前與韓遂“駢馬笑語”，敘談涼州家鄉的鄉情）。
此後，長安城內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兩雄。三雄鼎立之時，勢力容易均衡；剩下隻有兩雄，便難以並立。
李傕常常請韓汜去他營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弔膽，怕做了樊稠第二。兩人終於以兵戎相見，把首善之區的長安弄得雞犬不寧。
自從董卓遷都長安，閉關自守以後，函穀關以東的州郡在貿易上早巳與關中的“三輔”隔絕。物資缺乏，物價高漲。況且，董卓已經用新鑄的小錢，把五銖好錢趕出了市麵！人民的困苦，沒有李、郭二人的火併，本來已經夠受，加上他們的火併，這困苦真是難以形容。雜糧久已高到五十萬錢一斛，麥子高到兩千萬錢一斛。
《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不是一位喜歡過甚其詞的人。他在《董卓傳》的裏麵說“長安城內“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來打去，打到興平二年，那原有數十萬人的長安，破落到“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無復人跡。”
李傕把漢獻帝從宮裏接了出來，安置在自己的營盤裏，楊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隨獻帝與伏皇後、宋貴人的車子，也進入李傕的虎口。其後，獻帝叫楊彪與司空張喜、大司農朱儁等人去郭汜那裏，勸郭汜對李傕和解；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獻帝的左右，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為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同時，也升郭汜為車騎將軍。但沒有用，解決不了這兩雄不並立的問題。
問題的解決，倚仗張濟。張濟從陝縣來，勸他們和，也勸他們讓獻帝與公卿離開關中，東遷到陝縣所屬的弘農郡（弘農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靈寶縣的境內，縣城西南若幹裏）。獻帝本人（這時候有了十五歲），也派人向李傕再懇求，求了十次。最後，李傕居然答應。
興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獻帝與公卿從長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塢營出發，郭汜與董卓的其他舊部楊定、楊奉、董承，都參加了護送的行列。張濟也乘此回到他的駐防之地陝縣。
人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達了新豐。
兩個月以後，人馬走近華陰之時，郭汜忽然後悔，想搶走獻帝，楊定與楊奉和他打了一仗，將他打敗。
郭汜敗了以後，回長安，與李傕真正和解起來，而且約好張濟，一齊對楊奉、楊定動手。
十一月庚午日，獻帝與公卿的行列，走近弘農郡的東澗，被李、郭二人的聯軍追上，這一次，楊奉與楊定打不過他們，連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個，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傑、射聲校尉沮儁。
楊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條計策：請來山西的大強盜李樂、韓暹，與歸化的南匈奴左賢王（這位左賢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樂與韓暹是所謂“白波賊”的首領。白波與黃巾的性質，差不了許多。
李傕與郭汜打得了楊奉、楊定，卻抵擋不了白波軍與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著戰勝的機會，趕緊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將獻帝與皇後、貴人，及少數的隨從渡過黃河，到河東郡安邑住了下來。河東郡太守王邑，與河內郡太守張楊，均對獻帝及其隨從表示歡迎與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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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安朝廷，靠了幾位老臣勉強撐持。這幾位，是先後擔任司徒、太尉、司空，或兼“錄尚書事”的趙謙、楊彪、皇甫嵩、馬日磾、周忠、朱儁。他們把李傕等四人由校尉升為將軍，總算換得了三個月的苟安。
在這三個月之中，倒黴的除了王允一家以外，還有黃琬一家。黃琬是司隸校尉，在執行維持京師治安之時得罪了李傕等人的部隊。
李傕自己於九月間兼了司隸校尉；同時，由普通的將軍升為僅次於大將軍的車騎將軍。當時，朝廷中沒有大將軍；大將軍不是常設的官位。
李傕而且“開府”，有了自己的機構，以前，隻有“三公”才能有“府”；大將軍偶爾也有“大將軍府”。
李傕又獲得了“假節”，得到皇帝所“姑且頒給”的“節（權杖）。這個節，類似明朝以後的所謂“上方寶劍”。
郭汜與樊稠的力量不如李傕，隻分別取得了後將軍與右將軍的官階；但到了次年（初平四年）也開了府，他們三人的府，與“三公”的府並列，號稱“六府”。他們三人“共秉朝政”，漸漸地不把“三公”看在眼裏：隻用他們自己的私人為大小官吏。
再以後，他們竟然把長安京城分為三個“防區”，各管一區，這三個區，沒有一個區治理得好；他們三人的兵都毫無紀律，把京城的人民看作被征服的奴隸。
張濟的力量，比不上他們三人；隻作了“鎮東將軍”，回駐陝縣。
又過一年，到了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李傕對樊稠看不順眼，於一次酒席之中把樊稠拖出去殺了。他懷疑樊稠與涼州的造反首領韓遂有勾結（韓遂曾經夥同馬騰在去年，打到離開長安僅有五十裏的“長平觀”，被李傕叫侄兒李利，幫同郭汜與樊稠，將韓、馬二人的軍隊殺退，樊稠奉令追擊，卻在陣前與韓遂“駢馬笑語”，敘談涼州家鄉的鄉情）。
此後，長安城內的三雄，剩下李傕、郭汜兩雄。三雄鼎立之時，勢力容易均衡；剩下隻有兩雄，便難以並立。
李傕常常請韓汜去他營中喝酒；每次，郭汜都提心弔膽，怕做了樊稠第二。兩人終於以兵戎相見，把首善之區的長安弄得雞犬不寧。
自從董卓遷都長安，閉關自守以後，函穀關以東的州郡在貿易上早巳與關中的“三輔”隔絕。物資缺乏，物價高漲。況且，董卓已經用新鑄的小錢，把五銖好錢趕出了市麵！人民的困苦，沒有李、郭二人的火併，本來已經夠受，加上他們的火併，這困苦真是難以形容。雜糧久已高到五十萬錢一斛，麥子高到兩千萬錢一斛。
《後漢書》的作者範曄，不是一位喜歡過甚其詞的人。他在《董卓傳》的裏麵說“長安城內“人相食啖，白骨委積，臭穢滿路”。
李傕、郭汜二人打來打去，打到興平二年，那原有數十萬人的長安，破落到“城空四十餘日，強者四散，羸者相食……無復人跡。”
李傕把漢獻帝從宮裏接了出來，安置在自己的營盤裏，楊彪以下的公卿，忠心耿耿，徒步追隨獻帝與伏皇後、宋貴人的車子，也進入李傕的虎口。其後，獻帝叫楊彪與司空張喜、大司農朱儁等人去郭汜那裏，勸郭汜對李傕和解；這些公卿也被郭汜扣留了不少。
獻帝的左右，為了取得李傕的好感，升李傕為大司馬，位在“三公”之上；同時，也升郭汜為車騎將軍。但沒有用，解決不了這兩雄不並立的問題。
問題的解決，倚仗張濟。張濟從陝縣來，勸他們和，也勸他們讓獻帝與公卿離開關中，東遷到陝縣所屬的弘農郡（弘農郡的郡治，在今天河南靈寶縣的境內，縣城西南若幹裏）。獻帝本人（這時候有了十五歲），也派人向李傕再懇求，求了十次。最後，李傕居然答應。
興平元年七月甲子日，獻帝與公卿從長安附近的李傕的北塢營出發，郭汜與董卓的其他舊部楊定、楊奉、董承，都參加了護送的行列。張濟也乘此回到他的駐防之地陝縣。
人馬走到八月甲辰日，才到達了新豐。
兩個月以後，人馬走近華陰之時，郭汜忽然後悔，想搶走獻帝，楊定與楊奉和他打了一仗，將他打敗。
郭汜敗了以後，回長安，與李傕真正和解起來，而且約好張濟，一齊對楊奉、楊定動手。
十一月庚午日，獻帝與公卿的行列，走近弘農郡的東澗，被李、郭二人的聯軍追上，這一次，楊奉與楊定打不過他們，連累得九卿之中死了四個，又死了侍中朱展、步兵校尉魏傑、射聲校尉沮儁。
楊奉和董承商量，想出一條計策：請來山西的大強盜李樂、韓暹，與歸化的南匈奴左賢王（這位左賢王的名字，叫做去卑）。
李樂與韓暹是所謂“白波賊”的首領。白波與黃巾的性質，差不了許多。
李傕與郭汜打得了楊奉、楊定，卻抵擋不了白波軍與南匈奴。董承等人便乘著戰勝的機會，趕緊在今日茅津渡的附近將獻帝與皇後、貴人，及少數的隨從渡過黃河，到河東郡安邑住了下來。河東郡太守王邑，與河內郡太守張楊，均對獻帝及其隨從表示歡迎與擁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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