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大姐那時已經在舊城縣當工人，雖然遠在百裏之外，但一顆心仍掛在家裏。她空閑時間就四處找野食，檢麥穗、遛紅薯、采榆錢兒(榆樹的果實)，然後像田鼠一樣，一趟一趟地往北陰的家裏搬。有次她動用積蓄買了一小袋黃豆，用自行車拖著，高高興興地送回家。舊城縣離市裏有120裏地，等她走到門口，停下車，立即傻眼了：後座的黃豆袋子沒捆好，不知道啥時侯掉了。那時候天色已經落黑，再回去找就太晚了，但這一袋黃豆太寶貴了啊。她沒有進屋，哭著走上回頭路。好在她走時帶著一把應急的手電，順著來路找了七八裏地，那袋黃豆還好好地躺在路邊，因為天黑，沒人發現。大姐破啼為笑，綁好袋子趕緊往回蹬。那天我半夜被驚醒，見大姐滿頭是汗，正高高興興地給媽訴說找黃豆歷險記。媽心疼地直罵她：傻，守財奴，天這樣黑還回去找，碰上壞人咋辦，終不成為一袋黃豆送了命?不過那時雖然人們都挨餓，社會秩序還好，沒有聽說有攔路搶劫的。
慢慢地，所有這些能進嘴的東西都越來越難找了，原因很簡單，全國有六億雙眼睛在找它們。到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我記得發生了兩件事，一是我媽浮腫了。她為全家尋覓來那麽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卻浮腫了，小腿虛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個深坑，很久不會復原。其實這還算輕的，農村好多婦女餓得患了子宮下垂病，子宮從陰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掙紮著開出了紅色小花，因為隔著遠，沒看清楚是什麽花。雨滴追逐著雨滴，落在我陽台盆栽道裏墜下來，用公家免費發放的子宮托托住後才能勉強行走。媽是把吃食勻給我爹和我了。我爹當搬運工，拉人力車，這個活計俗話叫“毀人爐”，幹長了身體會熬垮，所以搬運工們即使再窮，吃飯時都不心疼，二兩小酒，一盤豬頭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難時期，豬頭肉是吃不上了，媽隻有從牙縫裏省出來一點糧食貼給我爹。我爹知道媽得浮腫病後，很心疼，從此吃飯時逼著我媽先吃。
我記得的第二件事是顏伯伯下了狠心，動用了顏家的老底兒，買了兩麻袋紅薯幹，給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說，再難，也要讓兩家人熬過這個荒年!兩袋薯幹共花了250元，這在當時可以買到三間新瓦房了。顏伯伯工資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師中最高的。但他們夫妻兩個都不會“扣著”過日子，比如他喜歡聽京戲，來北陰市後，這兒沒有京劇團，他就改聽漢劇並很快迷上了。據他說漢劇叫漢調二皇，實際是京劇和所有皮黃腔係劇種的真正源頭哩。他雖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歡豫劇，說豫劇唱腔太吵，戲詞太土，而漢劇的戲詞較為文雅，其劇目如祭風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厭。他每個周六都要帶家人去看戲，如果不坐人力三輪的話，就一家三口手拉著手走著去，在我們城市也是一道景觀，因為那時不興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顏伯伯也帶我去過幾次。他到了戲院門口後不用到售票處去買票，找一個賣瓜子的老頭買幾包瓜子和一盤精緻點心，不用他張口要，老頭就會主動把買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給他。這種做派，這種奢侈，在我爹媽看來簡直是不可原諒的，我媽經常勸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這樣大手大腳，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災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後仍是我行我素。事實證明了我媽的遠見，等災年來臨時，顏家幾乎沒有什麽積蓄。顏伯伯決定買這兩袋保命糧，也是傾囊而為了。
可惜他的決策太晚，兩袋紅薯幹全沒派上用場。那時國家政策已經變了，給農民們分了自留地，結果，形勢好轉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們就能吃飽飯了，我媽的浮腫病也很快痊癒。再沒人願意吃那些陳年紅薯幹，顏家的那袋紅薯幹生了蟲，被顏哲拖出來扔到垃圾場。我家那袋，我媽當然捨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鍋，逼著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對紅薯幹徹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顏哲：
“都怨顏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紅薯幹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裏泛酸水。”
我還威脅他，下次我媽要是再逼我吃煮紅薯幹，我就端到顏家和他換著吃。顏哲聽著我“忘恩負義”的指責，隻是笑，說：
“行啊，你就端來，咱倆換著吃吧。我這麽長時間沒吃，有點饞它了。”
三年困難時期，顏伯伯常常供著我爹吸菸。那年頭什麽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菸、火柴、奶粉、白糖、針、頭髮卡子……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顏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雖然淪落，還享受著高級知識分子待遇，有定量供應的食油票、糖票和煙票。但誰都沒想到，後來為此鬧了很大一場風波，導致我爹和顏伯伯基本上斷交。
公平說來，這事絲毫不怪顏伯伯，全怪我爹。其實也不怪我爹，因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別人自覺和厚道――我這麽說，隻會越說越糊塗，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時期，街坊上的菸鬼們打熬不住了，就會結伴到顏家，顏伯伯總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橋”香菸散發，讓每人吸一兩隻，多少解解癮。大夥兒把這起了個很貼切的名字，叫“香菸吃大戶”，因為在中原地帶的歷史上，災年來臨時窮人總要結著夥子到富人家強吃強喝，叫做“吃大戶”。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覺得難為情。顏先生菸癮也不小，來討煙的菸鬼又多，他一個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夠吸呢。後來我爹執意不再參加這樣的會餐。弄得顏伯伯很納悶，一再問我媽：郭家兄弟是不是對我有啥意見?咋不來我家吃大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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慢慢地，所有這些能進嘴的東西都越來越難找了，原因很簡單，全國有六億雙眼睛在找它們。到三年困難時期的最後一年，我記得發生了兩件事，一是我媽浮腫了。她為全家尋覓來那麽多的吃食，但她本人卻浮腫了，小腿虛胖，用手一摁就摁出一個深坑，很久不會復原。其實這還算輕的，農村好多婦女餓得患了子宮下垂病，子宮從陰出嫩芽， 奇怪的是有一盆居然掙紮著開出了紅色小花，因為隔著遠，沒看清楚是什麽花。雨滴追逐著雨滴，落在我陽台盆栽道裏墜下來，用公家免費發放的子宮托托住後才能勉強行走。媽是把吃食勻給我爹和我了。我爹當搬運工，拉人力車，這個活計俗話叫“毀人爐”，幹長了身體會熬垮，所以搬運工們即使再窮，吃飯時都不心疼，二兩小酒，一盤豬頭肉是少不了的。三年困難時期，豬頭肉是吃不上了，媽隻有從牙縫裏省出來一點糧食貼給我爹。我爹知道媽得浮腫病後，很心疼，從此吃飯時逼著我媽先吃。
我記得的第二件事是顏伯伯下了狠心，動用了顏家的老底兒，買了兩麻袋紅薯幹，給我家一袋，他家一袋。他說，再難，也要讓兩家人熬過這個荒年!兩袋薯幹共花了250元，這在當時可以買到三間新瓦房了。顏伯伯工資很高，每月150元，是全市教師中最高的。但他們夫妻兩個都不會“扣著”過日子，比如他喜歡聽京戲，來北陰市後，這兒沒有京劇團，他就改聽漢劇並很快迷上了。據他說漢劇叫漢調二皇，實際是京劇和所有皮黃腔係劇種的真正源頭哩。他雖是本地出生，但不喜歡豫劇，說豫劇唱腔太吵，戲詞太土，而漢劇的戲詞較為文雅，其劇目如祭風台、李密降唐、九焰山等，他是百看不厭。他每個周六都要帶家人去看戲，如果不坐人力三輪的話，就一家三口手拉著手走著去，在我們城市也是一道景觀，因為那時不興男人和女人拉手的。顏伯伯也帶我去過幾次。他到了戲院門口後不用到售票處去買票，找一個賣瓜子的老頭買幾包瓜子和一盤精緻點心，不用他張口要，老頭就會主動把買好的前排好座位的票給他。這種做派，這種奢侈，在我爹媽看來簡直是不可原諒的，我媽經常勸袁阿姨：
“袁家妹子，可不能這樣大手大腳，好年景也不能忘了災年啊。”
袁阿姨平和地笑笑，以後仍是我行我素。事實證明了我媽的遠見，等災年來臨時，顏家幾乎沒有什麽積蓄。顏伯伯決定買這兩袋保命糧，也是傾囊而為了。
可惜他的決策太晚，兩袋紅薯幹全沒派上用場。那時國家政策已經變了，給農民們分了自留地，結果，形勢好轉之快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在我的印象中，不久我們就能吃飽飯了，我媽的浮腫病也很快痊癒。再沒人願意吃那些陳年紅薯幹，顏家的那袋紅薯幹生了蟲，被顏哲拖出來扔到垃圾場。我家那袋，我媽當然捨不得扔，隔三差五要煮一鍋，逼著大家吃，弄得我爹和我對紅薯幹徹底倒了胃口。我曾埋怨顏哲：
“都怨顏伯伯!都怨他!送我家的紅薯幹太多，咋吃也吃不完，弄得我整天胃裏泛酸水。”
我還威脅他，下次我媽要是再逼我吃煮紅薯幹，我就端到顏家和他換著吃。顏哲聽著我“忘恩負義”的指責，隻是笑，說：
“行啊，你就端來，咱倆換著吃吧。我這麽長時間沒吃，有點饞它了。”
三年困難時期，顏伯伯常常供著我爹吸菸。那年頭什麽都缺，不光缺吃的，也缺香菸、火柴、奶粉、白糖、針、頭髮卡子……即使有錢也買不到。顏伯伯多少算是例外，他雖然淪落，還享受著高級知識分子待遇，有定量供應的食油票、糖票和煙票。但誰都沒想到，後來為此鬧了很大一場風波，導致我爹和顏伯伯基本上斷交。
公平說來，這事絲毫不怪顏伯伯，全怪我爹。其實也不怪我爹，因為事件的起因是怪他比別人自覺和厚道――我這麽說，隻會越說越糊塗，事情是這樣的：那個時期，街坊上的菸鬼們打熬不住了，就會結伴到顏家，顏伯伯總是慷慨地掏出“白河橋”香菸散發，讓每人吸一兩隻，多少解解癮。大夥兒把這起了個很貼切的名字，叫“香菸吃大戶”，因為在中原地帶的歷史上，災年來臨時窮人總要結著夥子到富人家強吃強喝，叫做“吃大戶”。日子久了，我爹首先覺得難為情。顏先生菸癮也不小，來討煙的菸鬼又多，他一個人哪能管得全?他自己都不夠吸呢。後來我爹執意不再參加這樣的會餐。弄得顏伯伯很納悶，一再問我媽：郭家兄弟是不是對我有啥意見?咋不來我家吃大戶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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