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戰後世界資本主義進入帝國主義階段，通過《馬關條約》允許日本“在中國內地從事工藝製造”的規定，列強援引“利益均沾”的特權，競相向中國輸出資本，在中國開辦工礦企業。除開設紡織、食品輕工業和船舶修造、航運等工廠企業之外，投資重點放在鐵路、礦務、銀行等行業，以便掠奪中國的資源和侵占中國的利權。因為這些行業是控製國民經濟命脈的要害部門，列強重點投資這些部門，既是其資本輸出的需要，也是帝國主義全麵控製殖民地經濟的需要。然而，事物的發展雖不平衡，但往往是對稱的。在中國方麵，雖因甲午戰爭失敗而宣告洋務運動未能完全達到預期的目的，但資本主義經濟卻是進一步發展了，它對原料、燃料的需求量門益增加，開發速度加快和開發量加大，商品量及其運輸量很自然地以極快的速度增加著。這就促使鐵路加速籌建。本來就意圖為建造鐵路供應鐵軌的漢陽鐵廠，也就必然大力擴充其規模，改善其經營，從奄奄一息的官本官辦企業改為商資商辦了；與之相聯的煤鐵礦業也相應發展。於是甲午戰後在修建鐵路之外大力經營礦務，是在經濟規律支配下所必然出現的新的經濟形勢。清朝君臣們如張之洞、劉坤一及職位稍低的盛宣懷等輩，在經營鐵廠的同時，很自然地把辦工業的重點置於鐵路和礦務。他們一致認識到非抓緊鐵路和礦業的籌建和發展，不足以致富強的道理。而辦這些大型的、國民經濟命脈所係的鋼鐵、鐵路、礦務等工業企業，沒有在國民經濟中起樞紐作用的銀行，是難以想像的。於是，鐵路、礦務、銀行三者，成了甲午戰後洋務派頭目們辦近代企業的重點項目。而這，正好與帝國主義在華投資重點——鐵路、礦務、銀行，針鋒相對。其競爭性和民族性，不言而喻。現分別簡述之。
先談鐵路的籌建。總的說在甲午戰前鐵路的建設在清政府眼裏還是無足輕重的。甲午戰爭失敗後則不同，清帝“下詔自強”是 把修建鐵路置於首要地位的。盧漢鐵路倡議者張之洞立即響應說：“方今時勢日急，外患憑陵，日增月盛，富強之什，首以鐵路為第一要圖。”劉坤一也說：“究之富強之本，求其速、取利宏，一舉而數善備，則莫急於鐵路。”於是著手進行已經議定先造的盧漢鐵路建設。1896年12月成立鐵路總公司於上海，以公認“堪以勝任”的盛宣懷為督辦。盛宣懷為了“權操諸己”，把與帝國主義爭權放在第一位。他根據多年辦企業同洋商打交道的經驗，在上任之前即警惕他說：“洋商必欲盡占權利，一國要挾，各國爭衡，未見其利，先受其害”。這個意思是說，帝國主義對路權的危害最大。因此，他建議朝廷“籌直捷痛快辦法”，做到“權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進，剋期成功。”此方針是針對帝國主義侵權的這一點是明顯的。鐵路總公司成立後，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沙俄欲將其鐵路向南延伸，其次是牽涉到“權自我操”與否的借洋債還是招洋股問題。俄路南侵遠未見諸事實，而借洋債與招洋股卻是立即實行的事。洋務官僚們圍繞這事展開了爭論。
1896年盛宣懷與張之洞談及盧漢路時，他們即提出“官款難撥而注意商辦，洋股不準而注意華商”的主張。華商是無此資本興建這樣大的工程的，於是注意力轉到洋商頭上。當時以清廷和李鴻章為一方主張招洋股，說“洋債不及洋股容易”，應以“洋商入股為主腦”；以盛宣懷、張之洞為一方主張借洋債，盛說，招洋股築路洋人一定會“初則借路攘利，終必因路割地，後患無窮。……若借款自造，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不要海關抵押，並不必作為國債，隻須奏明盧漢鐵路招商局準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辦。分年招股還本，路利還息，便妥。”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借洋債築路可以做到權歸於已，招洋股則權必為洋人所奪。這得到張之洞的支持，張說：“路歸洋股，則路權倒持於彼；款歸洋債，則路權仍屬於我。”應該說，盛宣懷和張之洞的意見是正確的。因為比較符合民族利益。借哪一國的債為適宜？經過比較，認為比利時“國小而無大誌，借用比款利多害少”，“舍英美而就比”，較為容易做到“權操諸己”。
1897年冬，以德占膠澳，俄占旅大為始點，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浪潮，德國獲得山東膠濟等鐵路修建權，英亦覬覦粵漢路權，清政府趕速將粵漢路的修建提到議事日程，委盛宣懷為督辦。盛氏主張盧漢、粵漢二路南北同時興工，力求“急辦”，並盡可能及早向東西南北延伸，防止和減少列強的侵權。這些意圖雖未能完全達到，精神卻是可貴的，並部分地達到了目的。
其次敘述洋務運動“尾聲”中擴大礦務的情況。洋務派認識到，鐵路與鐵廠相為表裏，煤鐵礦又是它們賴以發展的基礎。上文講到，鐵廠的鋼鐵產品銷路，主要靠修建鐵路所需的鋼軌；但鐵廠如沒有源源不斷的焦煤和鐵礦砂等燃料原料，是不能開工生產的，罔談發展擴大！當時，漢陽鐵廠所需焦煤主要由英、日等國和開平煤礦供給，貨源困難，價格昂貴，不僅時有缺貨之虞，且所產鋼軌等製品成本高，價值昂於洋產，削弱了漢廠的競爭能力。為此，盛宣懷首先致力於煤礦的勘查與開採，重點且放在離漢廠較近的長江中下遊。經過勘查，證明萍鄉煤礦頗有開採價值，能達到價廉物美降低鐵廠產品成本的目的，於是1898年開始大力經營煤礦。除招股110萬兩“購機設廠，採煤煉焦，以應漢廠之用”外，又向禮和洋行借款400萬馬克。1901年因需設鐵路運煤，又添招200萬兩，其中江西紳商附搭50萬兩，招商局搭股100萬兩，淨商股140萬兩。有了這些資本，萍鄉煤礦的建設與開採還是比較順利的，對於後來“擴充鋼鐵”廠起了很大作用，抵製洋煤侵利在意中了。盛宣懷在講述從覓煤以至於辦成萍礦的艱苦歷穆時說：“接辦伊始，兩爐甫成，而無煤可用，一麵忍痛購運開平煤，一麵試挖萍鄉煤。蓋聞長江之水含硫質，產煤皆不合煉鐵用，越洞庭而得萍鐵（煤），始願乃償。初用土法，終之以機爐；初用小舟，終之以鐵道。不知幾費經營，克底於成。”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敘述。有人說，萍鄉煤礦由於德國資本滲入，故相當大程度是德人“執政”。這不是事實。從資本來源看，除400萬馬克德款外，均為華資；德國借款占萍礦資本比例很小，且此款係用招商局房棧作押，所以德國勢力並未因貸款關係而對礦業有多少滲透。因而談不上達到“德人執政”的程度。它的民族性無可非議。至於後來日本勢力滲入漢冶萍公司，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本書論述範圍，這裏不加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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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談鐵路的籌建。總的說在甲午戰前鐵路的建設在清政府眼裏還是無足輕重的。甲午戰爭失敗後則不同，清帝“下詔自強”是 把修建鐵路置於首要地位的。盧漢鐵路倡議者張之洞立即響應說：“方今時勢日急，外患憑陵，日增月盛，富強之什，首以鐵路為第一要圖。”劉坤一也說：“究之富強之本，求其速、取利宏，一舉而數善備，則莫急於鐵路。”於是著手進行已經議定先造的盧漢鐵路建設。1896年12月成立鐵路總公司於上海，以公認“堪以勝任”的盛宣懷為督辦。盛宣懷為了“權操諸己”，把與帝國主義爭權放在第一位。他根據多年辦企業同洋商打交道的經驗，在上任之前即警惕他說：“洋商必欲盡占權利，一國要挾，各國爭衡，未見其利，先受其害”。這個意思是說，帝國主義對路權的危害最大。因此，他建議朝廷“籌直捷痛快辦法”，做到“權自我操，利不外溢，循序而進，剋期成功。”此方針是針對帝國主義侵權的這一點是明顯的。鐵路總公司成立後，首先碰到的問題是：沙俄欲將其鐵路向南延伸，其次是牽涉到“權自我操”與否的借洋債還是招洋股問題。俄路南侵遠未見諸事實，而借洋債與招洋股卻是立即實行的事。洋務官僚們圍繞這事展開了爭論。
1896年盛宣懷與張之洞談及盧漢路時，他們即提出“官款難撥而注意商辦，洋股不準而注意華商”的主張。華商是無此資本興建這樣大的工程的，於是注意力轉到洋商頭上。當時以清廷和李鴻章為一方主張招洋股，說“洋債不及洋股容易”，應以“洋商入股為主腦”；以盛宣懷、張之洞為一方主張借洋債，盛說，招洋股築路洋人一定會“初則借路攘利，終必因路割地，後患無窮。……若借款自造，債是洋債，路是華路，不要海關抵押，並不必作為國債，隻須奏明盧漢鐵路招商局準其借用洋款，以路作保，悉由商局承辦。分年招股還本，路利還息，便妥。”這段話的中心意思是，借洋債築路可以做到權歸於已，招洋股則權必為洋人所奪。這得到張之洞的支持，張說：“路歸洋股，則路權倒持於彼；款歸洋債，則路權仍屬於我。”應該說，盛宣懷和張之洞的意見是正確的。因為比較符合民族利益。借哪一國的債為適宜？經過比較，認為比利時“國小而無大誌，借用比款利多害少”，“舍英美而就比”，較為容易做到“權操諸己”。
1897年冬，以德占膠澳，俄占旅大為始點，列強掀起瓜分中國的浪潮，德國獲得山東膠濟等鐵路修建權，英亦覬覦粵漢路權，清政府趕速將粵漢路的修建提到議事日程，委盛宣懷為督辦。盛氏主張盧漢、粵漢二路南北同時興工，力求“急辦”，並盡可能及早向東西南北延伸，防止和減少列強的侵權。這些意圖雖未能完全達到，精神卻是可貴的，並部分地達到了目的。
其次敘述洋務運動“尾聲”中擴大礦務的情況。洋務派認識到，鐵路與鐵廠相為表裏，煤鐵礦又是它們賴以發展的基礎。上文講到，鐵廠的鋼鐵產品銷路，主要靠修建鐵路所需的鋼軌；但鐵廠如沒有源源不斷的焦煤和鐵礦砂等燃料原料，是不能開工生產的，罔談發展擴大！當時，漢陽鐵廠所需焦煤主要由英、日等國和開平煤礦供給，貨源困難，價格昂貴，不僅時有缺貨之虞，且所產鋼軌等製品成本高，價值昂於洋產，削弱了漢廠的競爭能力。為此，盛宣懷首先致力於煤礦的勘查與開採，重點且放在離漢廠較近的長江中下遊。經過勘查，證明萍鄉煤礦頗有開採價值，能達到價廉物美降低鐵廠產品成本的目的，於是1898年開始大力經營煤礦。除招股110萬兩“購機設廠，採煤煉焦，以應漢廠之用”外，又向禮和洋行借款400萬馬克。1901年因需設鐵路運煤，又添招200萬兩，其中江西紳商附搭50萬兩，招商局搭股100萬兩，淨商股140萬兩。有了這些資本，萍鄉煤礦的建設與開採還是比較順利的，對於後來“擴充鋼鐵”廠起了很大作用，抵製洋煤侵利在意中了。盛宣懷在講述從覓煤以至於辦成萍礦的艱苦歷穆時說：“接辦伊始，兩爐甫成，而無煤可用，一麵忍痛購運開平煤，一麵試挖萍鄉煤。蓋聞長江之水含硫質，產煤皆不合煉鐵用，越洞庭而得萍鐵（煤），始願乃償。初用土法，終之以機爐；初用小舟，終之以鐵道。不知幾費經營，克底於成。”這是符合實際情況的敘述。有人說，萍鄉煤礦由於德國資本滲入，故相當大程度是德人“執政”。這不是事實。從資本來源看，除400萬馬克德款外，均為華資；德國借款占萍礦資本比例很小，且此款係用招商局房棧作押，所以德國勢力並未因貸款關係而對礦業有多少滲透。因而談不上達到“德人執政”的程度。它的民族性無可非議。至於後來日本勢力滲入漢冶萍公司，那是另一回事，不在本書論述範圍，這裏不加評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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