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洋務派為了拯救封建統治卻發展了與封建製度對立的資本主義，這是他們根本沒有料到的。洋務派是一個很複雜的集團，在其產生時，其成員由部分頑固官僚、地主階級改革派和買辦傾向較濃的士紳等幾種類型的人轉化而來。他們各個人的想法和參與洋務活動的角度不盡相同，但向西方學習科學技術特別是軍事技術，以便把農民革命運動迅速鎮壓下去，維護清王朝的垂危統治這一點是一致的。他們在使用和製造新的軍事技術軍用火炮鎮壓人民革命來解決地主與農民之間對抗矛盾的過程中，卻不自覺地發展了新的生產力。江南、天津等製造局，既製造軍需品，也製造和修理商船，所造機器工具如馬達、車床等，除供軍工需要外，不少是供給民用的；翻譯館所譯圖書，大部分是關於數學、電學、化學、光學、聲學、農學、礦學等科技書，對新的生產力發展起著積極的作用。大機器生產帶來了資本主義經濟關係，洋務派中多數人特別是從頑固官僚轉化過來的那部分人，根本沒有料想到，這種變化，也沒有想到去解決資本主義發展趨勢與封建主義束縛之間的矛盾。這就使洋務派在順應歷史潮流的同時又蘊藏著阻礙潮流前進的因素。
19世紀70年代中期，人民革命起義被鎮壓，國內階級矛盾柑對緩和，而由於日本侵台和沙俄侵占伊犁等列強的武裝入侵，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在此形勢變化麵前，洋務派仍能正確反映和適應這種變化，調整了政治路線，由多年的製內為主一變而為抵禦外敵為主。這是由兩個方麵著手進行的，即一方麵大辦海軍和新式的練軍，以便在戰場上角勝；另一方麵在經濟上大力舉辦輪船航運、電線和煤鐵銅鉛礦務、紡織等民用工業企業，以便在市場上與洋商較量達到“分洋商之利”以致富的目的。這說明此時洋務派無論在軍事建設還是在經濟活動中，都是反映歷史要求的。在洋務運動發展的新階段中，除原有的洋務派成員外，又有大批買辦商人和具有維新思想或有這種傾向的人參加進來。這批人與原來的洋務派人員一起，構成了新的洋務派集團。這個集團中各個人參加洋務活動的動機目的雖各種各樣，他們之間也存在各種矛盾，但絕大多數人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對外抵製這個基本點上，是一致的。
洋務派之所以在70年代能比較正確反映洋務運動發展的要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從洋務大官僚說，他們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外敵當前一定要力求抵禦，抵禦就必須加強軍事力量，於是必然要大力經營海陸軍和海防邊防；在進一步發展軍用工業的同時，必然導致民用工業的籌辦，這是為解決軍用工業原料、燃料和運輸的需要，也是出於“致富”的需要，不富，“強”也是不可靠的。要辦民用工業，非有大量資本不可，而這絕非財源匱乏的清政府所能籌集的，而需要集商資，集商資以辦企業就意味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這一邏輯過程，雖非洋務官僚所預期，卻是歷史的必然。從一般的洋務派成員、特別是有維新傾向的知識分子和買辦商人出身的人來說，他們中大多數既是明確要求抵禦外侮和與洋商進行商戰的主張者，又是明確以追求剩餘價值、高額利潤為目的者，他們的言行當然會促進洋務運動按正常規律發展。其二，洋務官僚既然是為拯救清朝垂危的封建統治，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自然的有格格不入的一麵，而時加扼製，但這遭到買辦、商人、維新知識分子等參與洋務活動的人的反對。例如當李鴻章等人企圖用官場的辦法來幹預輪船招商局的經營管理時，當時任商總辦的唐廷樞、徐潤立即稟告：“按照買賣常規，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而斷然加以拒絕。可見，祥務官僚有反映洋務運動發展要求的一麵，也有違反的一麵，但他們不能違反歷史總趨勢。經過洋務派內部的鬥爭，其結果在70—80年代還是基本上符合這個歷史總趨勢的。然而，洋務官僚是有權力的，因而他們常常處於矛盾鬥爭的主導方麵，這就有可能違反洋務運動發展的要求。果然，洋務官僚對企業的“官督”逐步加強，對企業“報效”等要求加多，一變前期維持多於控製的方針，而對企業時加摧抑，使企業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加上在中法戰爭中少數洋務官僚的妥協表現，既違反資本主義發展要求，又違反對外抵禦要求，尤其是當運動發展到一定時期需要民主政治製度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時，洋務官僚就再也不前進了。到這時，洋務派這一集團就趨於破裂而分道揚鑣。他們中有的人更傾向於自己獨立經營企業，有的人更注重政治上改革而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是有自己的發展規律的，洋務派的主張有正確反映這個規律的一麵，但反映發展規律的正確程度是不一樣的。如前文所說，在其前期，洋務派辦近代軍用工業及相應的設施，是順應時代潮流的。70—80年代洋務派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有違反規律的一麵，這“一麵”，在各個時期不一樣，中法戰前正確多於“違反”，中法戰爭以後，“違反”多於“正確”，逐步導致“正確反映”的一麵的消失。這就使洋務運動不得不以失敗告終。
由此可見，洋務派與洋務運動有一致性，但也有區別，不能把二者劃等號地混為一談。因此，洋務派的一切行為，不能完全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洋務派的某些人例如李鴻章的言行、特別是他的錯誤言行，更不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多年來貶低洋務運動，往往是由於他們把洋務派及其中某些個人的錯誤言行完全放在洋務運動的頭上所造成的。因此，既要看到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一致性，也必須對二者加以區別，才能較為正確地認識洋務運動並做出公允的評價和結論。下麵將從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上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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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紀70年代中期，人民革命起義被鎮壓，國內階級矛盾柑對緩和，而由於日本侵台和沙俄侵占伊犁等列強的武裝入侵，民族矛盾上升為社會主要矛盾。在此形勢變化麵前，洋務派仍能正確反映和適應這種變化，調整了政治路線，由多年的製內為主一變而為抵禦外敵為主。這是由兩個方麵著手進行的，即一方麵大辦海軍和新式的練軍，以便在戰場上角勝；另一方麵在經濟上大力舉辦輪船航運、電線和煤鐵銅鉛礦務、紡織等民用工業企業，以便在市場上與洋商較量達到“分洋商之利”以致富的目的。這說明此時洋務派無論在軍事建設還是在經濟活動中，都是反映歷史要求的。在洋務運動發展的新階段中，除原有的洋務派成員外，又有大批買辦商人和具有維新思想或有這種傾向的人參加進來。這批人與原來的洋務派人員一起，構成了新的洋務派集團。這個集團中各個人參加洋務活動的動機目的雖各種各樣，他們之間也存在各種矛盾，但絕大多數人在軍事上和經濟上的對外抵製這個基本點上，是一致的。
洋務派之所以在70年代能比較正確反映洋務運動發展的要求，主要原因有二。其一，從洋務大官僚說，他們為了維護清朝封建統治，外敵當前一定要力求抵禦，抵禦就必須加強軍事力量，於是必然要大力經營海陸軍和海防邊防；在進一步發展軍用工業的同時，必然導致民用工業的籌辦，這是為解決軍用工業原料、燃料和運輸的需要，也是出於“致富”的需要，不富，“強”也是不可靠的。要辦民用工業，非有大量資本不可，而這絕非財源匱乏的清政府所能籌集的，而需要集商資，集商資以辦企業就意味資本主義關係的發展。這一邏輯過程，雖非洋務官僚所預期，卻是歷史的必然。從一般的洋務派成員、特別是有維新傾向的知識分子和買辦商人出身的人來說，他們中大多數既是明確要求抵禦外侮和與洋商進行商戰的主張者，又是明確以追求剩餘價值、高額利潤為目的者，他們的言行當然會促進洋務運動按正常規律發展。其二，洋務官僚既然是為拯救清朝垂危的封建統治，對資本主義的發展很自然的有格格不入的一麵，而時加扼製，但這遭到買辦、商人、維新知識分子等參與洋務活動的人的反對。例如當李鴻章等人企圖用官場的辦法來幹預輪船招商局的經營管理時，當時任商總辦的唐廷樞、徐潤立即稟告：“按照買賣常規，局務由商任，不便由官任”，而斷然加以拒絕。可見，祥務官僚有反映洋務運動發展要求的一麵，也有違反的一麵，但他們不能違反歷史總趨勢。經過洋務派內部的鬥爭，其結果在70—80年代還是基本上符合這個歷史總趨勢的。然而，洋務官僚是有權力的，因而他們常常處於矛盾鬥爭的主導方麵，這就有可能違反洋務運動發展的要求。果然，洋務官僚對企業的“官督”逐步加強，對企業“報效”等要求加多，一變前期維持多於控製的方針，而對企業時加摧抑，使企業不能得到應有的發展；加上在中法戰爭中少數洋務官僚的妥協表現，既違反資本主義發展要求，又違反對外抵禦要求，尤其是當運動發展到一定時期需要民主政治製度來適應資本主義發展時，洋務官僚就再也不前進了。到這時，洋務派這一集團就趨於破裂而分道揚鑣。他們中有的人更傾向於自己獨立經營企業，有的人更注重政治上改革而成為資產階級改良派。
由此可見，洋務運動是有自己的發展規律的，洋務派的主張有正確反映這個規律的一麵，但反映發展規律的正確程度是不一樣的。如前文所說，在其前期，洋務派辦近代軍用工業及相應的設施，是順應時代潮流的。70—80年代洋務派的主張基本上是正確的；但也有違反規律的一麵，這“一麵”，在各個時期不一樣，中法戰前正確多於“違反”，中法戰爭以後，“違反”多於“正確”，逐步導致“正確反映”的一麵的消失。這就使洋務運動不得不以失敗告終。
由此可見，洋務派與洋務運動有一致性，但也有區別，不能把二者劃等號地混為一談。因此，洋務派的一切行為，不能完全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洋務派的某些人例如李鴻章的言行、特別是他的錯誤言行，更不能算在洋務運動的帳上。多年來貶低洋務運動，往往是由於他們把洋務派及其中某些個人的錯誤言行完全放在洋務運動的頭上所造成的。因此，既要看到洋務派與洋務運動的一致性，也必須對二者加以區別，才能較為正確地認識洋務運動並做出公允的評價和結論。下麵將從洋務運動與外交的關係上進一步說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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