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個電報學堂要數天津電報學堂了。1880年津沽電線架設之初，李鴻章即於是年10月派員在天津設立電報學堂，聘丹麥大北電報公司洋人來華“教習電學打報工作”。李鴻章認為，自己設學堂培養電報人才，可以做到“自行經理，庶幾權自我操，持久不敝”。可見設電報學堂是為電報業利權能握於自己手中。事實上，天津電報學堂在電報事業發展中的作用是很大的。隨著津滬、滬漢、滬浙閩粵等電線的架設，對電報人才的需求甚力迫切，一時“皆由天津學堂隨時撥往”。因學生供不應求，於是又促進了學堂的發展，在一年之後，天津電報學堂即“招諳習英文學生四、五十名一體教習。”但仍不敷用，左宗棠於1882年在南京設同文電學館，此學館採取淘汰製，所招學習電報的幼童，先是寬其人數，而後在學的過程中考其資質，做到“聰穎者留，魯鈍者去”。1883年電報向全國各省推廣，到處需才，在上海成立了較大的電報學堂，從此，上海實際上成為訓練電報人才的中心。誠如李鴻章所說，“因推廣各省電線，在上海添設電報學堂教習學生”，以分撥各地值報。
實學館 具有名實相副的實業學堂意義的實學館之設，當推廣東為先，倡之者是兩廣總督劉坤一。他鑑於廣東同文館生徒僅學外國語言文字，不務實業之學，且“專用旗人子弟，一味訓課時文，雖仍聘一英員教習，略存其名”的“毫無實際”的教訓，認為當前形勢發展，務實的“西學館之設，誠為急務”。乃於1876年“以銀八萬元購買黃埔船澳為將來擴充機器局及開設西學館地步”。這種西學館的特點，“自不在外洋語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實際為是”。劉坤一為辦好這種西學館捐銀15萬兩。廣州西學館雖為劉坤一所提倡，卻成於後來任總督的張樹聲。張氏在論述辦西學館的目的時說：中國“開廠造船，設局簡器，講求效法，積有歲年。而步其後塵，不能齊驅競捷；得其形似，不能開逕自行。則以西學入門層累曲折，皆有至理，不從學堂出者，大抵皮毛襲之，枝節為之，能知其所當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他認為隻有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才能有所創造。於是利用劉坤一的15萬兩銀子，勘得黃埔對河之長洲地方，購有西人船塢，船塢中有輪機，“可為考證學業之資”。 1880年冬開始興工，一年後竣工開館。取名“實學館”。學生主要學習製造。聘在籍丁憂之翰林院編修廖廷相總辦館務。他說這樣，“稱名正而言之順，任人正而學者從”。
1878年劉坤一原在廣州機器局附設有西學館，半天學習理論知識半天參加製造等勞動。劉坤一對於張樹聲另設西學館頗育微詞，他在《復黎召民》函中說：“張振帥奏開西學館，而指明先學製造。然溫瓞園所辦之局，非製造而何？何以不就現在振頓，而必另開一館？是否別有深意？”這實際上是反映湘淮係之間的矛盾。
廣州實學館的教學方針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一點張樹聲講得頗為明確，他與人書雲：“駕駛之材，雖始於學堂，而必成於練船；且學堂功課又自分途，此學問之所以不可不分流別也。中國言西法，往往襲其皮毛，不求實用，誠不獨詩賦策論為然矣。”但實際情況在開館之後並不如張樹聲的預期，學生主要“肄習西洋語文、算法，……此外有關兵事諸端，未能肄及。”1884年張之洞繼任兩廣總督後，“察看該館生徒學業，尚堪造就，改名博學館”，意思是比之實學館的肄習內容要廣泛一些。1887年張之洞以“廣東南洋要衝，邊海兼籌，應儲水陸師器使之材，較他省為尤急。”必須擴充新式海陸軍，乃就實學館原址增地建舍，改為水陸師學堂。這將在下節專題敘述。
實學館改為水陸師學堂後，廣東於1889年另外設立西藝學堂，分設礦學、電學、化學、植物學、公法學等五種專業，額設150名。張之洞認為，這五種專業，“皆足以資自強而裨交涉”。於是，西藝學堂的籌備工作加速進行。張之洞電請出使英國大臣劉瑞芬分別募請上述五種教習。除電學教師一時未僱請外，所聘有公法律例教師赫爾伯特、植物學教師葛路模、化學教習駱丙生、礦學教習巴庚生等四人。前三人雇聘合同三年為期，每月工薪40餘鎊到70餘鎊不等，巴庚生最高，年薪1000鎊，月合80餘鎊。之所以如此，因巴庚生“銅鐵錫礦學、化學皆精”，既是學生出身，又是經驗豐富的“開礦有效”者。這些洋教習，因張之洞調鄂督而隨之赴鄂。張之洞在創辦漢陽鐵政局時，復設立了礦學、化學等學堂。
比廣東稍晚設立的實業學堂尚有一些，例如1883年吉林設立的表正書院，1887年台灣設立的西學堂等。
表正書院是督辦寧古塔等處事宜的吳大澂所倡辦，委令“數理精深，又能循循善誘”的江蘇候補知縣了乃文總司教習事宜，候選從九品廖嘉緩為分教習。該書院在吉林機器製造局東偏隙地蓋造房屋26間，由總辦機器局的江蘇候補同知朱春鰲經理其事。據吳大澂說：學生來源係由“吉林府教授衙門送滿漢生童三十餘名住院肄業，專令學習算法”；“該生童等有誌向學，漸入門徑，頗有可造之材，將來日進有功，與機器製造測量諸法，觸類可通。”學習是頗有成效的。由上可見，表正書院的興辦與學習，是同軍用的製造局密切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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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學館 具有名實相副的實業學堂意義的實學館之設，當推廣東為先，倡之者是兩廣總督劉坤一。他鑑於廣東同文館生徒僅學外國語言文字，不務實業之學，且“專用旗人子弟，一味訓課時文，雖仍聘一英員教習，略存其名”的“毫無實際”的教訓，認為當前形勢發展，務實的“西學館之設，誠為急務”。乃於1876年“以銀八萬元購買黃埔船澳為將來擴充機器局及開設西學館地步”。這種西學館的特點，“自不在外洋語言文字之末，以力求實際為是”。劉坤一為辦好這種西學館捐銀15萬兩。廣州西學館雖為劉坤一所提倡，卻成於後來任總督的張樹聲。張氏在論述辦西學館的目的時說：中國“開廠造船，設局簡器，講求效法，積有歲年。而步其後塵，不能齊驅競捷；得其形似，不能開逕自行。則以西學入門層累曲折，皆有至理，不從學堂出者，大抵皮毛襲之，枝節為之，能知其所當然，不能明其所以然也。”他認為隻有學習西方科學技術知識，才能有所創造。於是利用劉坤一的15萬兩銀子，勘得黃埔對河之長洲地方，購有西人船塢，船塢中有輪機，“可為考證學業之資”。 1880年冬開始興工，一年後竣工開館。取名“實學館”。學生主要學習製造。聘在籍丁憂之翰林院編修廖廷相總辦館務。他說這樣，“稱名正而言之順，任人正而學者從”。
1878年劉坤一原在廣州機器局附設有西學館，半天學習理論知識半天參加製造等勞動。劉坤一對於張樹聲另設西學館頗育微詞，他在《復黎召民》函中說：“張振帥奏開西學館，而指明先學製造。然溫瓞園所辦之局，非製造而何？何以不就現在振頓，而必另開一館？是否別有深意？”這實際上是反映湘淮係之間的矛盾。
廣州實學館的教學方針是理論與實際相結合。這一點張樹聲講得頗為明確，他與人書雲：“駕駛之材，雖始於學堂，而必成於練船；且學堂功課又自分途，此學問之所以不可不分流別也。中國言西法，往往襲其皮毛，不求實用，誠不獨詩賦策論為然矣。”但實際情況在開館之後並不如張樹聲的預期，學生主要“肄習西洋語文、算法，……此外有關兵事諸端，未能肄及。”1884年張之洞繼任兩廣總督後，“察看該館生徒學業，尚堪造就，改名博學館”，意思是比之實學館的肄習內容要廣泛一些。1887年張之洞以“廣東南洋要衝，邊海兼籌，應儲水陸師器使之材，較他省為尤急。”必須擴充新式海陸軍，乃就實學館原址增地建舍，改為水陸師學堂。這將在下節專題敘述。
實學館改為水陸師學堂後，廣東於1889年另外設立西藝學堂，分設礦學、電學、化學、植物學、公法學等五種專業，額設150名。張之洞認為，這五種專業，“皆足以資自強而裨交涉”。於是，西藝學堂的籌備工作加速進行。張之洞電請出使英國大臣劉瑞芬分別募請上述五種教習。除電學教師一時未僱請外，所聘有公法律例教師赫爾伯特、植物學教師葛路模、化學教習駱丙生、礦學教習巴庚生等四人。前三人雇聘合同三年為期，每月工薪40餘鎊到70餘鎊不等，巴庚生最高，年薪1000鎊，月合80餘鎊。之所以如此，因巴庚生“銅鐵錫礦學、化學皆精”，既是學生出身，又是經驗豐富的“開礦有效”者。這些洋教習，因張之洞調鄂督而隨之赴鄂。張之洞在創辦漢陽鐵政局時，復設立了礦學、化學等學堂。
比廣東稍晚設立的實業學堂尚有一些，例如1883年吉林設立的表正書院，1887年台灣設立的西學堂等。
表正書院是督辦寧古塔等處事宜的吳大澂所倡辦，委令“數理精深，又能循循善誘”的江蘇候補知縣了乃文總司教習事宜，候選從九品廖嘉緩為分教習。該書院在吉林機器製造局東偏隙地蓋造房屋26間，由總辦機器局的江蘇候補同知朱春鰲經理其事。據吳大澂說：學生來源係由“吉林府教授衙門送滿漢生童三十餘名住院肄業，專令學習算法”；“該生童等有誌向學，漸入門徑，頗有可造之材，將來日進有功，與機器製造測量諸法，觸類可通。”學習是頗有成效的。由上可見，表正書院的興辦與學習，是同軍用的製造局密切攸關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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