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次，為了有效地進行競爭，華盛廠又作了一係列規定和措施。（1）華盛總廠及其分廠，均“商本商辦，屏除一切官氣。……所有以前稟批各案，今昔情形不同，未可為憑，以此次稟定章程為準，以歸劃一。”這裏以此次“章程為準”一語很重要，因為“此次章程”
比之以前的章程，在用人、管理等各個方麵，均有改進。除上述“屏除一切官氣”和在用人方麵“不得徇情濫用”等已能說明一些問題外，從全文看，更體現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辦企業的原則，也就是一切措施服從於追逐利潤的原則。（2）為降低產品出售價格，稟定照光緒八年織布局的條例，這就是“在上海本地零星出售，應照中西通例免完稅厘；由上海徑運內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內地，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免納子口半稅），概免內地稅厘”。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總理衙門企圖要華盛產品在新關繳納正稅之外，與洋貨同例地納子口半稅。盛宣懷堅持認為不可，指出，完一正稅概免內地稅厘各稅，是為了更好地“敵洋製”，如果稅與“洋製”一樣，一方麵失信於商民，“使人寒心”，另一方麵，“洋商長袖善舞，華商力薄，相形必繼，此後恐隻有洋人添廠矣”。另外，華盛廠按原規定，為了歸還欠款每紗一包捐銀一兩，此數正好與半稅相當。如果既捐一商，又納半稅，成本必高，何以“敵洋製”！如完半稅而停一兩之捐，那50萬兩商本何以歸還？商本不還，又將失信於華商。那“華商將視奏案如並髦，何以勸眾”。盛宣懷的這些話都對民族紡織工業的發展起著有利的作用。
華盛紡織總廠於1894年10月開工時，布機750架，紗錠6.5萬枚。同年，裕源紗廠開車，紗錠2.5萬枚；翌年華新、大純和裕晉亦先後開車。華盛的10個分廠雖未能均設，所購備的布機、紗錠數與預計算距離也較遠。其中因素很多，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很重要原因。正當華盛規復開工之時，中日戰爭爆發了，投資者裹足，機器、原料和成品等進出口也受影響；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因條約中有外國可在中國從事工藝製造之條，洋商紛紛到上海等處設立紗廠和織布廠，楊樹浦地段“洋廠林立，華廠獨受其擠，月須虧折數千金，斷難久支。”裕晉稟請售與德商，其他亦岌岌可危，華盛機器獨多，虧折尤甚，乃於1900年全盤售與集成公司，計價210萬兩。民族工業被帝國主義摧折，於此可見一斑。
五、湖北紡織官局
五、湖北紡織官局
張之洞在湖北所設紡織工廠的規模，僅次於上海紡織工業。其月的與蘭州織呢局、上海織布局、華盛紡織總廠一樣，是為了求富和保利權。為此，他在19世紀90年代在武漢設立了織布官局、紡紗官局、繅絲局，這裏主要介紹織布局與紡紗局。
湖北織布官局 1888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擬在廣東設立紡紗織布官局，因其調任湖廣總督而隨之移設於湖北，成為湖北織布官局。張之洞在向清廷請設紡織局說：“中國之財溢於外洋者，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洋紗縷細且長，織成布幅，廣闊較之土布，一匹可抵數匹之用；紡紗、染紗、軋花、提花，悉用機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價廉，銷售日廣。”致使中國“耕織交病，民生日蹙，再過十年，何堪設想。”非趕快設立機器紡織工廠不足以塞漏巵、挽利權。他計劃生產7種布，其中3種布全用中國自產的棉花，另4種較為上等的細布，參用一半美國棉花，以7種布統計約參用洋花三成。張氏很有信心地說：中國“工價較之外洋既賤，成布即可出售，又省往返運費，其獲利自當勝於洋人。”
指導思想明確，乃請駐英公使劉瑞芬訂購布機1000張紗錠3萬枚和相應的各種機器；選廠址於省城文昌門外，於1890年3月興工建造廠房。用銀近百萬兩，全由宮籌措，官本官辦。1892年11月工廠竣工，隨即開機，首先紡紗，日出紗100擔，售價頗佳，次年初布機始開織。據張之洞說：“所織布匹甚為堅潔適用，所紡棉紗堅韌有力，遠勝洋紗，銷路頗暢。”紗“銷路頗暢”確是如此，但布機在開工一年多之後，即積壓布5萬餘匹，紗在洋紗競爭下也有少量積存，這就使流動資本周轉發生困難。所以蔡錫勇等人說：“此局雖有利，惟活本太少，借息太重，難操勝算。”如何解決困境呢？他們的意見是招商承辦。一則說：“憲台有招商承辦之意，自屬至當。官辦終無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過2月又說：布已積存至七萬餘匹，“終難起色，亟盼招商早日承辦。”“官辦終無大起色”，這似乎成了洋務企業的通病。這一點在湖北織布局開工生產之初，《捷報》記者就看出了它的前途不妙。他寫道：
“張總督打算使中國不依靠洋紗洋布的想望已接近實現。這種打算本來是合宜的，而且無人阻礙中國能反過來將紗布運至外洋各國盈利——隻可惜這些事業都由官辦，官辦就不會有前途了。”
官辦之所以“不會有前途”，根本原因在於用封建衙門方式來管理近代企業，官吏們視企業如官場無切身的經濟利害關係，他們對近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一竅不通，既不會精打細算，千方百計降低成本和推銷產品，也不會使生產流通靈活運轉，以加強競爭力。他們對此往往“若秦人視趙人之肥瘠”似的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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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之以前的章程，在用人、管理等各個方麵，均有改進。除上述“屏除一切官氣”和在用人方麵“不得徇情濫用”等已能說明一些問題外，從全文看，更體現按資本主義經濟規律辦企業的原則，也就是一切措施服從於追逐利潤的原則。（2）為降低產品出售價格，稟定照光緒八年織布局的條例，這就是“在上海本地零星出售，應照中西通例免完稅厘；由上海徑運內地及分運通商他口轉入內地，均在上海新關完一正稅（免納子口半稅），概免內地稅厘”。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總理衙門企圖要華盛產品在新關繳納正稅之外，與洋貨同例地納子口半稅。盛宣懷堅持認為不可，指出，完一正稅概免內地稅厘各稅，是為了更好地“敵洋製”，如果稅與“洋製”一樣，一方麵失信於商民，“使人寒心”，另一方麵，“洋商長袖善舞，華商力薄，相形必繼，此後恐隻有洋人添廠矣”。另外，華盛廠按原規定，為了歸還欠款每紗一包捐銀一兩，此數正好與半稅相當。如果既捐一商，又納半稅，成本必高，何以“敵洋製”！如完半稅而停一兩之捐，那50萬兩商本何以歸還？商本不還，又將失信於華商。那“華商將視奏案如並髦，何以勸眾”。盛宣懷的這些話都對民族紡織工業的發展起著有利的作用。
華盛紡織總廠於1894年10月開工時，布機750架，紗錠6.5萬枚。同年，裕源紗廠開車，紗錠2.5萬枚；翌年華新、大純和裕晉亦先後開車。華盛的10個分廠雖未能均設，所購備的布機、紗錠數與預計算距離也較遠。其中因素很多，甲午中日戰爭的爆發是很重要原因。正當華盛規復開工之時，中日戰爭爆發了，投資者裹足，機器、原料和成品等進出口也受影響；1895年《馬關條約》簽訂後，因條約中有外國可在中國從事工藝製造之條，洋商紛紛到上海等處設立紗廠和織布廠，楊樹浦地段“洋廠林立，華廠獨受其擠，月須虧折數千金，斷難久支。”裕晉稟請售與德商，其他亦岌岌可危，華盛機器獨多，虧折尤甚，乃於1900年全盤售與集成公司，計價210萬兩。民族工業被帝國主義摧折，於此可見一斑。
五、湖北紡織官局
五、湖北紡織官局
張之洞在湖北所設紡織工廠的規模，僅次於上海紡織工業。其月的與蘭州織呢局、上海織布局、華盛紡織總廠一樣，是為了求富和保利權。為此，他在19世紀90年代在武漢設立了織布官局、紡紗官局、繅絲局，這裏主要介紹織布局與紡紗局。
湖北織布官局 1888年張之洞在兩廣總督任內擬在廣東設立紡紗織布官局，因其調任湖廣總督而隨之移設於湖北，成為湖北織布官局。張之洞在向清廷請設紡織局說：“中國之財溢於外洋者，洋藥而外，莫如洋布、洋紗。洋紗縷細且長，織成布幅，廣闊較之土布，一匹可抵數匹之用；紡紗、染紗、軋花、提花，悉用機器，一夫可抵百夫之力。工省價廉，銷售日廣。”致使中國“耕織交病，民生日蹙，再過十年，何堪設想。”非趕快設立機器紡織工廠不足以塞漏巵、挽利權。他計劃生產7種布，其中3種布全用中國自產的棉花，另4種較為上等的細布，參用一半美國棉花，以7種布統計約參用洋花三成。張氏很有信心地說：中國“工價較之外洋既賤，成布即可出售，又省往返運費，其獲利自當勝於洋人。”
指導思想明確，乃請駐英公使劉瑞芬訂購布機1000張紗錠3萬枚和相應的各種機器；選廠址於省城文昌門外，於1890年3月興工建造廠房。用銀近百萬兩，全由宮籌措，官本官辦。1892年11月工廠竣工，隨即開機，首先紡紗，日出紗100擔，售價頗佳，次年初布機始開織。據張之洞說：“所織布匹甚為堅潔適用，所紡棉紗堅韌有力，遠勝洋紗，銷路頗暢。”紗“銷路頗暢”確是如此，但布機在開工一年多之後，即積壓布5萬餘匹，紗在洋紗競爭下也有少量積存，這就使流動資本周轉發生困難。所以蔡錫勇等人說：“此局雖有利，惟活本太少，借息太重，難操勝算。”如何解決困境呢？他們的意見是招商承辦。一則說：“憲台有招商承辦之意，自屬至當。官辦終無大起色，似宜及早招商。”過2月又說：布已積存至七萬餘匹，“終難起色，亟盼招商早日承辦。”“官辦終無大起色”，這似乎成了洋務企業的通病。這一點在湖北織布局開工生產之初，《捷報》記者就看出了它的前途不妙。他寫道：
“張總督打算使中國不依靠洋紗洋布的想望已接近實現。這種打算本來是合宜的，而且無人阻礙中國能反過來將紗布運至外洋各國盈利——隻可惜這些事業都由官辦，官辦就不會有前途了。”
官辦之所以“不會有前途”，根本原因在於用封建衙門方式來管理近代企業，官吏們視企業如官場無切身的經濟利害關係，他們對近代企業的經營管理一竅不通，既不會精打細算，千方百計降低成本和推銷產品，也不會使生產流通靈活運轉，以加強競爭力。他們對此往往“若秦人視趙人之肥瘠”似的漠不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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