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鐵路之用，尤以開通土貨為急。蓋論中外通商以後之時局，中國民生之豐歉，商分之息耗，專視乎土貨出產之多少，與夫土貨出口較洋貨進口之多少以為斷。近數年來，洋貨洋藥進口價值每歲多於土貨出口價值者，約二千萬兩，若再聽其耗漏，以後斷不可支。現在洋貨洋藥之來源無可杜遏，惟有設法多出土貨多銷土貨以救之。……中國物產之盛，甲於五洲，然腹地奧區，工艱運貴，其生不蕃，其流不廣。且土貨率皆質粗價廉，非多無利，非速不多，非用機器、化學不能變粗賤為精良，化無用為有用。苟有鐵路，則機器可入，笨貨可出，本輕費省，土貨旺銷，則可大減出口厘稅以鼓舞之。於是山鄉邊郡之產，悉可致諸江岸海壖而流行於九洲四瀛之外。銷路暢則利商，製造繁則利工，山農、澤農之種植，牧豎、女紅之所成，皆可行遠，得價則利農。內開未盡之地寶，外收已虧之利權，是鐵路之利首在利民。民之利既見，而國之利因之，利國之大端則徵兵轉餉是矣。……故利國之與利民實相表裏。”
張之洞的觀點與一般論者不同的是，從利商出發而及於軍事防務，不像多數人是從軍事上立論，故他將築鐵路的地點選在腹地，他認為鐵路“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此則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所革也。”他說，這條路有著“無引敵之慮”、卻有徵調之便和貿易必旺、餉源必旺等八利，“將來集資推廣續造”，向東、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視，二十年以後，中國武備屹然改觀矣。”張之洞提出辦盧漢路的同時，同意一些大臣的“緩辦津通”的意見，但認為從津沽接續築至山海關後，“通接關東”是必要的。奕對此反映除稱張“別開生麵，與吾儕異曲同工”之餘，認為“西果行，東必可望，但爭遲早”。李鴻章盡管有著“通州、盧溝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則謠諑紛來，盧溝則浮言不起”的對緩修津通有抱怨情緒，但對於先辦盧漢路，還是與奕一起作了：“兩頭並舉，四達不悖，以為經營全局之計，循序漸進之基，庶幾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事出萬全，決可毅然興辦。”的肯定表態。
寫到這裏，要剖析一下李鴻章、張之洞關於津通、盧漢之爭都是為了本集團的利益的說法。學術界多年有一種說法，認為李鴻章要築津通路和向山海關、東北展築，是為了擴大淮係集團的勢力，張之洞堅主築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的勢力，因此，津通、盧漢之爭，本質上是李鴻章、張之洞維護和擴大自己集團勢力之爭。這種論點憶測成分者多，缺乏說服力。津通、盧漢之爭，始於張之洞修建盧漢路的提出，在張氏提出此建議的1889年4月1日（光緒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張之洞是兩廣總督、署廣東巡撫，同年8月8日（七月十二日）始有調督兩湖之旨，這是因為張之洞係修盧漢路發起人，在作出“緩建津通，先修盧漢”決定之後，調張氏總督兩湖用意是很明顯的，誠如張之洞所說：“洞調兩湖，自為創辦鐵路”。張氏事先根本無意於兩湖、也不知清廷有調張督兩湖之意，何來修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勢力的想法呢！至於李鴻章的以唐沽、津沽路為基點向通州和山海關、關東延築，從地勢和形勢看，從軍務、商務兩方麵看都是必要的，即使有擴大本集團勢力的意圖，也是與國家民族利益有一致性的。歷史學家論歷史上人物事件，是置於歷史規律中考察，是以客觀效果為準進行分析做出結論；如果論及人們主觀的東西，那也主要是政治家們製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思想家經過加工的思想，某些個人的主觀動機決不是史學的研究對象。
這個問題澄清了，可以將盧漢和關東鐵路籌建情況作一簡要敘述。
修建盧漢路，張之洞本意分為四段進行，清廷決定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北由盧溝至正定。張之洞造鐵路的根本指導思想，“不外耗為本，計利便為末，儲材為先，興工為後”。因此，他主張不借洋債，不買洋軌，因為這是巨大的“外耗”，他認為：“洋款、洋鐵兩端，皆必致坐受盤剝，息外有息，耗中有耗。”如果那樣做，這不是與我張某所提：“銷土貨、開利源、塞漏巵”的宗旨相違背了嗎？因此，張氏籌建鐵路的次序是：“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四事為先，而勘路開工次之。”既然不借洋債、不買洋軌，上述次序是正確的。款從那裏來？張之洞的意見是：“幹路專歸官辦，以一事權；枝路留待商股，以便招徠”。那就是說，盧漢路幹線的用款由官籌措。按當時估算每造一裏鐵路需款一萬兩計，盧漢路共需用款2000—3000萬兩。“積款”置於第一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不買洋軌，中國自己在當時尚無鐵廠，大量鋼軌所用的鋼鐵還無來源。於是張之洞擬將他在廣東籌建的鐵廠，隨他移建於湖北。這就是後來的漢陽鐵廠。但鐵廠從建成投產到生產出鋼軌須要幾年時間，所以張之洞又提出：“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的十六字方針。可見，張氏將款與鐵看作造盧漢路的關鍵和前提，這是對的。但款與鐵完全靠自己，而且都是官的力量，絲毫不求於外洋，不一定是恰當的，這實際是自給白足封閉思想的反映。照他這樣做法，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開工呢！按張之洞估計：“前六、七年積款、積鐵，後三、四年興工修造，兩端並舉，一氣作成。”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從1889年動議到1896年由盛宣懷督辦的鐵路總公司成立的七年間，款根本沒有積起來；鐵呢，自1893年漢陽鐵廠投產以來，出鐵不多，鋼含磷大多易裂，不宜千造鐵軌。從盛宣懷接辦鐵廠和修造鐵路之任後，款主要是借了比利時洋債，路軌主要是盛氏逐步解決“含磷易裂”技術難題後才用自造的鋼軌。可見，張之洞顧慮用洋款、洋軌受人盤剝的想法是可取的，但因此而絕對拒絕借洋債、用洋鐵，就不一定可取了。因此，學術界有人對於張之洞上述思想和做法予以表彰和肯定，我對這種評價是不能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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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之洞的觀點與一般論者不同的是，從利商出發而及於軍事防務，不像多數人是從軍事上立論，故他將築鐵路的地點選在腹地，他認為鐵路“宜自京城外之盧溝橋起，經行河南，達於湖北之漢口鎮，此則幹路之樞紐，枝路之始基，而中國大利之所革也。”他說，這條路有著“無引敵之慮”、卻有徵調之便和貿易必旺、餉源必旺等八利，“將來集資推廣續造”，向東、南、西、北延伸，“以次推行，惟力是視，二十年以後，中國武備屹然改觀矣。”張之洞提出辦盧漢路的同時，同意一些大臣的“緩辦津通”的意見，但認為從津沽接續築至山海關後，“通接關東”是必要的。奕對此反映除稱張“別開生麵，與吾儕異曲同工”之餘，認為“西果行，東必可望，但爭遲早”。李鴻章盡管有著“通州、盧溝同一近畿，未必通州則謠諑紛來，盧溝則浮言不起”的對緩修津通有抱怨情緒，但對於先辦盧漢路，還是與奕一起作了：“兩頭並舉，四達不悖，以為經營全局之計，循序漸進之基，庶幾有益於國，無損於民，事出萬全，決可毅然興辦。”的肯定表態。
寫到這裏，要剖析一下李鴻章、張之洞關於津通、盧漢之爭都是為了本集團的利益的說法。學術界多年有一種說法，認為李鴻章要築津通路和向山海關、東北展築，是為了擴大淮係集團的勢力，張之洞堅主築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的勢力，因此，津通、盧漢之爭，本質上是李鴻章、張之洞維護和擴大自己集團勢力之爭。這種論點憶測成分者多，缺乏說服力。津通、盧漢之爭，始於張之洞修建盧漢路的提出，在張氏提出此建議的1889年4月1日（光緒十五年三月初二日），張之洞是兩廣總督、署廣東巡撫，同年8月8日（七月十二日）始有調督兩湖之旨，這是因為張之洞係修盧漢路發起人，在作出“緩建津通，先修盧漢”決定之後，調張氏總督兩湖用意是很明顯的，誠如張之洞所說：“洞調兩湖，自為創辦鐵路”。張氏事先根本無意於兩湖、也不知清廷有調張督兩湖之意，何來修盧漢路是為了擴大“張氏集團”勢力的想法呢！至於李鴻章的以唐沽、津沽路為基點向通州和山海關、關東延築，從地勢和形勢看，從軍務、商務兩方麵看都是必要的，即使有擴大本集團勢力的意圖，也是與國家民族利益有一致性的。歷史學家論歷史上人物事件，是置於歷史規律中考察，是以客觀效果為準進行分析做出結論；如果論及人們主觀的東西，那也主要是政治家們製訂的路線政策方針和思想家經過加工的思想，某些個人的主觀動機決不是史學的研究對象。
這個問題澄清了，可以將盧漢和關東鐵路籌建情況作一簡要敘述。
修建盧漢路，張之洞本意分為四段進行，清廷決定先從兩頭試辦，南由漢口至信陽，北由盧溝至正定。張之洞造鐵路的根本指導思想，“不外耗為本，計利便為末，儲材為先，興工為後”。因此，他主張不借洋債，不買洋軌，因為這是巨大的“外耗”，他認為：“洋款、洋鐵兩端，皆必致坐受盤剝，息外有息，耗中有耗。”如果那樣做，這不是與我張某所提：“銷土貨、開利源、塞漏巵”的宗旨相違背了嗎？因此，張氏籌建鐵路的次序是：“積款、採鐵、煉鐵、教工四事為先，而勘路開工次之。”既然不借洋債、不買洋軌，上述次序是正確的。款從那裏來？張之洞的意見是：“幹路專歸官辦，以一事權；枝路留待商股，以便招徠”。那就是說，盧漢路幹線的用款由官籌措。按當時估算每造一裏鐵路需款一萬兩計，盧漢路共需用款2000—3000萬兩。“積款”置於第一位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不買洋軌，中國自己在當時尚無鐵廠，大量鋼軌所用的鋼鐵還無來源。於是張之洞擬將他在廣東籌建的鐵廠，隨他移建於湖北。這就是後來的漢陽鐵廠。但鐵廠從建成投產到生產出鋼軌須要幾年時間，所以張之洞又提出：“儲鐵宜急，勘路宜緩，開工宜遲，竣工宜速”的十六字方針。可見，張氏將款與鐵看作造盧漢路的關鍵和前提，這是對的。但款與鐵完全靠自己，而且都是官的力量，絲毫不求於外洋，不一定是恰當的，這實際是自給白足封閉思想的反映。照他這樣做法，要到何年何月才能開工呢！按張之洞估計：“前六、七年積款、積鐵，後三、四年興工修造，兩端並舉，一氣作成。”後來的歷史事實證明，從1889年動議到1896年由盛宣懷督辦的鐵路總公司成立的七年間，款根本沒有積起來；鐵呢，自1893年漢陽鐵廠投產以來，出鐵不多，鋼含磷大多易裂，不宜千造鐵軌。從盛宣懷接辦鐵廠和修造鐵路之任後，款主要是借了比利時洋債，路軌主要是盛氏逐步解決“含磷易裂”技術難題後才用自造的鋼軌。可見，張之洞顧慮用洋款、洋軌受人盤剝的想法是可取的，但因此而絕對拒絕借洋債、用洋鐵，就不一定可取了。因此，學術界有人對於張之洞上述思想和做法予以表彰和肯定，我對這種評價是不能苟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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