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政府正式談論修建鐵路事，始於1874年日本侵略台灣後的“海防議起”，但思想醞釀卻在此前幾年。如果說60年代的三次討論，是清政府害怕列強修築鐵路會破壞我國防和經濟生活而加以堅決抵拒的話，70年代則是為了加強防務而主張自築鐵路。前者為消極被動防範，後者則為主動修路以自強。顯然這一次修路之議，是前三次討論的繼續和發展。它是針對日本的崛起而發生的。茲以在1868年那次討論中主張以“自行仿辦”鐵路的李鴻章為代表的言論來加以論述。
還在1871年1月21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鴻章就在其《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中說：“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它近些年來學習引進西方機器等技術，又仿造鐵路，“其誌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李氏警告國人說：“日本頗為西人引重，其製造鐵廠鐵路練兵設關，一仿西洋所為，誌不在小。”我中國不能再“因循虛飾”了！在此“數千年大變局”麵前，“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否則無能與東西洋對峙。“變計”的內容很多，在當時最主要的是建電線、鐵路及與之關聯的煤鐵礦等，李鴻章慨乎言之地致書誌同道合的丁日昌說：
“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若竟改驛遞為電信，車為鐵路，庶足相持。聞此議者勘不咋舌。吾謂百數十年後，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蹜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
這裏除對電線、鐵路將大行於中國的先見之明外，李鴻章把一般人懼怕洋人要求築路以破壞我國防的心理，一變而力爭取自我築路以為鞏固國防的重要手段。在上述思想認識前提下，一年多以後“海防議起”中，李鴻章更為明確地論述鐵路對於軍事上的作用說：
“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倘如西國辦法：有電線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裏；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於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百裏，則統帥尚不至於誤事。”
很明顯，李鴻章將鐵路視作調兵運餉藉以勝敵的得力工具與手段。所以他後來又曾有過：中國“富強之勢，遠不逮各國者，察其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後能富能強。”其欲建造鐵路的緊迫心情，溢於言表。其他督撫亦有與李鴻章相似的見解，例如，丁日昌就說過：“鐵路亦將來之所不能不設者，否則恢復新疆轉運艱苦，抽調兵勇行走豈不遲緩。”但他又認為鐵路建設“須設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後”。這與李鴻章所說“今尚非其時，似須俟諸數十年之後”的話，同樣表示出修路在當時還沒有可能。
然而，歷史發展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就在“海防議起”不久，當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試探性地修築淞滬鐵路之際，洋務派也將築鐵路事付之於行動，那就是台灣基隆礦區鐵路，和接著不久開平煤礦胥各莊鐵路的修建。可以說中外雙方在築路上基本上是同步的。茲分別加以敘述。
早在1865年，英商即組織了淞滬鐵路公司，請築上海至吳淞約30裏的鐵路，被上海道應寶時所拒絕。英商並不甘心，過一段時間又向新任關道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吳淞道路的請求，以此誆騙上海道。沈氏以既非鐵道而是一般修路，當即允準，但明確表示購地事由英人自行解決。修路之請得到允準，英人馬上著手修築鐵路。在風氣未開的滬郊地區，土地要價既昂，風水廬墓問題尤多，工作進展緩慢，終至陷於停頓。大部分股票落入怡和洋行之手。茲後又幾經周折，始於1875年招足股金，在英國購鐵軌與機車，並起運到滬。工程於1876年1月間開工，進展順利，2月中旬即鋪軌達四分之三，由名為“引導”號的機車進行試車，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行駛火車。這轟動了鄉裏，並引起上海道馮焌光的關注，隨即他照會英領事麥華陀，聲言“先誆準租路，忽興此舉，由欺偽勉強而成。”要求禁止。往返爭執多次，麥華陀允許暫時停止行駛一個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據新發現的李鴻章手劄雲：淞滬“鐵路已成，火車試行，竹儒（馮焌光字——引者）設法阻擾，謂將臥鐵轍中聽其軋死，威（妥瑪）、梅（輝立）等目為瘋人。”於此可見滬道與英方爭執的激烈程度了。
英公使館派漢文正使梅輝立赴滬與馮道談判，過津與李鴻章麵商，李主張買歸自辦，梅當麵雖亦以為然，但到滬與馮焌光麵議時，卻堅持中國買回後仍交怡和洋行承辦。雙方意氣頗盛，形成了僵局。一方麵梅氏憤而北回，另一方麵淞滬路公司加緊築路，以造成既成事實。於6月30日全線通車，7月3日正式營業。當營業的第十一天即7月14日那天，火車輾斃華人一名，而被迫停駛。這給馮焌光實現中國方麵主張的一個極好機會，威妥瑪、麥華陀的態度也趨於緩和。這時，李鴻章與威妥瑪正在煙臺舉行“滇案”談判，順便議及淞滬路事，李鴻章聲明：“務在保我中國自主之權，期於中國有益，而使洋商亦不致受損。”威妥瑪則麵稱：“租界以外斷不許英商辦理。此事如將來中國以鐵路為有益，仍聽中國自主。”李鴻章隨即於9月14日派煙臺滇案談判隨員朱其詔、盛宣懷赴滬會同馮焌光與英方代表梅輝立談判。結果由中國以白銀28.5萬兩買回。南洋大臣沈葆楨始主自辦，繼則決定拆除。鐵軌設備運台灣交由丁日昌，準備在台灣修建鐵路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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還在1871年1月21日（同治九年十二月初一日），李鴻章就在其《遵議日本通商事宜片》中說：“日本近在肘腋，永為中土之患”。它近些年來學習引進西方機器等技術，又仿造鐵路，“其誌固欲自強以禦侮，究之距中國近而西國遠，籠絡之或為我用，拒絕之則必為我仇。”李氏警告國人說：“日本頗為西人引重，其製造鐵廠鐵路練兵設關，一仿西洋所為，誌不在小。”我中國不能再“因循虛飾”了！在此“數千年大變局”麵前，“識時務者當知所變計”。否則無能與東西洋對峙。“變計”的內容很多，在當時最主要的是建電線、鐵路及與之關聯的煤鐵礦等，李鴻章慨乎言之地致書誌同道合的丁日昌說：
“電線由海至滬，似將盛行。中土若竟改驛遞為電信，車為鐵路，庶足相持。聞此議者勘不咋舌。吾謂百數十年後，舍是莫由。公其深思之！……俄人堅拒伊犁，我軍萬難遠役，非開鐵路則新疆、甘隴無轉運之法，即無戰守之方。俄窺西陲，英未必不垂涎滇蜀，但自開煤鐵礦與火車路，則萬國蹜伏，三軍必皆踴躍，否則日蹙之勢也。”
這裏除對電線、鐵路將大行於中國的先見之明外，李鴻章把一般人懼怕洋人要求築路以破壞我國防的心理，一變而力爭取自我築路以為鞏固國防的重要手段。在上述思想認識前提下，一年多以後“海防議起”中，李鴻章更為明確地論述鐵路對於軍事上的作用說：
“有事之際，軍情瞬息變更，倘如西國辦法：有電線通報徑達各處海邊，可以一刻千裏；有內地火車鐵路，屯兵於旁，聞警馳援，可以一日千數百裏，則統帥尚不至於誤事。”
很明顯，李鴻章將鐵路視作調兵運餉藉以勝敵的得力工具與手段。所以他後來又曾有過：中國“富強之勢，遠不逮各國者，察其要領，固由兵船兵器講求未精，亦由未能興造鐵路之故。……若論切實辦法，必籌造鐵路而後能富能強。”其欲建造鐵路的緊迫心情，溢於言表。其他督撫亦有與李鴻章相似的見解，例如，丁日昌就說過：“鐵路亦將來之所不能不設者，否則恢復新疆轉運艱苦，抽調兵勇行走豈不遲緩。”但他又認為鐵路建設“須設在我海防已有可恃之後”。這與李鴻章所說“今尚非其時，似須俟諸數十年之後”的話，同樣表示出修路在當時還沒有可能。
然而，歷史發展事實並非完全如此，就在“海防議起”不久，當外國侵略者在中國試探性地修築淞滬鐵路之際，洋務派也將築鐵路事付之於行動，那就是台灣基隆礦區鐵路，和接著不久開平煤礦胥各莊鐵路的修建。可以說中外雙方在築路上基本上是同步的。茲分別加以敘述。
早在1865年，英商即組織了淞滬鐵路公司，請築上海至吳淞約30裏的鐵路，被上海道應寶時所拒絕。英商並不甘心，過一段時間又向新任關道沈秉成含糊提出修通至吳淞道路的請求，以此誆騙上海道。沈氏以既非鐵道而是一般修路，當即允準，但明確表示購地事由英人自行解決。修路之請得到允準，英人馬上著手修築鐵路。在風氣未開的滬郊地區，土地要價既昂，風水廬墓問題尤多，工作進展緩慢，終至陷於停頓。大部分股票落入怡和洋行之手。茲後又幾經周折，始於1875年招足股金，在英國購鐵軌與機車，並起運到滬。工程於1876年1月間開工，進展順利，2月中旬即鋪軌達四分之三，由名為“引導”號的機車進行試車，這是在中國土地上第一次行駛火車。這轟動了鄉裏，並引起上海道馮焌光的關注，隨即他照會英領事麥華陀，聲言“先誆準租路，忽興此舉，由欺偽勉強而成。”要求禁止。往返爭執多次，麥華陀允許暫時停止行駛一個月，候北京英公使指示。據新發現的李鴻章手劄雲：淞滬“鐵路已成，火車試行，竹儒（馮焌光字——引者）設法阻擾，謂將臥鐵轍中聽其軋死，威（妥瑪）、梅（輝立）等目為瘋人。”於此可見滬道與英方爭執的激烈程度了。
英公使館派漢文正使梅輝立赴滬與馮道談判，過津與李鴻章麵商，李主張買歸自辦，梅當麵雖亦以為然，但到滬與馮焌光麵議時，卻堅持中國買回後仍交怡和洋行承辦。雙方意氣頗盛，形成了僵局。一方麵梅氏憤而北回，另一方麵淞滬路公司加緊築路，以造成既成事實。於6月30日全線通車，7月3日正式營業。當營業的第十一天即7月14日那天，火車輾斃華人一名，而被迫停駛。這給馮焌光實現中國方麵主張的一個極好機會，威妥瑪、麥華陀的態度也趨於緩和。這時，李鴻章與威妥瑪正在煙臺舉行“滇案”談判，順便議及淞滬路事，李鴻章聲明：“務在保我中國自主之權，期於中國有益，而使洋商亦不致受損。”威妥瑪則麵稱：“租界以外斷不許英商辦理。此事如將來中國以鐵路為有益，仍聽中國自主。”李鴻章隨即於9月14日派煙臺滇案談判隨員朱其詔、盛宣懷赴滬會同馮焌光與英方代表梅輝立談判。結果由中國以白銀28.5萬兩買回。南洋大臣沈葆楨始主自辦，繼則決定拆除。鐵軌設備運台灣交由丁日昌，準備在台灣修建鐵路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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