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如海軍高層領導多為淮係將領，如李鴻章、丁汝昌等，艦上管帶等中下層官兵多為閩人，淮係與閩係的矛盾在海軍建設中也不時有所表現；封建專製體製和舊式軍製使“操演多不合法，……管駕弁攜眷自隨，往往舍船住岸，倡樓酒館，徵逐嬉遊。大二副以下，相率效尤，漫無紀律，以致技藝生疏，船械鏽蝕，駕駛遲緩，遠遜洋人。”這些弊端難以縷述。
第十四章 海防與新式陸軍
第十四章 海防與新式陸軍
一、海口陸上防務
一、海口陸上防務
上章所講的海軍建設，決不是孤立的，還有陸地軍事力量的建設與之相配合。所謂陸地軍事力量的建設，一個是建設海口炮台等防禦設施；另一個是新式陸軍的建設，在那時即所謂“練軍”和稍後的自強軍和新建陸軍的建設。本節先敘述各海口的防禦設施建設。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所謂“中外和好”氣氛中，清政府又高枕無憂了，沿海各要口炮台等防務設施幾皆廢棄。天津教案發生後，列強陳兵海上，清政府意識到加強海口防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辦理天津教案的李鴻章致函關心海防的丁日昌說：“此案敷衍過去。果為自強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處，應駐重兵，長江以炮台為經，輪船為緯。無逾尊議之善。但保津畿與長江，自固根本，彼必不敢輕視，動輒強壓。海外我與彼族共之，緩圖可也。”海口設防的方針和具體內容是什麽？這，李鴻章講得頗為明確，他說：“水路主守，陸路主戰。二語實為中國禦侮救急良法。然水路何以守？曰扼險炮台、守口炮劃、攔路水雷而已。”那就是各要口以炮台、炮艇和水雷相結合進行防守，其中以陸上炮台為主。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從1871年起即築造大沽、北塘海口及津城東北各炮台，並於運河北岸築造新城，到1876年初步築成。李鴻章高興地說：“從此海口孤台可得犄角之勢，於防務大有裨益。”清政府所以把防務重點置於津沽、長江，李鴻章說，這是因為“京畿為天下根本，長江為財賦奧區。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略為布置，即有挫失，於大局尚無甚礙。”李鴻章的這種說法，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也有片麵性。怎麽可以認為“各省海口邊境略為布置”就可以了呢！列強歷次發動的侵略戰爭不都是從遠離京城的邊境海口開其端的嗎？所以對各省海口邊境也不應該“略為布置”即可，而應與津沽、京畿等處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李鴻章上述思想指導下，津沽以外的備邊境海口的防務工程，到1875年後，始逐漸加以建設。清政府首先著手築山東煙臺炮台，接著於1881年築營口、旅順、大連和威海等炮台，並布置水雷。與此同時，長江口、福建之閩江口和台灣、廣東各海口，亦擇要修築炮台，但僅僅是“略為布置”而已。1884—1885年中法戰爭中，這些“略為布置”的諸多防務設施遭法軍嚴重破壞。戰後清政府較為重視重建各省海口的炮台等防禦工事。但總的說，李鴻章仍更重視北洋海口，他說：“先戍威海，以固戶庭。次則大連灣以蔽賠都，實為久遠緊要之計。查北洋海岸可以收泊兵船者有四，除膠州澳地偏於南姑不論外，惟威海衛、旅順口、大連灣三處，為敵所必爭。”他接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經驗教訓說：“鹹豐末年敵船北犯律沽，因旅順水淺，遂藉威、大為屯糧運取煤水之所”。故必須大力加強該地防禦建設。大力加強這幾處的防務建設是對的，但過分偏重於京畿附近忽視南方是不正確的。不僅如此，李鴻章對於海口陸上防務也信心不足，他說：“《海防新論》謂，南北花旗交戰時，鐵甲兵船進口直衝過十數炮台而深入，則台雖堅炮雖多，亦未必能禦大敵，惟得地為之，稍壯聲勢耳！”這裏把鐵甲艦看得非常神妙，而把炮台等防禦設施隻看作“稍壯聲勢”之物，太重鐵甲而輕炮台的思想是錯誤的。這種指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海口各炮台設施等的建設。但到1890年，南北洋各海口炮台等防禦設施的建設還是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茲據山東巡撫張曜所派候補知縣薩承鈺了解的1890年的南北洋炮台情況扼要列表介紹於下。
上表所列炮台是很不完全的，但已能說明，清政府對廣東、福建、台灣、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等七省海口陸上防禦工事的建設，還是比較重視的，所建炮台具有一定規模和堅固性，並有相應的輔助設施。當然，對李鴻章說，他更注重渤海防務，並將海軍建設與陸上炮台緊密地配合起來。他於1891年視察北洋海軍海防後得意地說：
“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陸路各軍，勤苦工操，歷久不懈；新築台壘，鑿山填海，興作萬難，悉資兵力；旅順、威海添設學堂，諸生造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葯、栗色藥、後膛炮、連珠炮、各種大小子彈，計敷各艦操習之需，實為前此中國所未有。綜計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就事論事，南北洋尤其是北洋海軍海防，不能說不牢固，李鴻章所說的“深因不搖之勢”，不能說是吹噓，但後來事實證明，甲午一戰北洋海軍潰敗覆沒，堅固的防禦工事也未能濟事。這不能責怪海軍海防建設的不力，而是由於政治上腐朽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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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章 海防與新式陸軍
第十四章 海防與新式陸軍
一、海口陸上防務
一、海口陸上防務
上章所講的海軍建設，決不是孤立的，還有陸地軍事力量的建設與之相配合。所謂陸地軍事力量的建設，一個是建設海口炮台等防禦設施；另一個是新式陸軍的建設，在那時即所謂“練軍”和稍後的自強軍和新建陸軍的建設。本節先敘述各海口的防禦設施建設。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之後，在所謂“中外和好”氣氛中，清政府又高枕無憂了，沿海各要口炮台等防務設施幾皆廢棄。天津教案發生後，列強陳兵海上，清政府意識到加強海口防務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辦理天津教案的李鴻章致函關心海防的丁日昌說：“此案敷衍過去。果為自強之策，大沽海口南北炮台及北塘等處，應駐重兵，長江以炮台為經，輪船為緯。無逾尊議之善。但保津畿與長江，自固根本，彼必不敢輕視，動輒強壓。海外我與彼族共之，緩圖可也。”海口設防的方針和具體內容是什麽？這，李鴻章講得頗為明確，他說：“水路主守，陸路主戰。二語實為中國禦侮救急良法。然水路何以守？曰扼險炮台、守口炮劃、攔路水雷而已。”那就是各要口以炮台、炮艇和水雷相結合進行防守，其中以陸上炮台為主。在上述思想指導下，從1871年起即築造大沽、北塘海口及津城東北各炮台，並於運河北岸築造新城，到1876年初步築成。李鴻章高興地說：“從此海口孤台可得犄角之勢，於防務大有裨益。”清政府所以把防務重點置於津沽、長江，李鴻章說，這是因為“京畿為天下根本，長江為財賦奧區。但能守此最要次要地方，其餘各省海口邊境略為布置，即有挫失，於大局尚無甚礙。”李鴻章的這種說法，有其合理的一麵，但也有片麵性。怎麽可以認為“各省海口邊境略為布置”就可以了呢！列強歷次發動的侵略戰爭不都是從遠離京城的邊境海口開其端的嗎？所以對各省海口邊境也不應該“略為布置”即可，而應與津沽、京畿等處置於同等重要的地位。
在李鴻章上述思想指導下，津沽以外的備邊境海口的防務工程，到1875年後，始逐漸加以建設。清政府首先著手築山東煙臺炮台，接著於1881年築營口、旅順、大連和威海等炮台，並布置水雷。與此同時，長江口、福建之閩江口和台灣、廣東各海口，亦擇要修築炮台，但僅僅是“略為布置”而已。1884—1885年中法戰爭中，這些“略為布置”的諸多防務設施遭法軍嚴重破壞。戰後清政府較為重視重建各省海口的炮台等防禦工事。但總的說，李鴻章仍更重視北洋海口，他說：“先戍威海，以固戶庭。次則大連灣以蔽賠都，實為久遠緊要之計。查北洋海岸可以收泊兵船者有四，除膠州澳地偏於南姑不論外，惟威海衛、旅順口、大連灣三處，為敵所必爭。”他接受第二次鴉片戰爭中的經驗教訓說：“鹹豐末年敵船北犯律沽，因旅順水淺，遂藉威、大為屯糧運取煤水之所”。故必須大力加強該地防禦建設。大力加強這幾處的防務建設是對的，但過分偏重於京畿附近忽視南方是不正確的。不僅如此，李鴻章對於海口陸上防務也信心不足，他說：“《海防新論》謂，南北花旗交戰時，鐵甲兵船進口直衝過十數炮台而深入，則台雖堅炮雖多，亦未必能禦大敵，惟得地為之，稍壯聲勢耳！”這裏把鐵甲艦看得非常神妙，而把炮台等防禦設施隻看作“稍壯聲勢”之物，太重鐵甲而輕炮台的思想是錯誤的。這種指導思想，在一定程度上也影響了海口各炮台設施等的建設。但到1890年，南北洋各海口炮台等防禦設施的建設還是取得了比較好的成績。茲據山東巡撫張曜所派候補知縣薩承鈺了解的1890年的南北洋炮台情況扼要列表介紹於下。
上表所列炮台是很不完全的，但已能說明，清政府對廣東、福建、台灣、浙江、江蘇、山東、直隸、奉天等七省海口陸上防禦工事的建設，還是比較重視的，所建炮台具有一定規模和堅固性，並有相應的輔助設施。當然，對李鴻章說，他更注重渤海防務，並將海軍建設與陸上炮台緊密地配合起來。他於1891年視察北洋海軍海防後得意地說：
“北洋兵艦合計二十餘艘，海軍一支，規模略具。將領頻年訓練，遠涉重洋，並能衽席風濤，熟精技藝；陸路各軍，勤苦工操，歷久不懈；新築台壘，鑿山填海，興作萬難，悉資兵力；旅順、威海添設學堂，諸生造詣，多有成就；各局仿造西洋棉花葯、栗色藥、後膛炮、連珠炮、各種大小子彈，計敷各艦操習之需，實為前此中國所未有。綜計海軍戰備，尚能日異月新，目前限於餉力，未能擴充，但就渤海門戶而論，已有深固不搖之勢。”
就事論事，南北洋尤其是北洋海軍海防，不能說不牢固，李鴻章所說的“深因不搖之勢”，不能說是吹噓，但後來事實證明，甲午一戰北洋海軍潰敗覆沒，堅固的防禦工事也未能濟事。這不能責怪海軍海防建設的不力，而是由於政治上腐朽所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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