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日昌在升任江蘇巡撫的第一年所擬的《海洋水師章程六條》中，提出了比較全麵係統的籌建海軍計劃。這個章程基本指導思想與上文所述一致，其不同處，除三洋中的北洋駐地由大沽改為天津，南洋駐地由廈門改為台灣之外，還有：（1）洋各增大兵輪三隻。上文提到，丁日昌是主張用中型炮艇的，這顯然是為了防守，要同敵人戰於海上和外洋並有進攻之力，非有大兵輪不可，他稱大兵輪為外洋水師“第一利器”，甚至說：“海上爭鋒，縱有百號之艇船，不敵一號之大兵輪船”。（2）沿海擇要築炮台，以“與治海水師輪船相為表裏，奇正互用。”但炮台要克服過去的弊病，做到台之式、炮之製仿照西法，“演炮必求甚準，守台必求其人”。其他如練陸軍、精製造等以與水師建設相配合等均有論述。
60年代後期有誌之士對籌建海軍的醞釀建議，並沒有得到清朝中樞的重視。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列強陳兵海上，給予清王贛極大震動，迫使清政府對海軍建設問題，不得不從60年代的“紙上談兵”提到實踐的日程，並由北而南地注重海防的建設了。安徽巡撫在天津教案後奏稱：“已往之失，既已無可挽回，無所用其追咎；而未來之事，隱憂甚大，所宜早圖補救。”應加強防務尤其是海上防務的建設。清廷隨即據此加重語氣說：“津案雖已了結，而蓄艾臥薪之誌，不可一日或忘。”命令沿海加強防務，由普國藩、李鴻章分任其事。緊接著沿海督撫們表態並行動起來。直督李鴻章說：“天津為京師門戶，各國官商往來輻輳，英、法、俄、美皆常有兵船駐泊，我亦須有輪船可供調遣，稍壯聲威。”山東巡撫丁寶楨說：“洋人如再有侵略行動，“天津則其必爭以為要挾之地，上海則必據以為根本之圖，而其中間寄屯糧草，轉運煤水，緩急可便於接濟者則必在山東。”而山東的“扼要之區”則在登州，“得之則津海之咽喉可塞，是洋人之注意者在此，即我之所必爭者在此。”基於這種認識，乃著手進行海防籌建，派員赴廣東購造拖繒船14艘，並配齊洋炮軍械，“以為水師根本”。其他如江督李宗羲、蘇撫張樹聲等也在籌備長江口吳淞等處海防。
據上所說，北洋海軍海防建設70年代初期始得清廷重視，並把它付之實行。但中國正規的、較大規模的籌建近代海軍活動，是在1874年日軍侵台以後。在中日交戰過程中，處於前線的福州將軍文煜、閩督李鶴年和沈葆楨首先看到日本兵艦的優越，從而想購買鐵甲船以與之抗衡。他們說：
“彼既利慾薰心，未必甘為理屈。而所以敢於鴟張者，則又窺中國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國暗中之資助。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國新船之敵。而該國尚有鐵甲船二號，雖非完璧，而以摧尋常輪船，則綽綽有餘。彼有而我無之，水師氣為之奪，則兩號鐵甲船不容不購也。”
這是清朝官吏第一次提出購買鐵甲船。清廷給予了“購買鐵甲船、水雷及各項軍火器械，均著照所議行”的準諭。但以西洋“異常利器，不準出售”，未能辦成。不久《北京專約》簽訂而結束台事。但整個1874年夏秋間，有關沿海督撫及辦台事人員的“籌議海防”，成為輿論的中心議題。
《北京專約》簽訂後5天，即1874年11月5日，奕等即奏籌海防事宜，他們說：“日本兵踞台灣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幹我之備虛。”今專約雖訂，日本必猶矯焉思逞，因此非大力籌辦海防不可。他頗具緊迫感地說：“今日而始言備，誠病其已遲，今日而不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於是在所提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中，尤其強調“另立海軍”，把買鐵甲、建炮台等海防事宜置於首要地位。文祥也認識到“日本……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應“將前議欲購未成之鐵甲船、水炮台及應用軍械等件，趕緊籌款購買”，不得以日兵已退“稍涉鬆勁”。清廷將奕等奏所提練兵造船等六條、文樣購買鐵甲船的建議和張兆棟附呈的丁日昌《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先後下達各省督撫將軍複議，於是朝野上下掀起了籌議海防的高潮，並基本一致地認識到建立近代海軍的必要性迫切性。下麵一段話最具代表性：
“禦外之道，莫切於海防；海防之要，莫重於水師。將領不得其人，有兵如無兵；形勢不扼其要，有險如無險。”
有關督撫和洋務人員，共同認識到海防“為今日全局第一要務”。這種認識是可貴的，適時的。
在“籌議海防”中，涉及到塞防為重還是海防為重的問題，清廷採納了左宗棠所提海防塞防並重的意見。在任命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的同時，任命左宗棠督辦西北軍務。實際上清政府對於“海防塞防並重”並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偏重於海防的，用於海防的人力、物力、經費等遠比用於塞防的為多。這種“偏重”應該說是對的。而在海防方麵，表麵上南北洋並舉，實際上採取“先就北洋創設水師一軍，俟力漸充，就一化三”的方針。這在財力有限情況下也很難有所非議。向之論者常常以重海防為李鴻章咎。說李氏是為了擴大淮係集團勢力。當然，李鴻章不可能不考慮到淮係的利益，但從當時形勢看，海上空虛，其危險性大於西北。在財力、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偏重於海軍建設是正確的。論史不是以某一個人的動機目的為準，而是看其是否對整個社會發展有利。下麵一部分人的認識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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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年代後期有誌之士對籌建海軍的醞釀建議，並沒有得到清朝中樞的重視。1870年天津教案發生，列強陳兵海上，給予清王贛極大震動，迫使清政府對海軍建設問題，不得不從60年代的“紙上談兵”提到實踐的日程，並由北而南地注重海防的建設了。安徽巡撫在天津教案後奏稱：“已往之失，既已無可挽回，無所用其追咎；而未來之事，隱憂甚大，所宜早圖補救。”應加強防務尤其是海上防務的建設。清廷隨即據此加重語氣說：“津案雖已了結，而蓄艾臥薪之誌，不可一日或忘。”命令沿海加強防務，由普國藩、李鴻章分任其事。緊接著沿海督撫們表態並行動起來。直督李鴻章說：“天津為京師門戶，各國官商往來輻輳，英、法、俄、美皆常有兵船駐泊，我亦須有輪船可供調遣，稍壯聲威。”山東巡撫丁寶楨說：“洋人如再有侵略行動，“天津則其必爭以為要挾之地，上海則必據以為根本之圖，而其中間寄屯糧草，轉運煤水，緩急可便於接濟者則必在山東。”而山東的“扼要之區”則在登州，“得之則津海之咽喉可塞，是洋人之注意者在此，即我之所必爭者在此。”基於這種認識，乃著手進行海防籌建，派員赴廣東購造拖繒船14艘，並配齊洋炮軍械，“以為水師根本”。其他如江督李宗羲、蘇撫張樹聲等也在籌備長江口吳淞等處海防。
據上所說，北洋海軍海防建設70年代初期始得清廷重視，並把它付之實行。但中國正規的、較大規模的籌建近代海軍活動，是在1874年日軍侵台以後。在中日交戰過程中，處於前線的福州將軍文煜、閩督李鶴年和沈葆楨首先看到日本兵艦的優越，從而想購買鐵甲船以與之抗衡。他們說：
“彼既利慾薰心，未必甘為理屈。而所以敢於鴟張者，則又窺中國器械之未精，兼恃美國暗中之資助。其已抵台南各船，均非中國新船之敵。而該國尚有鐵甲船二號，雖非完璧，而以摧尋常輪船，則綽綽有餘。彼有而我無之，水師氣為之奪，則兩號鐵甲船不容不購也。”
這是清朝官吏第一次提出購買鐵甲船。清廷給予了“購買鐵甲船、水雷及各項軍火器械，均著照所議行”的準諭。但以西洋“異常利器，不準出售”，未能辦成。不久《北京專約》簽訂而結束台事。但整個1874年夏秋間，有關沿海督撫及辦台事人員的“籌議海防”，成為輿論的中心議題。
《北京專約》簽訂後5天，即1874年11月5日，奕等即奏籌海防事宜，他們說：“日本兵踞台灣番社之事，明知彼之理曲，而苦幹我之備虛。”今專約雖訂，日本必猶矯焉思逞，因此非大力籌辦海防不可。他頗具緊迫感地說：“今日而始言備，誠病其已遲，今日而不再修備，則更不堪設想矣！”於是在所提練兵、簡器、造船、籌餉、用人，持久等六條中，尤其強調“另立海軍”，把買鐵甲、建炮台等海防事宜置於首要地位。文祥也認識到“日本……此番退兵，即無中變，不能保其必無後患”，應“將前議欲購未成之鐵甲船、水炮台及應用軍械等件，趕緊籌款購買”，不得以日兵已退“稍涉鬆勁”。清廷將奕等奏所提練兵造船等六條、文樣購買鐵甲船的建議和張兆棟附呈的丁日昌《海洋水師章程六條》，先後下達各省督撫將軍複議，於是朝野上下掀起了籌議海防的高潮，並基本一致地認識到建立近代海軍的必要性迫切性。下麵一段話最具代表性：
“禦外之道，莫切於海防；海防之要，莫重於水師。將領不得其人，有兵如無兵；形勢不扼其要，有險如無險。”
有關督撫和洋務人員，共同認識到海防“為今日全局第一要務”。這種認識是可貴的，適時的。
在“籌議海防”中，涉及到塞防為重還是海防為重的問題，清廷採納了左宗棠所提海防塞防並重的意見。在任命李鴻章督辦北洋海防事宜、沈葆楨督辦南洋海防事宜的同時，任命左宗棠督辦西北軍務。實際上清政府對於“海防塞防並重”並不是不偏不倚，而是偏重於海防的，用於海防的人力、物力、經費等遠比用於塞防的為多。這種“偏重”應該說是對的。而在海防方麵，表麵上南北洋並舉，實際上採取“先就北洋創設水師一軍，俟力漸充，就一化三”的方針。這在財力有限情況下也很難有所非議。向之論者常常以重海防為李鴻章咎。說李氏是為了擴大淮係集團勢力。當然，李鴻章不可能不考慮到淮係的利益，但從當時形勢看，海上空虛，其危險性大於西北。在財力、人力、物力有限的情況下，偏重於海軍建設是正確的。論史不是以某一個人的動機目的為準，而是看其是否對整個社會發展有利。下麵一部分人的認識可以說明這個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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