應該說這種餘利分配法還是比較合理的，可以發揮官商職工各方麵的積極性。其次，規定司帳公舉，以使金廠錢財出入公辦，“主廠者不當兼理錢財，致涉嫌疑”。為了司帳者的可靠，規定“將收支事務，由股本最大者公舉保薦平素誠實有望之人，然後延訂。”之所以這樣做，因為如有虧空舞弊等情，薦主必須認賠，賠款可“即在股本內扣還”。這就保證錢財出入不生弊端。第三，為減少和杜絕企業的弊竇，規定股友參加管理的製度。股友，特別是萬金之股友，對企業經營好壞是極為關心的，他們與廠的命運緊密相聯。因此，規定他們“或自駐廠，或派人駐廠，以便監察金銀出入，如廠中有合宜職司，自當量才派事，開支薪水”。如無適當職位可派，可在廠查察帳房等事，不給薪水。其未滿萬金卻有三四千金者可集數股公派一人。其他如節省局用等也有具體規定。
據上所述，漠河金礦不僅計劃周全，而且是按照資本主義辦公司的經營原則立法的。後來在經營中基本實行了《章程》的規定。以故，漠河金礦自1889年開辦後，產量與贏利均有顯著上升。第一屆結帳即有餘利3萬餘兩，茲後逐年增加，至1896年產金大旺，工人有2千餘人，礦局獲淨利達30萬兩。這在洋務企業中罕有與之匹敵者。在礦業中尤為僅見。
敘述到這裏，要談談漠河金礦經營者們的艱苦創業精神和經歷。
漠河距黑龍江城（愛琿）1000餘裏，愛琿至齊齊哈爾省城則為千裏陸路。若由愛琿溯江而上，則陸路水路可並駛，但小船不能逆黑龍江上駛，俄國輪船居奇特甚；若由齊齊哈爾省城北行，在墨爾根與呼倫貝爾之間另闢一路，較之水陸周轉便捷，但“窮崖絕壑，密菁深林，率皆終古未開之道，又非月役千人，期以周年不能就功。”在這樣遙遠荒僻人跡罕通之地開礦，集股固難，招募職司亦非易事。至於“礦夫四集，良莠雜處，易滋事端”，也不是一般管理者們所能駕馭得了。但李金鏞毫不畏難地擔任了籌建漠河金礦開採的責任。他於1887年5月間由署吉林知府任內到齊齊哈爾省城接受任務，取道墨爾根到漠河勘查礦產情況，艱苦備嚐，10月間始回。隨即去天津稟告李鴻章後，又到滬上招集股分。經過一年餘的籌建，招回流民，募練防勇，造房屋，買糧食，修道路，置輪船，購機器，延礦師，規畫井然。很快使金礦投入生產。在生產中也是很艱苦的。李鴻章談到這種艱苦情形說：“取金之硐，夏則積水，冬則層冰，鑿險鎚幽，艱難萬狀。”這絕非虛語。然而，在礦區沿江之地墾種，屯牧並興，廣集商販，很快“以絕域窮荒、人跡罕到之地，兵民輻輳，商賈繁興，屹然為邊陲重鎮”矣！這個勳績固然是全體職司礦工的努力結果，但首功應推李金鏞。清史列傳說他“僻遠無人，披荊斬棘於萬山中”。並非過譽之詞。1890年李金鏞因過份勞瘁，在工所逝世！由於金廠基礎已立，規章製度已定，接任者袁大化在原有規模上加以擴充，生產並未因李金鏞去世而受影響。
四、青谿鐵廠
四、青谿鐵廠
貴州礦產極多，諸凡金、銀、銅、鐵、錫、硝、磺、水銀、煤炭等，而以煤鐵為尤盛。因這二項需用較廣和急迫，且易見成效，故清政府首先著力於煤鐵，其間更突出了鐵礦的開採與冶煉。開辦貴州鐵礦事為貴撫潘霨於1885年所發起，他說：煤鐵“為黔產大宗，開採易見成效。如能合用，則可運銷各省，源源接濟，亦免重價購自外洋之失，未始非裕國阜民之一端也。”這裏所說“裕國阜民”和“免重價購自外洋之失”的思想，是與洋商爭利、變被洋商所侵占之利為中國人民與國家之利的思想，因而是很可取的。隨即於第二年春擬訂章程六條，除說明黔礦豐厚必須規復開採之外，強調：（1）擴充煤鐵礦的開採，因為此二項為機器局、製造輪船、修建鐵路等所必需；出產煤鐵之鎮遠、思州、銅仁、都勻、黎平、遵義、思南等處，均有水路輾轉可下達長江，運輸不甚困難。（2）本地很少殷商，到上海等地招集商股，實行“商辦官銷”，以百金為一股；外國不準附股，但可而且必要雇聘洋技術人員；股分最多者推為總辦，“其餘一人能集百股者作為幫辦”；股息周年一分官息，官息之外餘利，除開銷局廠薪工外，按股分派。（3）預籌銷路，按“商辦官銷”原則，請總理海軍衙門、南北佯大臣及兩湖、兩廣、川、滇各督撫，每省各認購銷若幹？這種“官銷”辦法，在當時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銷路不暢，生產也會停滯，“銷路能暢，則商賈自必爭趨”。（4）官府抽課，請按每百斤抽收20斤，照市價折銀交納，運銷各地一概免徵稅厘。以上這些主要規定，基本上符合經營企業的要求。生產與流通、銷售與運輸，以及股票持有者中的大股東管理企業、抽課20％但免去厘稅等措施，應該說，對商人與企業、商與官等關係的處理，還是比較好的，因而是能夠發揮各方麵的積極性的。1886年4月22日（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貴州成立了礦務總局。先就協餉、厘金項下湊撥2萬兩，作為開辦經費，另一方麵招集商股，在鎮遠、常德、漢口、上海設分局，派員經理。接著，一麵湊集官商銀8萬兩，派員到外洋購辦煉鐵機器，一麵選定距鐵礦較近、水運較便之青谿縣之小江口蓋造鐵廠，是即為青谿鐵廠。貴州候補知府曾彥銓負責籌辦，把精幹西學的潘霨之弟潘露，從江南製造局調黔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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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上所述，漠河金礦不僅計劃周全，而且是按照資本主義辦公司的經營原則立法的。後來在經營中基本實行了《章程》的規定。以故，漠河金礦自1889年開辦後，產量與贏利均有顯著上升。第一屆結帳即有餘利3萬餘兩，茲後逐年增加，至1896年產金大旺，工人有2千餘人，礦局獲淨利達30萬兩。這在洋務企業中罕有與之匹敵者。在礦業中尤為僅見。
敘述到這裏，要談談漠河金礦經營者們的艱苦創業精神和經歷。
漠河距黑龍江城（愛琿）1000餘裏，愛琿至齊齊哈爾省城則為千裏陸路。若由愛琿溯江而上，則陸路水路可並駛，但小船不能逆黑龍江上駛，俄國輪船居奇特甚；若由齊齊哈爾省城北行，在墨爾根與呼倫貝爾之間另闢一路，較之水陸周轉便捷，但“窮崖絕壑，密菁深林，率皆終古未開之道，又非月役千人，期以周年不能就功。”在這樣遙遠荒僻人跡罕通之地開礦，集股固難，招募職司亦非易事。至於“礦夫四集，良莠雜處，易滋事端”，也不是一般管理者們所能駕馭得了。但李金鏞毫不畏難地擔任了籌建漠河金礦開採的責任。他於1887年5月間由署吉林知府任內到齊齊哈爾省城接受任務，取道墨爾根到漠河勘查礦產情況，艱苦備嚐，10月間始回。隨即去天津稟告李鴻章後，又到滬上招集股分。經過一年餘的籌建，招回流民，募練防勇，造房屋，買糧食，修道路，置輪船，購機器，延礦師，規畫井然。很快使金礦投入生產。在生產中也是很艱苦的。李鴻章談到這種艱苦情形說：“取金之硐，夏則積水，冬則層冰，鑿險鎚幽，艱難萬狀。”這絕非虛語。然而，在礦區沿江之地墾種，屯牧並興，廣集商販，很快“以絕域窮荒、人跡罕到之地，兵民輻輳，商賈繁興，屹然為邊陲重鎮”矣！這個勳績固然是全體職司礦工的努力結果，但首功應推李金鏞。清史列傳說他“僻遠無人，披荊斬棘於萬山中”。並非過譽之詞。1890年李金鏞因過份勞瘁，在工所逝世！由於金廠基礎已立，規章製度已定，接任者袁大化在原有規模上加以擴充，生產並未因李金鏞去世而受影響。
四、青谿鐵廠
四、青谿鐵廠
貴州礦產極多，諸凡金、銀、銅、鐵、錫、硝、磺、水銀、煤炭等，而以煤鐵為尤盛。因這二項需用較廣和急迫，且易見成效，故清政府首先著力於煤鐵，其間更突出了鐵礦的開採與冶煉。開辦貴州鐵礦事為貴撫潘霨於1885年所發起，他說：煤鐵“為黔產大宗，開採易見成效。如能合用，則可運銷各省，源源接濟，亦免重價購自外洋之失，未始非裕國阜民之一端也。”這裏所說“裕國阜民”和“免重價購自外洋之失”的思想，是與洋商爭利、變被洋商所侵占之利為中國人民與國家之利的思想，因而是很可取的。隨即於第二年春擬訂章程六條，除說明黔礦豐厚必須規復開採之外，強調：（1）擴充煤鐵礦的開採，因為此二項為機器局、製造輪船、修建鐵路等所必需；出產煤鐵之鎮遠、思州、銅仁、都勻、黎平、遵義、思南等處，均有水路輾轉可下達長江，運輸不甚困難。（2）本地很少殷商，到上海等地招集商股，實行“商辦官銷”，以百金為一股；外國不準附股，但可而且必要雇聘洋技術人員；股分最多者推為總辦，“其餘一人能集百股者作為幫辦”；股息周年一分官息，官息之外餘利，除開銷局廠薪工外，按股分派。（3）預籌銷路，按“商辦官銷”原則，請總理海軍衙門、南北佯大臣及兩湖、兩廣、川、滇各督撫，每省各認購銷若幹？這種“官銷”辦法，在當時是有一定的必要性的。銷路不暢，生產也會停滯，“銷路能暢，則商賈自必爭趨”。（4）官府抽課，請按每百斤抽收20斤，照市價折銀交納，運銷各地一概免徵稅厘。以上這些主要規定，基本上符合經營企業的要求。生產與流通、銷售與運輸，以及股票持有者中的大股東管理企業、抽課20％但免去厘稅等措施，應該說，對商人與企業、商與官等關係的處理，還是比較好的，因而是能夠發揮各方麵的積極性的。1886年4月22日（光緒十二年三月十九日）貴州成立了礦務總局。先就協餉、厘金項下湊撥2萬兩，作為開辦經費，另一方麵招集商股，在鎮遠、常德、漢口、上海設分局，派員經理。接著，一麵湊集官商銀8萬兩，派員到外洋購辦煉鐵機器，一麵選定距鐵礦較近、水運較便之青谿縣之小江口蓋造鐵廠，是即為青谿鐵廠。貴州候補知府曾彥銓負責籌辦，把精幹西學的潘霨之弟潘露，從江南製造局調黔督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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