矛盾鬥爭是基本的、經常的，和約不僅是暫時的，而且也是鬥爭的一種形式。局、怡、太的和約也不例外。和約簽訂不久，削價競爭又起，到1882年招商局的百兩值股票從1879—1880年的140—150兩降到30—40兩之間。鄭觀應記其事說：“怡和、太古與本局營業競爭，大減水腳，互爭攬載數年之久，股價日跌，每股隻沽三十餘兩。”這時，招商局招致了太古總買辦鄭觀應轉入局內任幫辦。鄭氏既熟悉輪船航運業務，又富於競爭經驗和了解怡、太內情，是與怡、太進行鬥爭的理想人物。鄭觀應一入局，即偕同唐廷樞一起與怡和、太古交涉，於1883年簽訂了為期6年的齊價合同。合同規定：“以船噸位多少共分水腳，招商局著多數。”其具體分配辦法：長江生意，商局得38分，太古得35分，怡和得27分；天津生意，商局得44分，太古得28分，怡和得28分；其由北洋來往南洋各埠之船，招商局派11艘，太古派12艘，怡和派7艘，禪臣派4艘。合同規定局、怡、太三公司“所得水腳銀兩，以船之噸位多少、裏數遲速統算均分，同心合力，不得有跌價爭攬情事。”後來譚國忠等董事回憶這次齊價合同並評價說：這次齊價合同，“水腳招商局著多數，從此股票大漲，每股沽價一百六十兩”。茲列表於下以顯示其為平等的合同。
1883年局、怡、太輪船行走各碼頭每百次應沾水腳比例表*
*資料來源：據盛檔，《局、怡、太輪船行走各碼頭每百次應沾水腳三家訂立合同》改製。
從表上看，局、怡、太不僅基本平等，招商局且占優勢。然而，學術界在過去對於齊價合同多持否定態度。說怡和、太古在齊價合同中的水腳比例的共同份額居於優勢，招商局則占劣勢。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怡、太雖均為英國資本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但它們是彼此獨立並相互矛盾鬥爭的兩個獨立單位。誠如陳猷所說：“太古狗來輕視怡和，而怡和又負氣不肯相讓。”這是對資本主義本性的深刻描述。怡、太並不因為它是同一個國家的企業就和睦相處。事實上，它們間的爭鬥是很激烈的。固然，它們有時聯合起來共同挾製招商局，但商局也時而聯合怡和對付太古，時而聯合太古壓製怡和。三家時分時合，時和時鬥，並不是怡、太始終同心協力地排擠商局的，怎麽可以把怡、太兩家所占份額加起來與招商局所占份額作比較呢？還有人說，齊價合同的談判與訂立，是招商局的妥協表現，中國國土上的企業對外國企業如此妥協，不可取。不可否認，這有妥協的成份，但第一，這種妥協也是鬥爭方式的一種，而且是局、怡、太相互妥協的；第二，在腐朽的清王朝統治下，既不能把怡、太一類的外國企業驅出國門，招商局用“和”“戰”交替使用方式以發展營業，以期獲取更多的贏利，就是必要的，無可非議的。親自參與訂約的鄭觀應對這次合同的評價說：“商局本華商公司，倘財力雄厚，能與洋舶獨力抗衡，此策之上者也。且聞歐美各輪船往來中國之公司，有聯合會，共分權利，入會者十居其八，惟小公司未即許其入會耳。故本局仿照辦理，與怡和、太古調和聯合，以免受商戰之傾軋，此迫於時勢，為營業計不得不然也。”原來這裏還有聯怡、太以與更多的外國輪船公司爭鬥的意思和作用，這就更不應該對招商局所訂和約有什麽指責。
齊價和約中所占份數的多寡，是企業實力的反映，當實力發生變化到一定時期，強者又會有新要求。1890年六年合同屆滿，首先是自認為實力很強的太古，提出多占份數的狂妄要求，怡和也接踵效尤。它們削價相競，太古把水腳先行濫放，“始則七、八折，繼而五、六折，三、四折，近日竟跌至一折或五厘。”怡和也不甘示弱，“亦跌至一折”。於是，招商局也不得不作相應的跌價，局船雖“未敢如此之濫”，卻“亦有跌至二折者，亦有跌至三、四折者”。但盛宣懷指示漢口分局跌價要有一個限度時說：“太古濫放水腳竟至一成，實屬不成事體。我局與怡和仍隨時會商，總以四成、三成五為率。如果一成即任太古全裝。好在船期不同，亦不能全無生意。”這是反映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之論。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就是追逐剩餘價值和盡可能高的利潤，“一成”一定要賠本，“賠本”生意是不可能長久的，而我“亦不能全無生意”，可以坐觀其敗。並可聯絡怡和利用怡、太間的矛盾以戰而勝之。
當然，盛宣懷等也意識到“怡和也不是好人”，與它聯合隻是暫時的，必須以鬥求和。果然，1891年怡和自恃實力強大，堅執長江航線要27分，比1890年議定的多3分，而天津航線31分卻絲毫不減。對怡和這種明顯欺人的行為，盛宣懷與人書雲：“分數彼要比去年冬議多三分，弟斷不能允，寧可虧本再鬥，決不能為大局失此體麵。”當時，招商局與怡、太主要交涉人員唐德熙、嚴瀠、陳猷也一致表示，“若不得江津七十七分（按指長江、天津兩航線相加的分數——引者注），決計不立合同，有此貼虧十二、三萬兩，並有怡和舊合同五萬兩，大可再鬥一年。”他們相信，隻要自己堅定不移，不作無原則遷就乞求，“料其必來遷就矣”。這個鬥爭方針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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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3年局、怡、太輪船行走各碼頭每百次應沾水腳比例表*
*資料來源：據盛檔，《局、怡、太輪船行走各碼頭每百次應沾水腳三家訂立合同》改製。
從表上看，局、怡、太不僅基本平等，招商局且占優勢。然而，學術界在過去對於齊價合同多持否定態度。說怡和、太古在齊價合同中的水腳比例的共同份額居於優勢，招商局則占劣勢。這種說法是不公正的。怡、太雖均為英國資本帝國主義在華企業，但它們是彼此獨立並相互矛盾鬥爭的兩個獨立單位。誠如陳猷所說：“太古狗來輕視怡和，而怡和又負氣不肯相讓。”這是對資本主義本性的深刻描述。怡、太並不因為它是同一個國家的企業就和睦相處。事實上，它們間的爭鬥是很激烈的。固然，它們有時聯合起來共同挾製招商局，但商局也時而聯合怡和對付太古，時而聯合太古壓製怡和。三家時分時合，時和時鬥，並不是怡、太始終同心協力地排擠商局的，怎麽可以把怡、太兩家所占份額加起來與招商局所占份額作比較呢？還有人說，齊價合同的談判與訂立，是招商局的妥協表現，中國國土上的企業對外國企業如此妥協，不可取。不可否認，這有妥協的成份，但第一，這種妥協也是鬥爭方式的一種，而且是局、怡、太相互妥協的；第二，在腐朽的清王朝統治下，既不能把怡、太一類的外國企業驅出國門，招商局用“和”“戰”交替使用方式以發展營業，以期獲取更多的贏利，就是必要的，無可非議的。親自參與訂約的鄭觀應對這次合同的評價說：“商局本華商公司，倘財力雄厚，能與洋舶獨力抗衡，此策之上者也。且聞歐美各輪船往來中國之公司，有聯合會，共分權利，入會者十居其八，惟小公司未即許其入會耳。故本局仿照辦理，與怡和、太古調和聯合，以免受商戰之傾軋，此迫於時勢，為營業計不得不然也。”原來這裏還有聯怡、太以與更多的外國輪船公司爭鬥的意思和作用，這就更不應該對招商局所訂和約有什麽指責。
齊價和約中所占份數的多寡，是企業實力的反映，當實力發生變化到一定時期，強者又會有新要求。1890年六年合同屆滿，首先是自認為實力很強的太古，提出多占份數的狂妄要求，怡和也接踵效尤。它們削價相競，太古把水腳先行濫放，“始則七、八折，繼而五、六折，三、四折，近日竟跌至一折或五厘。”怡和也不甘示弱，“亦跌至一折”。於是，招商局也不得不作相應的跌價，局船雖“未敢如此之濫”，卻“亦有跌至二折者，亦有跌至三、四折者”。但盛宣懷指示漢口分局跌價要有一個限度時說：“太古濫放水腳竟至一成，實屬不成事體。我局與怡和仍隨時會商，總以四成、三成五為率。如果一成即任太古全裝。好在船期不同，亦不能全無生意。”這是反映資本主義經濟規律之論。資本主義基本經濟規律就是追逐剩餘價值和盡可能高的利潤，“一成”一定要賠本，“賠本”生意是不可能長久的，而我“亦不能全無生意”，可以坐觀其敗。並可聯絡怡和利用怡、太間的矛盾以戰而勝之。
當然，盛宣懷等也意識到“怡和也不是好人”，與它聯合隻是暫時的，必須以鬥求和。果然，1891年怡和自恃實力強大，堅執長江航線要27分，比1890年議定的多3分，而天津航線31分卻絲毫不減。對怡和這種明顯欺人的行為，盛宣懷與人書雲：“分數彼要比去年冬議多三分，弟斷不能允，寧可虧本再鬥，決不能為大局失此體麵。”當時，招商局與怡、太主要交涉人員唐德熙、嚴瀠、陳猷也一致表示，“若不得江津七十七分（按指長江、天津兩航線相加的分數——引者注），決計不立合同，有此貼虧十二、三萬兩，並有怡和舊合同五萬兩，大可再鬥一年。”他們相信，隻要自己堅定不移，不作無原則遷就乞求，“料其必來遷就矣”。這個鬥爭方針是正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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