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可以說求是堂藝局的教育方針對頭，教學原則合理而實用，教育成效也頗為顯著。
首先，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輪船駕駛員。學生在1871年第一次出海練習的基礎上，1873年3月，由教習洋員德勒塞率藝局學生駕船南行，先到廈門，經香港、新加坡、檳榔嶼而後於7月間回到福州。在4個月的航行中，除停靠碼頭外，實際在洋麵的時間為75天。航程是複雜的、艱辛的。誠如沈葆楨所說：“海天蕩漾，有數日不見遠山者，有島嶼縈迴，沙線交錯，駛船曲折而進者。”去時主要由教習躬督駕駛，令藝童們逐段謄注日記，量習日度、星度，“按圖體認，期於精熟。”歸時則“各童自行輪班駕駛，教習將其日記仔細勘對。”教習對藝童的操作考核是很認真的，尤其是當“颭颶大作，巨浪如山，顛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鎮日如何，以分其優劣。”結果，“其駕駛心細膽大者，則粵童張成、呂翰為之冠；其精於算法量天尺之學者，則閩童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為之冠。”於是，張成、呂翰被拔為“海東雲”、“長勝”兩輪管駕，使“獨當一麵，以觀後效”，並隨“保堪勝駕駛者已十餘人”任管駕。從此，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輪船駕駛員。早在1870年沈葆楨就上奏說：臣“自蒙簡任總理船政以來，即廣為採用，通輪機者派令管輪，熟駕駛者委以管駕。人才以搜羅而疊出，從事由鼓勵而漸興。”閩省各輪逐漸由華人管輪，到1873年最後一艘“長勝”號由洋員駕駛者也改由華人駕駛。從此輪船駕駛無一洋人了。
駕駛專業成績顯著，造船專業亦莫不然。從1873年起，船政局“逐廠考校，挑出中國工匠藝徒之精熟技藝、通曉圖說者為正匠頭，次者為副匠頭，洋師付與全圖，即不復入廠，一任中國匠頭督率中國匠徒放手自造，並令前學堂之學生、繪事院之畫童分廠監之。
數月以來，驗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做到了“管輪學生凡新造之輪船機器皆所經手合攏，分派各輪管車者已十四名。”這樣，製造也取得了明效。
駕駛、製造均能在僅僅五六年間取得上述成績，在一無所有的當時，不能不認為是一個奇蹟。左宗棠高興他說：“今船局藝堂既有明效，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
前後學堂不是每年招生的，而是2年或3年招生一次，到80年代後期共招9屆，隨後即停止招生。
綜上所述，洋務教育是從學習外國語言文字開其端，隨著近代工業的產生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需求而逐漸及於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領域，其中比較係統的招生培養工科技術人才的，當首推左宗棠所辦的求是堂藝局。可見洋務教育，是隨著洋務事業的開創和發展而發展的。
第八章 洋務路線的改善及戰略性轉變
第八章 洋務路線的改善及戰略性轉變
一、列強從加強經濟侵略到新的武裝入侵
一、列強從加強經濟侵略到新的武裝入侵
所謂洋務運動路線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清政府由鎮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為抵禦外侮為主，由舉辦和發展軍用工業以求強為主轉變為舉辦和發展民用工業以致富為主。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略性轉變，固然是體現了洋務運動本身發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強經濟文化侵略，並由“中外和好”變為軍事上武裝入侵的客觀形勢所作的反映。這種“反映”是一個進步。
首先敘述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加強經濟侵略簡況。自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後，侵略者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他們為了將中國人民革命運動鎮壓下去，暫時放鬆了武裝入侵，而根據天津、北京兩個條約所給予的特權，利用所謂“和好”之機，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等方麵進行肆無忌憚的侵略，而特別是加強經濟侵略。眾所周知，鴉片戰後中英於1843年訂立的第一個協定稅則，進口貨物稅率比之戰前降低了58％至79％之間，1858年《天津條約》所定的稅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間；1842年的《南京條約》及其附約並無值百抽五的明文規定，而《天津條約》不僅規定了進口稅不得超過5％，且作了修改稅則以10年為期的規定。實際執行情況，進口貨稅率均壓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約為2％—3％的水平方出口稅率則略高於5％。這就使60年代以後，廉價商品如海潮般的湧進，廉價原料亦較之以往更易於出口。據不完全統計，中外進出口貿易額，從40—50年代每年2000—3000萬（海關）兩，增為1864年的1.1億兩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則為每年2億至3億兩以上。在這些進出口貿易中，進口貨以消費資料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費資料占絕對多數，如1873年消費資料占進口總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費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產資料進口則不到10％。出口貨物主要是農畜產品和礦產原料等。這樣，從進出口貨物的比數可以看出，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推銷地和原料供給地。這標誌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社會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和小生產者階級兩極分化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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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輪船駕駛員。學生在1871年第一次出海練習的基礎上，1873年3月，由教習洋員德勒塞率藝局學生駕船南行，先到廈門，經香港、新加坡、檳榔嶼而後於7月間回到福州。在4個月的航行中，除停靠碼頭外，實際在洋麵的時間為75天。航程是複雜的、艱辛的。誠如沈葆楨所說：“海天蕩漾，有數日不見遠山者，有島嶼縈迴，沙線交錯，駛船曲折而進者。”去時主要由教習躬督駕駛，令藝童們逐段謄注日記，量習日度、星度，“按圖體認，期於精熟。”歸時則“各童自行輪班駕駛，教習將其日記仔細勘對。”教習對藝童的操作考核是很認真的，尤其是當“颭颶大作，巨浪如山，顛簸震撼之交，默察其手足之便利如何，神色之鎮日如何，以分其優劣。”結果，“其駕駛心細膽大者，則粵童張成、呂翰為之冠；其精於算法量天尺之學者，則閩童劉步蟾、林泰曾、蔣超英為之冠。”於是，張成、呂翰被拔為“海東雲”、“長勝”兩輪管駕，使“獨當一麵，以觀後效”，並隨“保堪勝駕駛者已十餘人”任管駕。從此，中國出現了第一批輪船駕駛員。早在1870年沈葆楨就上奏說：臣“自蒙簡任總理船政以來，即廣為採用，通輪機者派令管輪，熟駕駛者委以管駕。人才以搜羅而疊出，從事由鼓勵而漸興。”閩省各輪逐漸由華人管輪，到1873年最後一艘“長勝”號由洋員駕駛者也改由華人駕駛。從此輪船駕駛無一洋人了。
駕駛專業成績顯著，造船專業亦莫不然。從1873年起，船政局“逐廠考校，挑出中國工匠藝徒之精熟技藝、通曉圖說者為正匠頭，次者為副匠頭，洋師付與全圖，即不復入廠，一任中國匠頭督率中國匠徒放手自造，並令前學堂之學生、繪事院之畫童分廠監之。
數月以來，驗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做到了“管輪學生凡新造之輪船機器皆所經手合攏，分派各輪管車者已十四名。”這樣，製造也取得了明效。
駕駛、製造均能在僅僅五六年間取得上述成績，在一無所有的當時，不能不認為是一個奇蹟。左宗棠高興他說：“今船局藝堂既有明效，以中國聰明才力，兼收其長，不越十年，海上氣象一新，雅片之患可除，國恥足以振。”
前後學堂不是每年招生的，而是2年或3年招生一次，到80年代後期共招9屆，隨後即停止招生。
綜上所述，洋務教育是從學習外國語言文字開其端，隨著近代工業的產生對科學技術人才的需求而逐漸及於天文、算學等自然科學領域，其中比較係統的招生培養工科技術人才的，當首推左宗棠所辦的求是堂藝局。可見洋務教育，是隨著洋務事業的開創和發展而發展的。
第八章 洋務路線的改善及戰略性轉變
第八章 洋務路線的改善及戰略性轉變
一、列強從加強經濟侵略到新的武裝入侵
一、列強從加強經濟侵略到新的武裝入侵
所謂洋務運動路線的改善，主要是指19世紀70年代中期以後，清政府由鎮壓人民革命為主轉變為抵禦外侮為主，由舉辦和發展軍用工業以求強為主轉變為舉辦和發展民用工業以致富為主。這種政治路線的改善和戰略性轉變，固然是體現了洋務運動本身發展深入的必然性和必要性，也是對外國資本主義列強利用“中外和好”幌予加強經濟文化侵略，並由“中外和好”變為軍事上武裝入侵的客觀形勢所作的反映。這種“反映”是一個進步。
首先敘述資本主義列強對中國加強經濟侵略簡況。自1860年《北京條約》簽訂之後，侵略者達到了預期的目標，他們為了將中國人民革命運動鎮壓下去，暫時放鬆了武裝入侵，而根據天津、北京兩個條約所給予的特權，利用所謂“和好”之機，在政治、經濟乃至文化等方麵進行肆無忌憚的侵略，而特別是加強經濟侵略。眾所周知，鴉片戰後中英於1843年訂立的第一個協定稅則，進口貨物稅率比之戰前降低了58％至79％之間，1858年《天津條約》所定的稅率比1843年又降低了13％至65％之間；1842年的《南京條約》及其附約並無值百抽五的明文規定，而《天津條約》不僅規定了進口稅不得超過5％，且作了修改稅則以10年為期的規定。實際執行情況，進口貨稅率均壓低到值百抽五以下，約為2％—3％的水平方出口稅率則略高於5％。這就使60年代以後，廉價商品如海潮般的湧進，廉價原料亦較之以往更易於出口。據不完全統計，中外進出口貿易額，從40—50年代每年2000—3000萬（海關）兩，增為1864年的1.1億兩左右，70年代到90年代則為每年2億至3億兩以上。在這些進出口貿易中，進口貨以消費資料為主，其中又以直接消費資料占絕對多數，如1873年消費資料占進口總值91.9％，1893年占91.6％，直接消費品1873年占83.4％，1893年占78.6％。生產資料進口則不到10％。出口貨物主要是農畜產品和礦產原料等。這樣，從進出口貨物的比數可以看出，中國成為世界資本主義商品推銷地和原料供給地。這標誌了中國的半殖民地的地位，也在某種程度上表明了中國社會封建自然經濟瓦解和小生產者階級兩極分化的加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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